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文艺和理想的追求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社会主义文艺性质和特征笔谈

　　社会主义文艺和理想的追求
李准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文艺要真实地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要用革命理想的光辉照亮历史和现实，用革命的理想和道德去感染人、鼓舞人。文艺恢复革命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是为了把理想的追求更好地植根在现实的土壤中，把深刻反映现实和革命理想的照耀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文艺用革命理想与道德潜移默化地感染人鼓舞人的作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上帝创造宇宙的那几日中，他所创造的头一件东西就是感官的光明，他所创造的末一件东西就是理智的光明。”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这样概括《圣经·创世纪》的有关内容，其实是借以对人和社会的诞生进程作出了一个形象而又科学的论断。是的，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因为人的感觉和动物的感觉有着本质的差别，而且因为人有着比感觉更高的理智，并有着对理想的追求。一部人类发展史也就是人们不断地追求理想并在理想鼓舞下前进的历史。文艺作为社会生活的能动的审美的反映，理应把反映人们对理想的追求作为重要课题。莎士比亚说，艺术家要用理想的“火炬”去“普照世界”；鲁迅说，文艺要成为“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真实地表现理想的追求，用美好理想给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以鼓舞，是中外历史上文艺发展最可宝贵的优秀传统之一。
社会主义运动的发生发展是人类发展史上一次壮丽的日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理想的出现是人类的理想追求的一次划时代的飞跃。社会主义文艺作为社会主义实践所产生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作家艺术家对社会生活所作的能动的审美的反映，这种根本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坚持现实与理想相结合的原则，不但要真实地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而且要用革命理想的光辉照亮历史和现实，用革命的理想和道德去感染人、鼓舞人。与历史上其他进步文艺的理想追求相比，社会主义文艺的这种理想追求有两个显著的新特征：其一，它不是对一般的进步理想的追求，而是对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各种进步理想的超越，是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即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的社会主义理想来照亮历史与现实。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主义文艺至少应当引起对“资产阶级世界”的“永世长存的怀疑”。列宁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文艺要用社会主义的革命理想“唤醒落后的人们的觉悟”。在我国，诸如茅盾在１９２５年就提出新文学要表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高贵的理想”，周扬１９５３年强调革命文艺要有“共产主义思想照耀”，毛泽东１９５８年概括地总结说我们的文艺要实行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都是对社会主义文艺这一重要特征的确认与强调。其二，社会主义文艺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充满着坚定信心和对未来的乐观主义。它不像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表现的那样，在对光明与新生的追求中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和痛苦（“红日升空了！——可惜耀目难当／双睛刺痛，我只好转向另外一方”），也不像海涅那样一方面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而高兴，另一方面却又怕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会拿他的诗集去包牛油；而是如弗·梅林所说，“满怀希望看到了未来”，充满着无产阶级的“乐观主义”，如周扬多次强调的，“更多地在人民身上看到新的光明”，“充满着对祖国建设和人类解放的无限信心与乐观主义”。“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从《国际歌》到高尔基的《母亲》到社会主义文艺在许多国家的发展，从左联时期的优秀作品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的大批革命文艺新作到新中国建立头十七年社会主义文艺在全国范围的繁荣，国内外社会主义文艺的萌芽、形成和发展一直贯穿着对革命理想的积极追求。一曲《国际歌》，激励了多少无产阶级战士义无返顾地去冲锋陷阵、慷慨赴死！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鼓舞了多少热血青年满怀信心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部《上甘岭》，在进行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方面引起了多么巨大的反响！一篇《雷锋之歌》，对广大群众思考、追求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产生了多么广泛的心理效应！不管是反映现实还是表现历史，不管是歌颂光明还是揭露黑暗，不管是写正剧、喜剧还是写悲剧，每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都闪耀着革命理想的光彩，有着来自革命理想和道德的感染、鼓舞力量。因此，不论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还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后，社会主义文艺都能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与热爱，帮助人们推动社会主义实践的前进。如果根本没有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那就不能成其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不能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正如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经曲折一样，社会主义文艺也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新中国初建，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人们在对社会主义理想的理解和追求上，热情中有天真，乐观中有幼稚。从５０年代后期开始受“左”的思想影响，文艺创作在表现革命理想上出现了某些简单化的做法。到“文革”中，更是是非颠倒，表现革命理想变成了搞“假大空”。动乱结束，拨乱反正，纠正在表现革命理想上的简单化做法，批判“假大空”，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文艺要放弃革命理想的追求，更不意味着凡理想都是脱离现实的东西。理想和现实的关系，本来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黑格尔曾写道：“真正讲来，理想性并不是在实在性之外或在实在性之旁的某种东西，反之理想性的本质即显然在于作为实在性的真理。这就是说，若将实在性的潜在性加以明显发挥，即可证明实在性本身即是理想性。”（《小逻辑》中译本第２１２页）他的前提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但他对理想和现实的辩证关系的揭示则是深刻的。真正的理想，革命的理想，不是脱离现实的空想，而是把现实生活内在的发展趋势加以引申去预见未来，或者说是根据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所作出的对美好未来的预见与向往。现实是包含着理想的现实，理想是在现实中生成的理想。从这种意义上说，越能深入把握现实生活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也就越能产生并勇于追求远大的革命理想。恩格斯说得好：“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３卷第５２６——５２７页）所以，我们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在文艺创作上恢复革命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绝不是把革命理想本身也加以抛弃，恰恰相反，是为了把理想的追求更好地植根在现实的土壤中，把深刻反映现实和革命理想的照耀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因如此，邓小平同志在带领全党重新确立和发展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同时，又代表中央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发出明确号召：“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表现四化建设创业者的“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邓小平论文艺》第６页）。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理想特征的进一步确认和阐发。十多年来，正是沿着中央指出的正确方向，正是按照社会主义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许许多多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大批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作品，诸如从《乔厂长上任记》、《花园街五号》、《新星》到《无极之路》和《骚动之秋》，从《人到中年》、《喜盈门》、《人生》到《铁人》和《有这样一个民警》，从《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到《心中只有国门》和《天边有一簇圣火》，都努力透过现象把握历史发展趋势，面对困难看到美好的未来，从平凡中发现伟大，在暂时中追求永久，以各自不同的创作个性对真实地表现革命理想、更好地把现实和理想结合起来不断作出了新的尝试和开拓。也正是这样的许多作品不断地产生真正的轰动效应，最有力地起到了满足人们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激励人民群众更加精神振奋地投入四化和改革实践的作用，把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它们代表着新时期我国文艺发展的主潮，对它们在表现革命理想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应认真加以总结。
前几年文艺领域发生的严重思想混乱之一，就是在相当不小的范围内，在否定“社会主义文艺”这个提法本身的同时，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当代我国文艺的理想追求，特别是否定、反对对社会主义的革命理想的追求，把理想追求和文艺的现代性对立起来。有人宣布，由于现代性的“崛起”，理想的追求已经“终结”；有人声称，他对我国现实生活的态度是“我不相信”；有人提出，当代中国文艺发展要走西方现代派的路，要把表现自我失落、人的异化、人和社会的对立、对现实的冷漠和对未来的恐惧作为最高境界。在创作上，有些作品一味“跟着感觉走”，把当代我国人民群众身上实际存在的理想追求统统抹掉，去表现只知道追求眼前的感官满足、只剩下吃和性这两件事的“生命原生色”；“玩文学”的一些代表作，借作品主人公之口鼓吹反崇高、反理想、反价值、反道德，嘲弄国家、嘲弄民族、嘲弄现实、嘲弄未来，对人民群众心目中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加以嘲弄和践踏，极力描写只有流氓、罪犯才是生活得最“真实”的人；某些“中国现代主义”作品照搬西方现代派中的现代孤独感及人生无意义的世纪末情绪，把当代我国人与人的关系写成是“虎与虎”的关系，把我国整个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写成是扭曲人性、造成人的失落的，把未来写成是可怕的梦；还有某些“后现代主义”作品把性和死当作两大主题，并用所谓“审丑”（实际上是展丑）的描写代替了对各种美好事物包括美好未来的追求。凡此种种，虽然在艺术形式的探索上显示出作者的某种才华，在内容上也有某些局部的真实性和深刻之处，但从总体上说来是违背乃至歪曲当代我国社会生活的现实的，是和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包括理想追求南辕北辙的。实际上，不论是感官刺激至上的非理性主义、嘲弄一切而又自甘堕落的“现代嬉皮士”观念，还是以对整个现实与未来的恐惧与失望为内核的现代孤独感，作为社会思潮本来都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特别是较前两者要深刻的现代孤独感，更是现代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社会矛盾所结出的精神苦果。尽管许多西方现代派作品在反映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方面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价值，但贯穿其中的现代孤独感、自我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在价值导向和精神指向上则是消极的错误的。连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也不认为这是他们的精神优势。早在十多年前，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能把人送上月球，能把火箭发射到遥远的星球去……我们积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财富、技术知识和机械，但我们却不能使美国人民对国家大事有信心，团结一致，并具有共同的目标。”１９９０年７月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引用一位教授的话说，“一种似乎已经放弃理想主义，在一个不重视个人的、贪婪的、厉害人吃香的世界上日益崇尚‘现实’态度的社会环境正在使玩世不恭的趋向日甚一日”，并尖锐指出“美国各种弊端的实质是美国人对未来以及他们彼此间缺乏信心”。不顾社会制度的根本不同，把现代资本主义的这种精神苦果照搬过来，用这样的“现代意识”来取代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革命理想与道德的追求，描写我们的现实生活，在创作中不仅要陷入虚假和矫情，而且必然会把否定、批判的矛头直接间接地指向我国整个社会主义的现实；它不仅不能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与信心，鼓舞人们更加精神振奋地投入四化和改革实践，而且必然要散布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否定情绪，腐蚀人们的革命意志和理想，造成严重的精神滑坡。许多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必须认真清理这种思想混乱，才能从思想理论上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扫清道路，也才能为培养一代“四有”新人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自觉地维护作为社会主义文艺本质特征的理想追求，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文艺用革命理想与道德潜移默化地感染人鼓舞人的作用，在当前还有着格外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由于国际风云的变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正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我们靠什么去战胜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的攻势，靠什么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靠我们由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形成的强大精神优势。如邓小平同志所精辟地指出的那样：“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邓小平论文艺》第６７页）面临的挑战和考验越是严峻，我们就越是要积极发挥这种精神优势。在这决定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和前途的关键时期，只要是真正愿意和社会主义共命运的作家艺术家，都肩负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即应当在遵从人类文艺创造的共同规律的同时，努力增强社会主义的主体意识，更好地把握革命现实和革命理想相结合的创作原则，用革命理想的光辉照亮自己的题材，在创作中高扬起团结一致、自力更生、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主旋律，为振奋民族精神，为坚定人们追求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信念与行动作出应有的贡献。而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家艺术家坚持这样做下去，我国社会主义文艺自身的发展也必将被推进到一个更加美好的新阶段。马克思曾说过：“无产阶级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我们今天的时代和马克思当年所处的时代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但这句话中包含的普遍真理仍未过时：由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总趋势所决定，对于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对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来说，无论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有多少诗意，未来总是更美好更令人向往的。可以预见，正如新的挑战和考验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一样，在战胜这种挑战和经受住了这种考验之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文艺的更加美好的新发展新繁荣的到来同样是不可阻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