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徐帅二三事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回忆徐帅二三事
高厚良　陈明义　王政柱
帅星陨落，风范永存。敬爱的徐向前元帅与我们永别了。我们沉痛地哀悼他，深切地怀念他。我们是在徐帅身边工作、战斗、成长的“小参谋”、老战士。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战斗岁月里，徐帅事事、处处以革命利益为重，讲团结，顾大局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一直深深地铭记在我们心中，成为鞭策鼓舞我们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不断前进的动力。
团结出智慧，团结出战斗力。徐帅经常教育我们，一事当前，要以团结为重、大局为重，有时为了全局的利益，需要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应当在所不辞。他要求别人做到，自己首先身体力行，作出表率。１９２９年６月，徐帅从上海中央军委来到鄂豫边区，名义上是红三十一师副师长，实际上是以副代正，负责全师的领导工作。他十分珍惜领导班子的团结，对当地土生土长的干部——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政治部主任陈定侯等同志，十分尊重，并主动配合，密切联系群众，赢得了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在鄂豫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就是他们同心协力、真诚合作起草的。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反三次“会剿”的经验，提出了红军的四大任务和游击战术的七条原则，成为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与壮大红军的重要军事文献。１９３０年４月，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徐帅领导的红三十一师，是参加黄麻起义的老部队，兵员多，骨干力量强，武器装备好，编为红一师。为了加强部队团结，全面提高战斗力，他积极支持许继慎军长提出的混编方案，主动从红一师抽调干部、武器装备和战斗骨干，分别加强红二、三师，使红一军三个师统一了思想，统一了作风，统一了纪律，统一了制度，统一了指挥。
长征中，徐帅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讲团结，顾大局，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１９３５年５月下旬，为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茂县开会，确定由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同志率领八十八师及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徐帅根据西征转战的经验，特别提议抽调一批炊事人员，带上粮食、盐巴和炊具，会师后立即补充红一方面军，首先解决吃饭问题。与此同时，各部队进行深入动员，发动群众，写标语、演节目、打草鞋、织毛衣，准备热烈欢迎红一方面军。６月１２日，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达维会师后，他又连夜代表四方面军领导人，给中央写报告详细汇报川西北的地形、敌情及敌我态势，建议“西征红军万里跋涉，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请西征红军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并表示：“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十万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徐帅想得周到细致，随报告还附上两份地图。两军会师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亲自参加联欢会并讲话。据当时《红星报》报道的不完全统计数字，红四方面军送给红一方面军的慰劳品有衣服（包括毛衣、皮衣及大衣）１４００余件，草鞋５０００余双，鞋子３４２双，毛巾５７６条，袜子２５００余双，还有毯子、鞋垫等物。此后，徐帅从朱德总司令处得知红一方面军干部多，兵员少的情况后，他说服张国焘，主动提出从红四方面军抽调兵员补充红一方面军，从红一方面军抽调军政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建议，经中央批准，红四方面军共抽调３８００人补充给一、三军团。从红一方面军抽调军政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的有陈伯钧、李聚奎、张宗逊、刘志坚、郭天民等同志，对加强红四方面军的各级司令部工作和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９月１０日早晨，党中央率一、三军北上后，徐帅刚起床，就听说找不到叶剑英参谋长了，右路军指挥部的一份地图也不见了，徐帅和陈昌浩同志都大吃一惊。这时何畏从红军大学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同志回答：没有下命令，赶快让他们回来。紧接着，有位同志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同志拿着电话问徐帅：怎么办？徐帅斩钉截铁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徐帅在关键时刻顾全大局，为维护我党我军的团结，作出了特殊贡献。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率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朱德总司令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经常与张国焘进行原则性的争论。徐帅对朱总司令很敬重，每次战役、战斗，他都是直接向朱总司令请示汇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徐帅同朱总司令互相信赖，互相支持，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徐帅的带动和影响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都很尊重朱总司令，第二次北上过草地时，三十军八十九师师长汪乃贵同志特意选了４匹好马送给了朱总司令。在当时物资条件匮乏的情况下，徐帅经常向经理部的同志交待，要千方百计照顾好朱总司令的生活和健康。关于随张国焘南下，徐帅考虑到红四方面军搞起来不容易，最好不要分开，所以，就南下了。准备继续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说服张国焘一起北上。但是，在后来的谈话、回忆录中，他都是严于责己，作自我批评。我们记得，１９８６年６月１８日，在一次纪念红军长征五十周年的座谈会上，徐帅语重心长地说：“南下错误方针的贯彻，主要是张国焘，其次是陈昌浩和我，军级干部以下的都没有责任。”使我们和在座的将军们，再一次受到深刻教育。
环境越是艰苦，越要讲团结，顾大局。在甘孜地区迎接红二、六军团的活动中，徐帅为我们作出了表率。１９３６年４月，红二、六军团进到云南西北地区过金沙江北进时，红四方面军迎接二、六军团的活动，就在徐帅领导下展开了。首先是政治动员，他亲自在干部会上动员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其次是军事准备，徐帅指挥三十二军和四军一部，由道孚南下，先后攻占东、西俄洛和雅江，保证了二、六军团北进甘孜的侧翼安全。第三是物资准备，徐帅指派王维舟同志率领部队到东嘎寺、朱倭和绒坝岔等地，筹集粮食和盐巴，迎接二、六军团。徐帅特别交待：宁愿自己部队少吃粮，饿肚子，也要保证留一部分给二、六军团。后来，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在工作报告中写道：“看见了四方面军的整齐严肃与其阶级友爱的热情，使我们感到无限的兴奋。”在“党、军、政机关努力下，筹集了大批粮食供给我们，并有当地政府慰劳了一些牛羊。给养上比前得到了改善。”
讲团结，顾大局，徐帅无私无畏，带领红四方面军由几百人的游击队，发展成为拥有８万人的强大红军，１０年歼敌３０余万人，创建了鄂豫皖和川陕两革命根据地，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和红军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