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产高效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方向——谈高产并不一定低效　 [复制链接]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专家建议

高产高效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方向
——谈高产并不一定低效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　刘巽浩　王树安
●多少年来，一个推断束缚了人们的思路：随着投入增加，产量与经济效益递减，事实是：高产并不一定低效。
●当投入与单产超过一定范围，产量的增幅与效益会减少或递减，但是未递减前的区段正是人类可能挖掘潜力之所在，是科学与政策发挥威力的区段。
●高产高效持久发展是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农田基本建设的方向，但各地应有自己的目标与尺度。有条件的可搞吨粮田，有的搞半吨粮就可以了，大量中低产田则是高产田的后备。
1989年，全国大量农田已进入中产水平。其中，年亩产超500公斤的已有3.2亿亩，约5000多万亩年亩产超过750公斤，少量已接近或达到吨粮（均以统计亩计）。这样，中产变高产、高产再高产已成为我国农业生产新阶段的重要奋斗目标。
但是，随着单产的提高，效益会不会降低？报酬递减律告诉我们，随着投入增加，产量与经济效益将递减。多少年来，这个推断束缚人们的思路。增投（入）不增产，增产不增收（入），成为不少人的看法。因此，一旦在地平线上（如湖南、广东、福建、山东、河北）出现高产田甚至吨粮田时，有的同志就担心是不是1958年的浮夸风又卷土重来；有的同志认为，吨粮田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笔者也曾有过同样的疑虑，但通过几年的试验研究以及实际的了解，发现情况并非都是这样：
1980—1985年6年的田间试验得出：二熟高产田（837公斤／亩年）比一熟中产田（477.5公斤／亩年）亩物质成本增加58％，但亩产值增加99％，亩纯收益增加119％。每元物质成本的产值率从2．99元增加到3.83元。近几年，通过对湖南、四川、湖北、山东、河北、吉林等大面积考察得出，在低产变中产再变高产以至于吨粮过程中，绝大多数亩纯收益是增加的。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80％的例子中每元物质成本的产值率还稍有增加，只有20％的例子稍有降低。
例如湖南省农业厅对1274户调查后得出，吨粮田比0.75吨粮田，亩物质成本由93元增到104元，而亩纯收益则由301元增到384元，每元物质成本产值率由4.39元增到4.70元。王树安等1989年在河北吴桥的试验结果是，吨粮田比一般田每亩物质成本增加66元，亩纯收益增加389元，每元物质成本产值率增加1.57元。
为什么高产并不一定低效？原因是现有的中高产田往往已具有较好的农田基本建设水平与灌排设施，因而在改土改水上的再投资已较少，主要靠各种先进科学技术的配套运用，如杂交种、配方施肥、种植制度改革以及相应的栽培技术等，从而达到了投入增加少而收益增加多。如果在某个环节上出了毛病或配套不协调，则效益就会降低。
农业生产支出费用中最重要的是肥料，在一定程度上肥料利用效率的高低决定着整个经济效益的好坏。一般认为，随着投肥与产量的增加，肥料的效益是递减的。国内一些试验也得出，我国稻谷、小麦、玉米的肥料利用率已从50年代的40％—60％下降到80年代的20％—30％。
最近我们采用多年连续全方位分析法研究了我国以及世界各国氮肥效率后发现，我国从1949年一直到1987年，氮肥（包括化肥与有机肥）利用率基本稳定在60％以上，并无显著下降现象。世界与各国的利用率稳定在50％—70％的水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现30％的低效状况。尽管20世纪后半叶是国内外化肥用量猛增的阶段，但经过边际效益分析，也并未发现世界性有规律的报酬递减现象。国内流行的30％的肥料利用率的说法主要是误解了只反映肥料当季或当年利用的表观利用率与反映多年完全利用的叠加利用率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各地大量肥料田间试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但这些试验一般是做一次换一地，因而得出的结果只是在当季作物上肥料的利用效率，并未包括被土壤吸收而在以后多年陆续供应作物的那部分肥料的利用。
一般还认为，随着单产的提高增产率将减少，故低产田增产多而高产田则增产少。这个认识也值得推敲。拿1987—1989年3年平均与10年前1977—1979年3年平均相比，我国29个省（市）中，原17个中高产省在10年间增产多（＞50公斤／亩）的占15个，增产少的（＜50公斤／亩）只云贵二省。而原中低产省（1977—1979年每播亩粮食＜150公斤／亩）10年间增产多的只有3个，而增产少的却有9个。这说明，高产省增产多增产势头大，而低产省增产少。河北省科委研究得出，近8年来，该省粮食增产的47个县有83％分布于原来产量较高的平原地区，而减产的42个县中，则有84％分布于原来产量较低的山区与坝上。
以上事例能不能说是对传统的报酬递减概念的挑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讨论。但这些新的进展至少说明了，高产并不一定低效，报酬递减并不是在一切地方任何时间都是适用的。
我们认为，当投入与单产超过一定范围（例如单产接近品种增产潜力限界或外界生活因素配合不协调时），产量的增幅与效益还是会减少或递减的。但是未递减前的区段正是人类可能挖掘潜力之所在，也是科学技术与政策发挥威力的区段。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搞得好才可能高产高效，而搞得不好则高产可能低效。我们不赞成一切地方都去搞高产吨粮田。
我们认为，高产高效持久发展是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农田基本建设的方向，但各地应有自己的目标与尺度。有条件的地方可搞吨粮田，有的搞半吨粮就行了。没有条件的地方硬搞吨粮田，只会重走形式主义或浮夸的老路。其次，提出高产高效决不意味着轻视低产田。大量的中低产田经过改良以后，潜力是很大的，它们是高产田的后备。改造中低产田与开发中高产田应是相辅相成的，至于谷贱伤农问题，那是另一性质的问题，谷贱对高产田低产田同样会起抑制的作用，而对后者影响更大。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刘巽浩、王树安关于“高产并不一定低效”命题的提出，对我国农业发展战略的建立是有启发的。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我们需要科学家们更多的真知灼见，以使我们的工作牢牢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