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的文化现象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渴望》的文化现象
曾凡
从观众的角度来说，《渴望》的艺术手法不算新奇；它的情节也不够曲折，人物的情感冲突、观念冲突比起有些作品来还不算强烈，许多悬念和矛盾还看得出人为的痕迹。但《渴望》毕竟赢得了观众，形成了十分瞩目的“《渴望》现象”。
导致《渴望》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编导者从家长里短、人情世故中着力发掘的浸透着传统色彩的、大众化的价值观、人生观。生活化的情节内容和表演风格只是为观众提供了接受的心理前提，而观众实际接受和愿意接受的，却是体现在慧芳、大成、刘大妈、王子涛这些人物言行中的道德情感、伦理观念和价值尺度。作为生活中的个人，剧中人的言行并非都是高尚的、伟大的。但是，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剧中人所遵循的和体现的却正是中国绝大多数人在生活中所追求和信仰的。譬如刘慧芳的善良、刘大妈的母爱、宋大成的大度热诚、王子涛的端正仁爱，甚至亚茹的清高上进、燕子的率直天真等等，都是中国民间价值观的基本成分。这些表现在个人身上的品质特点和价值倾向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系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心、帮助、同情与理解的善良情感，就是渴望和睦、安宁、幸福生活的世俗愿望，就是仁义、信义、义气、刚直、良心、忍耐、善良等伦理价值。这样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尺度是每个中国老百姓都能理解和接受的，是人们生活经验和人生信念的浓缩。从这个角度来看，观众从作品中看到的不是剧作家的教诲，而是社会对自己所信奉的人生价值的承认。作品提供给观众的，主要的并不是意识形态性的价值判断，而是情感的沟通，即建立在日常生活经验基础上的价值认同。
从直观的表面现象来看，《渴望》歌颂了中国人民真善美的品德，表达了人民渴望真诚和理解，向往幸福生活的朴实愿望，所以受到欢迎是理所当然的。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我认为《渴望》事实上是起到了一种重建价值观或者说重构文化精神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涌入了大量的西方文化观念，中国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以至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后确立的革命人生观都受到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冲击。而电视剧《渴望》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通过对普通人身上美好品质的赞颂，通过对蕴涵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价值观的发掘，不自觉地承担起了重建统一的文化价值观、重建社会的精神信仰的时代重任。《渴望》所展示的善良的人格、美好的情操，它所追求的“一息尚存，就别说找不到；希望还在，明天会好”的乐观坚韧的人生态度，恰好鼓起了观众理想的翅膀，使观众在秩序紊乱的世界中寻找到了渴望已久的精神依托。《渴望》这部作品本身的文化价值，不在于它所提供的价值理想、道德规范等等是否新鲜，不在于它是否真的实现了价值观的重组、重构，而在于它满足了广大观众对于一种统一的价值观的迫切需要，在于它实际上提出了重建价值观的文化课题。
这里，还涉及到另一问题，即社会对重建价值观的内在需求。在不同的社会里，价值观总是一种文化得以延续的核心因素。因此，不论是否自觉，重建价值观必须从寻找传统文化的精华开始。对于传统文化精华的发现只能从民间的、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着眼，只能从刘慧芳、刘大妈等这样一些平民身上去寻找。而当我们的视线投向大众的日常生活时又会发现，刘慧芳、宋大成、王子涛式的人物其实一直都生活在我们身边。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因此，社会暨时代的迫切需要一经与创作人员的主观努力相接触，便产生了我们看到的“《渴望》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