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大姐” [复制链接]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法官风貌

　　“法官大姐”
本报记者 傅旭
十五六岁，如梦的年华，谁知那美好的梦却过早地破碎了——因犯罪站到了审判台前。他们的眼神有着这个年龄的孩子不该有的惶惑、冷漠、懊悔、沮丧……也有着这个年龄孩子共有的幼稚和天真。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些孩子。”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女法官张红燕说到这里笑了：“这些少年犯，我们总习惯叫他们孩子。有不少看着才那么点儿，小蹦豆子似的，坐在那儿直哭，可他们确实犯罪了。打开案卷看到他们干的事，觉得可气，但一见到他们，又觉得可惜。”
张红燕今年３６岁，从事这项工作已经两年多。
“我院于１９８８年成立少年法庭。根据少年犯的特点，院里对本庭法官的要求是：工作细致、有耐心、能吃苦，我是女的，又是孩子妈，就被选上了。”
但真正干起工作来，却远非她说的那么轻松。少年犯是一个特殊群体，既要使他们认识到所犯的罪行、对社会的危害，又要重在教育、感化、挽救，重新塑造一个个灵魂。
她当然首先是一个法官。为量刑准确，事先要做大量的调查工作。在认真阅卷的基础上，她找原、被告谈话，到被告人的家庭、所在居委会、派出所、学校或所在单位了解他们的行为表现和思想状况，以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有时还要不厌其烦地做原、被告双方的工作。
被告刘某，犯罪时１７岁，因一盒烟引起斗殴，将对方扎死。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９年，赔偿对方人民币６０００元。双方对判决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案子摆到了张红燕面前。经过认真审理，她认为刘某的行为应认定是防卫过当，刘某又属未成年人，案发后能投案自首，一审量刑失重，但原告一方却要求赔偿１０万元，还要被告偿命。双方僵持不下，情绪对立。而且两家住处又近，矛盾随时可能激化。张红燕找有关单位及证人调查，和当事人多次谈话，讲法律，摆道理，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使这一僵持了近两年的案子得到圆满解决。
当然，感受最深的还是那些少年犯。张红燕三番五次找他们谈话，从她那大姐姐对小弟弟般的规劝中，从她那母亲般的温情里，他们懂得了法律知识，明白了社会责任，也深恨自己的过去；宣判，并没有给她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划上一个句号，对服刑的，她定期回访，询问他们的生活、学习情况，给他们以鼓励；对宣告缓刑的，她协同其所在单位或学校组成帮教小组，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对刑满即将回到社会上去的，她既提出希望，也讲明社会上的客观现实，让他们有一定的思想准备；有些家长经与张红燕谈话也改变了一些错误的做法，有的抛弃了“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旧观念，有的不再以错误的处世哲学教育子女。这一切赢得了孩子们的信赖。
３年多来，张红燕和她的同事们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２００余件，共３７０多人。经过回访了解，没有一人再犯罪，其中表现好的占绝大多数，有的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有的获了奖，还有的考上了大学。
张红燕也因工作出色，多次当选为院先进工作者，廉政建设先进个人，并立三等功一次。今年她还被评为北京市第二届关心未成年人保护优秀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