难忘的会晤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难忘的会晤
荒煤
在上海短暂停留的几天里，我几乎已经成为习惯，只要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呆一会，我就一定要打开窗子向浦东眺望，希望再次看到浦东大桥那高耸入云的铜柱结构的巍峨身影。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４日，星期天，我告诉李小林，约好去看她父亲巴老。有几年没有看到巴金老人了。眼前不断闪现出４０年来的许多往事。
全国解放后，我第一次到上海，是１９５０年的夏天。巴老请我到“红房子”西餐厅吃饭，陪客就一个靳以。阔别十多年，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又在上海重逢，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也记不起来谈了些什么。可是快离开的时候，靳以突然问到：
“荒煤，你还能不能写点小说？”
我愣了一下，接着好像不好意思地嘟哝了一句：
“我倒还是想写一点”……
回到武汉不久，我就接到巴老寄来的一大包书和一封信。巴老说，他在清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一些存物中，在一个口袋里发现有我的一些书，是精装本《死魂灵》、《贵族之家》、《狂人日记》、《前夜》等等。打开扉页，确有我当时的签名，是个“梅”字。我也不知道巴老什么时候知道这是我的签名。
巴老在信上说，他还发现有一部分我的手稿，他就直接寄到北京图书馆保存去了。他估计我的工作很忙，恐怕没有时间搞创作。但他仍然希望我能抽空写一点。
这一天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看了这些书和巴老的信，我为巴老这真诚的关怀而感动。
１９７８年春天，我又回到了北京，终于还是提起笔来写了些散文，而且还得到巴老的鼓励。
１９８２年４月，我写了一篇祝贺巴老获得意大利但丁奖的散文“心灵中仍燃烧着希望之火”，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寄给了巴老。巴老当时好像还在病院里给我回了信。
我为巴老的谦虚的精神而感动，也激发了我。我主要的精力虽然还放在行政工作和评论工作方面，但还是写了几十万字抒发真情实感的散文。
还有一件事也令我难忘：
１９８３年冬我因病住院。不知为什么，梦多得可怕。我断断续续写了篇《梦之歌》。后来文学研究所严平同志把它寄给小林了。小林写信告诉严平，她把稿子拿到华东医院念给病床上的巴老听了，巴老就决定让《收获》发表，还笑道：
“荒煤到底还是个文人，还是多写点东西吧……”
这仅仅是我个人一点片断的零星的回忆，然而却证明一点，巴老不仅自己勤奋一生，为中国人民的文学事业的发展，用自己作品、大量译作开拓道路，奠定基础，还满怀热情地关注一代文学新人的成长，这正是我们老一辈——鲁迅、茅盾、夏衍、巴老的一种共同的高贵的品德，实在是我们后代人应该认真学习的。
又见到巴老了。我紧紧握着巴老的手，仔细观察他的面容。他那满头的白发更白了，但我发现他那微笑的脸容，却隐隐泛起一阵红光，气色很好，比我想象的更加健康！
谈话之间，我发现巴老的听觉比我好，他的记忆力也不错，他说我在去年庆祝他８５寿辰时发来两份电报，但内容都是一样的。我却记不起来是怎么回事了。很可能是托文学所的同志发了之后，我自己又去发了一封。
不一会，巴老站起来，让他侄女李国煣扶着他去书房。我有些耳聋，没听见他讲什么。小林告诉我，巴老很高兴，要去找书送给我们。
我又有一个发现，巴老居然不要人扶他，也没有拄拐棍，还自己单独走了好几步。
巴老自己去挑了两套《巴金译文选集》回来。他坐在桌前，用那仍然有些微微颤抖的手，慢慢地似乎很用力地在《草原的故事及其他》高尔基短篇小说集上签名赠书给我和同去的张瑞芳等同志。我看到他一笔一笔地写下几个字，似乎很吃力，不禁想到他花了八年的时间，就是用这颤抖的手写下了那部几十万字的《随想录》。他那么严格剖析自己，要把真心掏给读者，讲真话，总结“人类历史的奇迹”的悲惨教训，在他沉重的心灵上浸透了多少血和泪啊！
我默默地捧过这套丛书，觉得沉甸甸的，真不知道该讲什么好！
时间过得真快，在欢乐声中不知不觉地就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告别了巴老。他执意把我们送到客厅门口，还站在花园里和我们合影留念。连日来上午常常弥漫在天空的大雾消失了，接近中午的阳光似乎格外温暖和灿烂，照耀在巴老的白发上，像镀上了一片闪亮的银光。
３０年代，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上海可以说是全国新文化蓬勃发展的中心。因为有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和广大的爱国主义、民主运动的文化界人士结成了一个广泛而坚强的战斗联盟——党与非党的战斗联盟，建立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大军，推动了历史前进；不仅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也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光辉的贡献，立下不朽的功勋。今天，我们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革命年代的这个战斗联盟的优良传统应该怎样更好地加以发扬呢？它一直萦回在我的脑海里！
最后，我愿再重复一次我给巴老的８５寿辰的贺电：“您毕生的创作是心灵的火花，因为您对年轻的一代始终充满真诚的热爱，对祖国和人民永远燃烧着希望之火。敬祝巴老８５寿辰并祝健康长寿！”
但愿真诚的作家都永远保持这种心灵的青春，永不熄灭的希望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