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粟裕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粟裕
郭化若
粟裕同志两部光辉的军事著作——《粟裕战争回忆录》和《粟裕军事文集》已经先后出版了。这两本书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宝库，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翔实、准确、生动地记述了粟裕２２年的战斗生涯，怎样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光辉历程和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的不朽的丰功伟绩。读起来特别亲切，特别感人，它把我带回到革命战争年代，４０多年前，粟裕同志率领我们驰骋在战场上那雄伟壮烈的动人场面，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
粟裕是我国现代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直至全国解放，从跟随毛泽东、朱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到独立指挥一个大的战略区作战，他始终坚持并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他不仅有赫赫战功，而且在军事理论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他一生的军事生涯有这样几个特色：一、从士兵到大将，从基层到统帅部，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来的，做过军事工作，也做过政治工作，并兼过地方党的领导工作，有坚实的全面的实践基础。二、经历过多次的战略转变，其中包含战略上的挫折，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三、长期领导独立的战略区，数次承担先遣任务，具有独立开创局面的能力。四、身经数百战，长期战斗在第一线，有丰富的实战经验，特别是指挥过许多大的战役，积累了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五、建国后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站在全局的位置上，参与主持军队工作；１９５９年以后，致力于军事科学研究工作，这两段经历，使他得以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总结他一生的作战经验，并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从事对现代战争的研究。他给后人留下的军事遗产十分宝贵，十分丰富，值得很好地研究、继承和发展。这里仅就他深远的战略眼光，他依据敌我双方相互对立着的特点，探索战争规律的问题，谈一些个人的体会。
粟裕富有战略眼光。他作为战役、战略区指挥员，总是把自己领导的局部同整个战争全局结合起来，在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使自己在更高的层次上，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同时，又十分重视局部对全局的作用，从当时当地的战场实际出发，积极提出有利于全局的建议，力求以局部的最佳成绩，来促进全局，为全局作出较大的贡献。
粟裕在回忆中央红军的经历时说：“从领导层的几次争论中，从正反两个方面逐步加深了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长期性和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理解，逐步加深了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理解，我感觉到作为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在我以后的作战生涯中，长期远离中央，所以我对于尽可能地去了解和学习战略性问题格外重视。”
在红军时期，粟裕已经以敏锐的战略眼光独立地处理问题。１９３４年７月，他参加领导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闽、浙、赣、皖诸省，在前进的战略方向、作战指导思想和在哪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曾经从各方面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分析其利弊，提出正确的意见和建议，但不为当时“左”倾的中央军委所采纳，最后导致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１９３５年１月，粟裕、刘英奉命率领先遣队余部５００余人组成挺进师，进入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浙江，在中央苏区已经丧失，并与中央、中央局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领导挺进师实行了从运动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创建了浙西南和浙南游击根据地，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挫败了国民党军两次大规模的“围剿”。敌人“围剿”部队中包括国民党精锐主力以罗卓英为军长，黄维、胡琏等为团长的第十八军在内，每次兵力多达四十几个团。浙南根据地钳制了国民党军的大量兵力，胜利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二）
抗日战争爆发后，粟裕总结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认为游击战争是制胜日本侵略军的法宝。１９３８年１月，早在浙闽我军开赴皖南集中以前，他在浙闽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讲授游击战术时，就提出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充分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在抗日战争中，粟裕长期独立地领导苏中解放区的抗日斗争。他认真领会中央的战略意图，深入研究苏中地区各方面的情况，确定自己的指导思想。他认为：苏中有人口９００余万，物产丰富，财源充足，临近南京、上海，扼制着长江下游的航运通道，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南部的一个前哨阵地，又是向苏浙皖边、闽浙赣边以及反攻阶段收复南京、上海的一个重要基地和出发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应把苏中建成基本根据地（不是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并为下一阶段夺取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好必要的准备。在这指导思想下，不论在任何艰难、复杂的情况下，他总是坚持党的政策，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坚持原地武装斗争，要求县区地方武装，“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主力则转至“清剿”和“清乡”圈外歼灭敌人，先后粉碎了日寇的“扫荡”、“清剿”和“清乡”。１９４４年春，粟裕审时度势，把握时机，积极主动地组织发起车桥战役，歼灭日军４６０余人（内俘２４人），伪军５００余人，成为苏中解放区反攻的起点。同年９月，党中央为迎接战略反攻形势的到来，作出我军向东南敌后发展的战略决策，粟裕对发展东南怀有特殊的革命责任感，主动请缨，于年底率苏中主力部队渡江南进，向苏浙敌后发展，在浙西天目山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的三次进攻，使苏浙军区主力提前实现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苏浙军区部队奉命撤回江北。粟裕根据当时苏中的实际情况，要求改变以华中三个主力纵队破击津浦线的计划，建议集中兵力扫除苏中的高邮等敌占城镇，占领徐州至海州铁路中段，将山东与华中打成一片。经中央批准，粟裕于１９４５年底至１９４６年初，先后发起了高邮战役和陇海路东段战役，取得了胜利，使这一战略部署得以实现，为以后内战的全面爆发准备了大有回旋余地的战场。
国共停战协定达成后，粟裕就去徐州与国民党谈判之机，亲自观察国民党将领的思想动态，深知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所以他从来没有放松应付内战的准备。他对敌我双方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分析敌我双方互相对立着的许多特点，反复思索，从中探寻战争的客观规律，首先是战争初期的规律。
粟裕认为：经过抗日战争，蒋介石和我们都有了重要变化。主要特点是：蒋介石接收了日军的武器、装备和仓库物资，美国又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批飞机、大炮、坦克和各种武器交给了他，他的兵力发展到他统治中国时期的最高峰——４３０万人。同时，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战争已经不复存在，他将用全力进攻我们。与此同时，我方的情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停战协定生效时，解放区城市已有５０６个，超过过去中央苏区的２４倍；解放区人口达１．３亿，超过过去苏区人口的５２倍，并且建立了东北、热河、察哈尔根据地，除新四军第五师地区外，各解放区已联成一片，从此打破了敌人对我根据地长期四面包围的态势，我们在战争初期就有一个历史上空前广阔的内线作战战场。我军已发展到１２７万人，经过抗日战争的锻炼，有坚强的战斗力。十年内战中，苏区是四面受白色地区包围的几小块根据地，那时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围剿”与反“围剿”长期反复，这个规律已经不复存在了。
（三）
面对敌人即将发动的全面进攻，是内线歼敌有利，还是外线出击有利？粟裕认为：蒋介石在力量对比上暂时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这场战争势必是长期的，根本的问题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在解放区内作战，有人民的支援，有利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在战争初期，以至整个战略防御阶段，应充分利用在广阔根据地内部作战的有利条件，执行内线歼敌的方针，推迟外线出击时间为有利。在敌我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时，再转入战略外线进攻。在战争初期，各主要作战方向，各自在内线歼敌，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仗。他认为：华中野战军在苏中作战，民情熟悉，补给容易，能得到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持，比西出津浦线作战有利得多。早在１９４６年５月５日内战爆发前４０多天，他就向中央建议，在敌军进攻五师时，即发起苏中战役，曾为中央采纳。在苏中作战，首战选择在苏中解放区的前部地区，而不是采取诱敌深入，以掩护华中解放区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并从平时状态转到战时状态，迫使蒋军提早实行战略展开，从而便于各个歼灭敌人。
他还认为：战争初期，各战区之间应有战略性的配合，但不宜过早地高度集中兵力进行战役性的配合，如果急于作战役性的配合，我军兵力作更大的集中，则敌人之兵力也将随之作更大的集中，对各个歼敌不利。在兵力对比敌优势我劣势的情况下，过早地进行大会战，我们是难以有胜利的把握的。基于上述认识，粟裕多次向军委提出华中野战军主力先在苏中内线歼敌的建议，得到军委批准后，取得了苏中战役７战７捷的胜利。对于军委改变原定３支野战军外线出击计划，形成战争初期南线先在内线歼敌的作战方针，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粟裕总结解放战争初期打歼灭战的经验，探索其规律。他认为：运动战、歼灭战的规模必须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苏中战役所以打得比较顺利，打歼灭战由小到大，逐步发展作战规模是一个重要原因。第一仗只消灭敌人两个团，最后也是最大的如黄路一仗，即歼敌两个半旅１．７万余人。随着战局从解放区前沿逐步转入纵深，正面战场逐步收缩，兵力也随之集中，随着我军各级干部在实战中指挥艺术的逐步提高，歼灭战的规模将逐步扩大。
１９４６年９月，蒋军侵占苏皖解放区首府两淮。两淮失守以后，华中、山东两野战军已经靠拢，敌对我形成半包围态势。当时可有两个选择：一是全军入鲁，一是在苏北打一个歼灭战再走。粟裕和华中分局同志认为走和打必须结合起来考虑，应该集中华中和山东两野战军在苏北打一仗再走，以争取一切机会多歼灭敌人。如果我不能在苏北打一个较大规模的胜仗就全军入鲁，过早地丧失华中，不仅对民心、军心不利，对以后开展苏北敌后游击战争增加困难，而且对下一步入鲁作战也不利。经过多方面的郑重商讨，并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暂缓去鲁南，先在淮海打一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中央还于１０月１５日决定，两个野战军集中行动后，“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粟（裕）谭（震林）团结协作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同年１２月初，蒋军集中１２个整编师、２８个旅的兵力，分四路向苏北解放区进攻，妄图切断我山东与华中的联系，聚歼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当时华中只剩下了４个县城，形势十分险恶。我山东、华中两支野战军协同作战，集中兵力打击四路中从宿迁向新安镇、沐阳进攻的对我威胁最大的一路，在宿北战役中歼灭敌整编第６９师３个半旅，２１０００余人，使我军踏上了歼敌由小到大的一块中间阶石。接着，１９４７年１月，又连续进行了鲁南战役，集中兵力打击从峄（县）枣（庄）向临沂进攻的又一路，歼灭了敌整编第２６师、第一快速纵队和整编第５１师，歼敌５万余人，又踏上了歼敌数新的更高的阶石。宿北战役和鲁南战役的胜利，使我军夺回了主动，完成了华东战区的第一个转折，把运动战、歼灭战推向更大的规模。为以后的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孟良崮战役后，军委于５月２２日电示华野：继续在内线“准备用６、７个月时间，６、７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但是，６月２９日，在刘邓大军渡黄河前夕，军委指示华野三路分兵：一部出鲁南，一部出鲁西，一部留山东正面。指出：“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的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的方针。”当时山东还有５０多个县城在我手中，而且连成一片，胶东、渤海、滨海三个地区还可以回旋，从山东局部来看，在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但陈毅、粟裕从全局考虑，刘邓大军南渡黄河外线出击，战局必有重大发展，华野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而当时山东战场又一时无战机可寻，因此果断地决定立即执行三路分兵的方针。这样一个大的行动，从接到军委指示到全军开始行动仅有一天多的时间。７月２日军委即电令陈士榘、唐亮所率３个纵队打泰安得手后，准备出鲁西，直接协同刘邓作战。此后，出鲁南的叶飞、陶勇两纵队也奉命向鲁西南挺进。其时雨季骤临，大雨滂沱，山洪暴发，河水陡涨，使我军机动、运输、作战遇到很大的困难，敌人尾追堵截，部队减员很大。８月４日军委指示：“山东主力现在西边，……请考虑粟裕同志带炮兵主力迅去鲁西南，统一指挥该五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陈唐叶陶５个纵队能否起大作用。”６日，军委批准陈毅、粟裕建议，决定由陈、粟率华野机关、第６纵队、特种兵纵队赴鲁西南，统一指挥华野西兵团作战。１８日，粟裕发电军委：为更有力地支援刘邓，建议将西兵团作战地域扩展到陇海路以南，破袭津浦，威胁徐州，并以运河西岸为中心。８月２４日，毛泽东亲自复电：“粟裕同志１８日酉电意见极为正确，西兵团作战范围规定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并指出：“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地战绩最大的军队，７月减员较大，无损大局，希望你们尽速赶至鲁西南，统一指挥西兵团各纵，配合当地地方兵团，完成中央赋予华东军的伟大任务，我相信你们必能完成此种任务。”陈毅、粟裕一到鲁西南就精心组织指挥了沙土集战役，全歼敌整编第５７师，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完成了华东战区的第二个转折，由内线歼敌到外线出击。尔后，南下豫皖苏，与刘邓、陈谢三支大军共同经略中原，打开了战争的新局面。
我３支大军挺进中原，完成战略展开后，蒋介石集中力量加强中原防御。国民党军还能集中较大的兵力，在各要点之间往返驰援，并对我进行战役性进攻。在一段时间里，敌我形成拉锯状态。为了改变中原战局，继续发展战略进攻，粟裕进一步探索外线出击后的战争规律。他认为：敌人在多次遭受我歼灭后，兵力已大为集中。如果我们不能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战机则势必难寻。在中原战场敌人除了固守点线外，还集中了几个由两个到四个整编师（军）组成的较强主力兵团机动作战，在黄淮平原上，交通发达，敌人有一定的摩托装备，机动迅速，如一点被攻，三五天内，敌援军即可赶到，我军势必撤出战斗。因此，必须高度集中兵力，从打大仗去准备，才能打到敌人，歼灭敌人。他认为这是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中原有无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呢？他认为：集中一个战略区的兵力担任突击，邻区能及时协同打援或钳制援敌迟进，则较彻底地歼灭敌人一路是很可能的。在此区歼灭战结束，敌向此区集中，则我又分散或转至邻区，总以何区便于歼敌即向何区集中，如此能有两三次大歼灭战，形势即可变化。为此粟裕于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２日向军委建议：三支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于中原地区辗转寻机打较大的歼灭战。
１月２７日，即在粟裕建议的５天之后，中央军委电示粟裕：为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人２０至３０个旅回防江南，确定由粟裕率领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渡长江南进，从鄂西地区渡江到闽浙赣。为执行这一新的战略任务，粟裕率３个纵队北开濮阳地区整训。４月初，陈毅从中央回到濮阳，带回由毛泽东亲笔写的东南野战军的领导人和组成的名单，除华野第一、第四、第六纵队作为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准备渡江外，华野第三、第八、第十纵队作为东南野战军第二兵团，准备于１９４９年２、３月出发。从此名单中可见中央军委当时的战略意图。
在濮阳整训期间，粟裕一方面积极地进行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一方面进一步反复思考，主要是权衡分兵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黄淮地区作战有利。经过认真分析各方面的利弊，他认为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中原三支大军，于最短期间打几个大歼灭战有利。４月１８日，他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发电报告中央。中央对他的建议非常重视，要陈毅、粟裕立即到中央去当面汇报。５月初，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同志听取粟裕汇报后，当即进行研究，同意三个纵队暂不过江，在四至八个月内集中兵力在黄淮地区歼敌五六个旅至十一二个旅。１９４８年６、７月间，粟裕精心组织指挥了豫东战役，先打开封，后歼援敌，共歼灭敌军９万余人，打了一个空前的大歼灭战，完成了华东战区第三个转折，也证明了在敌人密集、机动方便的中原地区，确实可以打大仗。豫东战役以后，蒋军在中原地区再也没有发动战役性进攻的能力了。
（四）
为了完全解放山东，１９４８年９月，华野东、西兵团会合，在粟裕统一指挥下发动了攻济打援的济南战役，攻克济南，歼敌１０万。粟裕在筹划济南战役期间，就思考打下济南后华野的行动方向。如回师中原，我军将处于白崇禧的武汉集团与刘峙的徐州集团之间，桂系可能参战。因此，８月２３日他就提出：“两个月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打蒋军的徐州集团。
粟裕认为：解放战争以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这种大歼灭战发展下去，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这是个客观规律。在济南战役尚未完全结束之时，粟裕电报军委，建议下一步举行淮海战役。９月２５日军委复示，除肯定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外，指示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伯韬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歼灭两淮、高（邮）、宝（应）之敌为第二个作战；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之敌是第三个作战。这是华野的任务。当时设想的淮海战役没有把徐（州）蚌（埠）包括在内，因为那时实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尚不成熟。以后情况陆续有新的变化：１０月下旬，陈毅、邓小平共同率领中原野战军４个纵队先后攻克郑州、开封，由西向东推进，两支野战军即将在战役上协同作战。１０月３１日粟裕电报军委：“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中央军委次日复示：“整个战役受陈邓统一指挥。”这就从组织领导上明确了两大野战军在一个战场上进行战役协同（１１月１６日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前线总前委，刘、陈、邓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１１月２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在东北的国民党军主力增援华中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１１月６日，敌军撤离海州，我军立即进占海州和连云港。锦葫之敌增援华中须经海运绕道而来，亦将不能弥补淮海战场已受的损失。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中的何基沣、张克侠于１１月８日率部在徐州东北地区起义，我军可以顺利直插徐州以东的陇海线。当日上午，粟裕、张震联名发电向军委、陈邓建议：“我军在歼灭黄伯韬兵团后，不再向两淮进攻，即以主力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可分别消灭与逐渐歼灭之。”９日，军委复示：“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此电表明中央下定决心将淮海战役发展成为南线决战。
在军委和总前委领导下，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历时６６天，在淮海战役中歼灭敌军５５.５万余人。其中华东野战军歼敌徐州“剿总”指挥所、４个兵团部、１６个军部、４２个师共４４万余人。大大超过了中央书记处５月会议上要求粟裕在４至８月内歼敌五六个旅至十一二个旅的计划，也超过了以后中央要求华野在战争的第三年消灭敌军４０个旅的计划。战争的历史证明了粟裕集中兵力于黄淮之间打大歼灭战的建议，具有多么重大的战略意义！
粟裕说：“正确的战略意图，必须通过战役的胜利来实现。”粟裕在解放战争中的几个关键时刻，总是从全局出发，深谋远虑，通过对战争规律的探索，及时向军委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战略性建议，当他的建议被采纳以后，他总是辅之战役的胜利，以实现战略意图，推动战局的发展。粟裕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