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我自己的路”①　１９２５年—１９３２年的宋庆龄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走我自己的路”①
　１９２５年—１９３２年的宋庆龄
宋庆龄基金会
那是１９２５年３月，故城北京，春寒料峭，冰雪未融。在东城铁狮子胡同一所宽敞的宅院里，悲痛正袭击着宋庆龄。她那秀丽端庄的面庞显出憔悴和忧伤。在一间静谧的卧室里，她正在孙中山先生的病榻旁边，陪伴他度过革命生涯中最后的日子。
跟随孙中山致力于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是宋庆龄——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参加革命的开端，是她迈上光辉道路的起点。自１９１５年与孙中山结婚后的十年中，宋庆龄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的影响。她不仅是孙中山的学生、爱侣，也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和参谋。此时此刻，宋庆龄一面精心护理孙中山，一面帮助他进行为筹备以人民为主体的国民会议，以挫败段祺瑞代表军阀利益的“善后会议”的斗争。想起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国共合作已经形成，北伐工作正在准备，而孙中山突然病危，她忧心如焚。
３月１２日，一颗时代的巨星陨落了。在持续不断的“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声声呼唤中，孙中山带着对国事的眷念和对宋庆龄的深情，离别了人世。前一天，在他弥留之际，宋庆龄强忍着悲痛的泪水，双手托着孙中山颤抖的手腕，在他立下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遗嘱上签署自己的名字。这托着的手，该有多沉重啊！遗言要求所有革命者务须实现他的三民主义和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同时立下了家事遗嘱：“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宋庆龄从此失去了敬爱的导师、亲密的同志和爱侣。但是孙中山开创的辛亥革命的伟大业绩；他的革命的政治纲领；他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他勇于革新和不谋私利的高尚品德，抚慰并激励着宋庆龄。她从悲痛中站了起来，思索着更为深远的问题：这个时候，“帝国主义力量正不可一世，欧洲列强处心积虑要瓜分我国领土，近邻日本的军国主义也不断威胁着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存。国家被军阀们分割成几部分……四分五裂的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肆意争夺的猎物。”②在北京十多万市民为孙中山送葬的行列中，宋庆龄没有哭泣，没有流泪，而是更加沉着、坚强。“我会继承他遗志的。”③这是她内心深处的誓言。
往事萦绕在心头……宋庆龄的成长是和她从小在家庭中受到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分不开的。她的家庭虽然很富有，但她的父亲是个深受民族苦难、流落海外拚搏谋生、回国后逐渐发迹的爱国资本家，很早就追随孙中山从事旨在推翻清王朝封建帝制的革命活动。她的母亲出身名门，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个家庭却与孙中山的秘密革命活动紧密关连。在幼小的宋庆龄的心灵里孙中山是个民族英雄。１９０７年夏，宋庆龄１４岁时，被父亲送往美国新泽西州波特温学校读书。一年后就进了梅肯市古老而闻名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在美国六年的学习生活中，宋庆龄遵循父亲的教诲：学成回来为祖国的进步效力。她怀有远大抱负，立志使贫穷落后的中国强盛起来；她关心着大洋彼岸孙中山领导的、父亲所追随的革命事业；她最喜欢父亲来信告知她这方面的情况。学校里的同学和老师们对她刻苦、认真的学习精神和优良成绩，印象极为深刻。她不仅钻研文学专业，还阅读了大量哲学、历史等方面的书籍，知识的广博积累，使她对世界和祖国前途的发展，见解逐步加深而富有哲理。那时，她不到２０岁，就被誉为学校里才华出众的“雄辩家”。她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其中《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欢庆辛亥革命的胜利，讴歌“四万万人民从极端君主制奴役下解放出来”。１９１３年夏，宋庆龄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后，怀着报效祖国的愿望，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中来。那时，孙中山正流亡日本。宋庆龄接替了即将结婚的姐姐宋蔼龄的工作，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帮助处理国内外的机密书信和其它纷繁的工作。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５日在日本东京同孙中山结婚。婚后生活和谐幸福；除紧张的工作外，他们读书、讨论问题、接待朋友……按宋庆龄的话说：“那是我当学徒的日子”。④
宋庆龄和孙中山结婚后的十年生活，是奋力拚搏、生死与共的十年，也是她实践民主主义革命的十年。１９１４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后又秘密回国，领导发动武装起义。宋庆龄给了他支持和鼓励。１９１８年春，孙中山在广州为军阀所迫，愤然辞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职位，第一次护法运动宣告失败。宋庆龄陪同他回上海，协助他著书立说。在这期间孙中山写成名著《建国方略》和其它文章。１９２１年孙中山重返广州，重新组织“护法”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出兵西征，统一两广并准备北伐，宋庆龄和她的挚友何香凝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和“红十字会”支援前线。翌年６月，陈炯明阴谋叛变，以重兵包围并炮轰总统府和孙中山、宋庆龄的住所观音山上的越秀楼。宋庆龄以“中国可以没有我，而不可以没有你”的赤诚之言，劝促和掩护孙中山先行脱险。她自己则在卫士们掩护下，正面突破火线，脱离险境，她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导致流产。孙中山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并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开始认识到必须以俄为师，走列宁的道路；走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领导国民革命的道路。他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增加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１９２４年，在孙中山领导下，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在孙中山实现由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过程中，宋庆龄给以尽心竭力的拥护和支持，自己的思想也进入了更加坚定不移地实行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阶段。她不仅忠实于孙中山的思想，同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何香凝等患难与共，而且还在陪同孙中山同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张太雷等人以及苏联派来的代表越飞、马林、鲍罗廷等人接触过程中，受到他们思想的影响。她在回忆中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⑤在上海，李大钊和孙中山的一次会见中，讨论建国种种问题约数小时，“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宋庆龄参与种种政治活动，她的眼界开阔了，思路更广了，她感受到力量的源泉，希望的曙光。
自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步入了独立战斗的革命生涯。两个多月后，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制造了震撼人寰的“五卅”惨案。在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运动中，她鲜明地提出了支持工人反帝斗争的政治主张，并同共产党人向警予等一起，支持成立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她沉着坚毅地迎接中国革命的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的斗争。
　　　　抉择
１９２７年春天的武汉。人们欢浸在大革命的热浪中，北伐战争于头年７月拉开序幕。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工农运动的中心武汉。宋庆龄作为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满怀豪情地投入了北伐的准备工作，并先行到达武汉。她为北伐军旨在统一祖国的军事胜利、工农运动的蓬勃高涨由衷地高兴。她始终没有忘记在１９２４年广东省第一次农民大会上，赤着脚，衣衫褴褛，背着箩筐的农民来参加会议的情景。她记得孙中山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如今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了，千千万万工农起来投入革命高潮，宋庆龄怎能不深受感动，奋起直追呢？她出席群众大会，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讲解政治形势；她支持革命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为了培养国民革命军的女干部，她和何香凝一起，开办妇女政治训练班，亲任主任，聘请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张太雷等任教员。她为国民革命军的伤员募集捐款，举办护士训练班……
但是，在她为革命高潮欣慰之时，她也感觉到国民党右派在暗中进行阴谋分裂的活动。自孙中山逝世之日起，这种分裂活动已日益猖獗。为此，她曾在１９２６年１月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勇敢地登上讲台，谴责国民党内反对革命的右派分子，呼吁国民党员要忠实执行孙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并对国民党改组后各方面的进步表示满意，对共产党员给予的帮助表示感激。她的原则立场，赢得了与会代表的普遍尊敬。正当武汉国民政府的工作深得群众欢迎之时，蒋介石却在南昌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加紧他们的篡权活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给蒋介石的制裁没有得到应有的效果，一场血雨腥风终于到来了。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宋庆龄气愤极了，一贯宽厚待人的她，对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决不宽容。
随着蒋介石在上海的叛变，汪精卫在武汉也实行了同样的叛变。宋庆龄的亲人——五个姐妹兄弟都程度不同地正式同蒋介石合作，异口同声地“劝”她：“回到她所属于的家庭，否则只好孤身一人。”在这事关国家前途的痛苦抉择面前，宋庆龄选择了人民。对于慈母的爱和同胞手足的情谊，在原则问题面前，宋庆龄大义凛然毫不犹豫地和他们分道扬镳。她家“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⑥虽然在武汉危难的日子里，她多么盼望有自己的亲人和她站在一起。大弟宋子文曾跟着革命走了一段路，但当他专程来武汉企图说服宋庆龄离开武汉政府，宋庆龄断然予以拒绝。她的名言：“是宋家为中国，不是中国为宋家。”⑦这是她爱国主义的又一例证。她对蒋介石７月１２日口蜜腹剑的来信，“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所有党务纷纠，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⑧等等不予理睬。蒋介石想借宋庆龄的威望为其所用，只是枉然。
７月１４日晚，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悍然在自己的寓所举行“分共”会议，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宋庆龄坚决反对，拒不参加会议，由当时任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代她发表意见，明确表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⑨在这次“分共”会议上，“重要中央委员中有三人不赞成分共。第一个是孙夫人”⑩还有两人是宋庆龄的挚友何香凝和陈友仁。
当秘密“分共”会议紧张进行时，宋庆龄在自己的寓所也紧张地起草自己的声明。第二天，武汉的大街上张贴出了孙夫人对时局的宣言——《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揭露并怒斥那些葬送轰轰烈烈大革命的蒋汪之流，把他们的叛变行径公诸于世，并宣布自己与国民党右派彻底决裂。声明说：工农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我们不能出卖群众……他们已对于我们寄以极大的信心。我们要永远矢忠于这种信心。”“现在，我认为我们背弃了孙中山领导群众和加强群众的政策。因此我只有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①①
宋庆龄的坚定立场，遭到了右派的忌恨。他们见软的不行，就暗地里制造流言蜚语，直至以武力相威胁，派警察搜查她的住宅。宋庆龄横眉冷对，沉着战斗。“尽管她温文尔雅几近于柔弱，却具有坚强的意志，不顾家庭和社会的层层压力，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她的朋友想劝她脱离汉口革命政府，甚至安排了一条日本船供她逃跑之用”，①②但她坚决拒绝了。她要在武汉革命政府最危难的时刻，和工农群众在一起，同反革命力量较量到底！
武汉刀光剑影，形势急转直下。共产党的组织被破坏，革命志士遭杀戮，邓演达化装出走，苏联顾问鲍罗廷被迫回国。宋庆龄不能再留下来，决定秘密离开。７月１７日，一艘小船，顺着呜咽奔流的长江东下，宋庆龄藏身于甲板之下，离开了曾经奋斗过的工农革命中心武汉，驶向上海，回到自己的故居。
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宋庆龄被选为周恩来等２５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中七人主席团的成员。①③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言》在南昌发表，由宋庆龄领衔包括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共２２人，痛斥蒋汪背叛革命的罪行。就这样，她毅然和蒋介石决裂，积极支持共产党人的斗争。
大革命的洪流磨练了宋庆龄，她的思想得到极大启示，在生死较量的斗争中，她再一次看到了帝国主义和新军阀们的互相勾结，右派集团的阴谋，独夫民贼的丑恶嘴脸。更重要的是她看到了工农力量的伟大。尽管乌云压顶，她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没有灰心，她说：“这一时期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对铸造未来，无疑将起作用”。①④“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①⑤她认为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她在晚年为《斯特朗在中国》一书作序时，回忆到１９２７年的往事，她写道：“当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遇到乌云恶浪的时候，我在武汉遇到了斯特朗……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乐观的，我们坚信，表面的混乱是暂时的，经过大革命锻炼和组织起来的工农革命力量，仍然坚强有力、朝气蓬勃，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斯特朗的热情和智慧，增强了我同邪恶作斗争的力量，更坚定了我为中国革命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的决心。”①⑥
　　　　流亡中的深思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以后的政治阴云，使宋庆龄的中外朋友都为她的安全担心。而宋庆龄所考虑的是她决不同蒋介石同流合污。为了寻求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她长途跋涉访问苏联。８月里的一个凌晨，她在女友雷娜·普罗美①⑦的陪伴下，悄悄地离开了上海，搭乘一艘苏联货船到海参崴，转乘横贯西伯利亚的列车去莫斯科。８月２２日，报刊上发表了她《赴莫斯科前的声明》，文中阐明了此行的目的是她要亲自到莫斯科去说明１９２４年冬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制定三大政策后的成效，目前国民党内虽有些人已投靠了反动势力，但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当宋庆龄一行到达莫斯科时，受到了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还有华侨代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许多学生在车站迎接。
莫斯科是当时中国许多革命者所向往的地方，宋庆龄以战斗的姿态在那里度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她一到那里，就通过通讯社、报刊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的政治声明，接着还向女工、青年等各界群众发表谈话。她一再表示自己是代表中国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前来向苏联人民致敬，感谢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她还介绍了中国的现状、剖析革命形势，揭露那些背叛孙中山的国民党冒牌领袖，并充满信心地指出中国的光明前景。她说：“在表面的混乱下，存在着一股根深蒂固的、坚强地组织起来，不可征服的革命力量，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宋庆龄的声音从莫斯科传到了世界各地，代表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人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
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使宋庆龄受到莫大的鼓舞。在那里，她会见了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她在鲍罗廷陪同下，和邓演达等去高加索访问；她被邀到红场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她结交了苏联朋友，访问了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同加里宁夫人促膝谈心，共度假日。她经常与当时也流亡在莫斯科的邓演达、陈友仁讨论问题，寻求复兴中国革命的道路。他们三人于１１月１日，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汪精卫，其实已经是“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此时，“她还希望能够和左派领导一起共同努力，挽国民党既倒之狂澜”，①⑧实现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宋庆龄在苏联期间的政治活动，使国内当局的一伙人恨之入骨，又卑鄙地使用造谣手法，从生活上对她进行人身攻击，妄图混淆视听，丑化宋庆龄的形象，削弱她的政治影响。宋庆龄虽很气愤，但决不为他们的阴谋转移斗争方向，仍以坚定的立场和磊落的胸怀面对邪恶势力。当年１２月，蒋介石政府又悍然挑起与苏联的矛盾，断然决定与苏联绝交。为此，又引发了一场与宋庆龄之间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蒋介石两次给宋庆龄电报，开始告宋决定与苏断交，宋庆龄回电斥责蒋介石的错误，称这是违反孙中山遗嘱的“无道义之自杀政策”，①⑨“应悬崖勒马，使国家免于陷入深渊”。蒋介石又给宋庆龄去电，诬蔑她在莫斯科停留和她的电报都是“在别人的迫使下行事”，要求宋庆龄回国“亲自陈述自己的意见”。宋庆龄毫不退却，坚决予以批驳，在复电中说：“我留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的抗议一样。”“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我和我国亿万劳苦大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必将战胜血腥的反动派。”②⑩气势轩昂的复电表明了她的坚定立场。
在莫斯科期间，宋庆龄还为她的妹妹宋美龄在上海与蒋介石举行婚礼一事感到气恼。她对妹妹爱之越深，惋惜之情也就越重。加以那时陪同她来莫斯科的好友雷娜·普罗美又突然病逝，宋庆龄感到极大的悲痛。她的健康受到损害。当时正值苏联开展反对布哈林·托洛斯基的斗争，政治形势比较复杂。战友邓演达与共产国际意见相左，已悄然离开苏联，于是她也决定迁往柏林居住。
在柏林近两年时间里，除因孙中山灵柩移葬南京回国五个月外，她深居简出，埋头读书，生活简朴，“日常惟至各图书馆读书为遣，沉湎于书籍之中。”②①经常来看望她的有邓演达，他们一起研讨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和中国革命问题。她敬重邓演达“对于历史、经济、哲学等学科全有渊博的知解及明锐的识断”，和“置死生于度外”，“坚定忠实，绝不妥协”②②的高尚德行。看望她的还有德国劳动妇女的著名领袖蔡特金和法国共产党领袖多列士。当时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前夕，德国大批工人失业，经济萧条，她进一步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端，这些在她求学美国期间已有过切身的体会。“她牢记着东方人在美国受歧视、黑人受屈辱的生活……她认为这与外国人耀武扬威，在中国人的土地上看不起中国人是一致的。”②③
１９２９年４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把停放在北京香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柩移葬南京中山陵。之前，蒋介石向宋庆龄发出邀请的电报，并在３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大”上，把宋庆龄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以便使宋庆龄与国民党政权联系在一起。但宋庆龄早有防范，她在回国前发表了公开声明，宣布她只是为参加孙中山的迁葬大典，与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本人没有任何关系。迁葬仪式结束后，她拒绝与南京政府的任何合作，回到了上海自己的寓所。８月１日，正逢国际反战日，她在自己的行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以给柏林反帝大同盟发电报的形式，谴责南京政府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的事实。这使南京政府十分难堪，他们又进一步采取措施，连续派人来“游说”。戴季陶夫妇就充当了这个角色。戴季陶胡说宋庆龄发出上述电报是“丢政府和民族的脸”，“应该遵守党的纪律”，“与我们合作才是你的义务”。②④宋庆龄以她雄辩的口才和辛辣的讽刺面斥戴季陶，使得他恼羞不已，无言以对。这次著名的对话，宋庆龄很快全文追记并发表在燕京大学出版的《明日之中国》的刊物上。它像一把利刃，刺痛了反动派的心。这是宋庆龄坚定不移的又一个例证。在这种政治上极为窒息的处境下，她再次出国，重返柏林。
在侨居国外的日子里，宋庆龄还积极从事国际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的工作。１９２７年１２月，她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上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发表了十分重要的书面讲话，“这样使中国革命成为全世界的一件大事”。②⑤次年１２月，国际反帝同盟在柏林开会，她正好在柏林，由于中共党内的“左倾”统治，她未被邀请出席会议。１９２９年８月，她再次当选为该同盟的大会名誉主席。后来，她是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世界闻名的国际反帝战士。
　　　　思想的飞跃
１９３１年８月，宋庆龄因母亲病逝回国奔丧。而国内形势的发展，人民正需要她回来迎接新的战斗。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对我虎视眈眈，而国民党政府正调集数十万军队一再“围剿”共产党领导的红色苏区；年初，《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的颁布，更使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广大人民群众、进步作家、青年学生，只要表示对政府不满，爱国抗日，随时都有被捕、甚至惨遭杀害的危险。
宋庆龄刚参加完母亲的葬礼，许多大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国际著名人士纷纷来电要求她营救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和他的夫人，他们在６月中被捕，关押在国民党的监狱中；８月１７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的挚友邓演达在上海被捕，不久在南京惨遭蒋介石秘密杀害；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日帝侵占，全国人民要求抗日，青年学生到南京请愿，被国民党打死、打伤……面对灾难深重的祖国，面对全国人民的抗日民主爱国热潮，面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亲密的战友倒在血泊之中，宋庆龄悲愤之极。她回忆１９２７年４月以来的历史过程，她不能不作出新的判断。“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以致于死。邓演达的惨遭杀害就是最近的例子。”在邓演达被害之前，她还希望能够和国民党左派一起挫败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现在，深知这种努力已不可能，她看到国民党已完全丧失了革命的气息，“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他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于是她愤笔疾书，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０日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上述结论的《宋庆龄之宣言》。宣言一开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既然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创造起来的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她说：“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宋庆龄的思想有了新的飞跃。在思想上树立起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从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的里程碑。在这以后，她发挥着一个非党的共产主义者的作用，成为伟大的新中国缔造者之一。
注释：①、①⑥宋庆龄为《斯特朗在中国》一书所写序言
②《宋庆龄选集》第５３０页
④《宋庆龄选集》第５３５页
⑤《宋庆龄选集》第４６５页
①①《宋庆龄选集》第１８页
①⑤《宋庆龄选集》第２５页
①⑨《宋庆龄选集》第４１页
②②《宋庆龄选集》第１５２页
②④《宋庆龄选集》第４３页
③张珏：《在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身边工作的难忘岁月》
⑥《周恩来选集》第４５１页
⑦［美］罗比·尤恩森《宋氏三姊妹》
⑧、①③《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画册第３２、３３页
⑨《吴玉章回忆录》第１５０页
⑩陈公博《苦笑录》第２６页
①②、①④《斯特朗在中国》
①⑦雷娜·普罗美，美国进步女记者。１９２７年在武汉革命政府期间从事宣传新闻工作。
①⑧季方：《宋庆龄同志是中华民族的一代楷模》
②⑩《百科知识》１９８１年第７期
②①１９３１年８月１４日上海《民国日报》
②③《斯诺文集》第１０８页
②⑤胡愈之：《继承和发展统一战线——深切怀念宋庆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