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经济成功的奥秘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
专栏：专论

　　新加坡经济成功的奥秘
薛谋洪
一般地说，在谋求经济快步增长时，如果宏观控制失误和具体措施不当，就容易出现“过热”现象，导致物价上涨，然而，新加坡的事例表明：如果政策对头，适当的高经济增长率同比较低的物价上涨率并非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新加坡１９８８年经济增长１１％，物价仅上涨１．５％；１９８９年经济增长９．２％，物价仅上涨２．８％；１９９０年即使受海湾危机的影响，估计经济增长在８％以上，而物价上涨在４％以下。
新加坡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在经济快速增长时，防止出现国家财政收支和社会供求关系严重失调的局面。
新加坡的做法，首先是在国内用高积蓄来进行高投资。近些年来，新加坡的积蓄率一般为国内生产总值的４０％上下，投资率则略低于积蓄率，两者都是全世界最高的。通过高积蓄来进行高投资，就无需为“发展开支”而印钞票或借外债。新加坡目前虽仍大量吸引外来直接投资，但主要目的已不在于筹措资金，而在于引进生产和管理技术，并利用跨国公司的销售网。新加坡的高积蓄可以绰绰有余地应付其高投资的需要。它现在一面继续吸引外资，另一面却把自己所剩余的资金投放到国外，而且每年从国外收回的投资利润，已经超过外商从新加坡汇出的利润。
在运用高积蓄进行高投资时，新加坡着重追求高效益，十分注意资金的配置、企业的管理、成本的降低以及产品的适销对路。私营部门如此，公营部门也如此。新加坡的国营企业一般不是靠政府的补贴来维持，而是靠经营得当去赚钱。在不少国际航空公司出现亏损的情况下，新加坡国营航空公司却成为全世界利润率最高的航空公司。
高投资加上高效益，就可以实现高增长。结果，生产发展了，市场活跃了，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资本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兴趣和能力提高了，职工的收入也增多了。这又反过来促进高储蓄和高投资，从而形成了高积蓄——高投资——高效益——高增长的良性循环。
在新加坡以高储蓄支持高投资的过程中，“中央公积金”制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实际上是一种“强制储蓄”。新加坡政府规定，职工和雇主双方每月必须按职工工资的一定比例，向“中央公积金”交款，作为职工的存款。应交的比例基本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职工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调。最初是职工和雇主双方各只交职工工资的５％。现在是职工交本人工资的２２％，雇主交该职工工资的１８％。这笔钱原规定用作职工退休时养老之用，后来又决定可用以供职工买房子、治病、交子女的学费等等。每年收进来的存款是十分可观的。在职工为上述用途而提款之后，还有大量的结余。到１９８９年底，“中央公积金”的总结存已超过１８０亿美元，而新加坡的人口才不过２７０万。这一大笔钱几乎全部用以购买公债，也就是交给国家去支配。这就使新加坡政府手里集中有相当雄厚的财力用于国内外投资。
新加坡在高投资时注意高效益。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国家财政收入和市场有效供应的增加，而“中央公积金”制度又减少了国家的福利开支并遏制了个人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新加坡已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之一，但其领导人明确宣布“不学瑞典”。新加坡基本上不搞价格补贴、公费医疗和免费高等教育，强调公费医疗只能使医院拥挤不堪，医疗质量下降，药品大量浪费，他们认为大学生交不少学费上学可能比不交学费更用功学习。在解决住房问题上，他们很快把重点从国家建房低价出租转到国家建房由住户分期付款来购买。绝大部分职工在退休后完全依靠“中央公积金”的存款过活。在许多国家，巨大的社会福利开支往往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而新加坡却通过“中央公积金”制度大大减轻了国家在这方面的负担。这也是新加坡财政状况比较好的重要原因之一。１９８９年财政支出只占财政收入的７０％。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加坡职工的工资水平在提高，但工资中应交付“中央公积金”的比例也在上调，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民购买力的上升势头。
由此可见，新加坡日益引人注意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一方面有助于高积累——高投资——高效益——高增长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国家财政的开源节流和市场供求关系的相对平衡。
“低通膨下的高增长”是世界各国都要追求的目标。新加坡朝着这个目标所取得的某些成就说明那个目标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即。关键在于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找到通向那个目标的正确途径，并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本文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