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诚可贵　事业价更高——共产党员燕居谦的自述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生命诚可贵　事业价更高
——共产党员燕居谦的自述
编者按：燕居谦同志是一个有着３０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在他身患绝症后，还念念不忘党的事业，以顽强的毅力与病痛作斗争，编纂了１４０万字的交城县志，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燕居谦同志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生命列车走向终点之时，他首先想到的是“生命诚可贵，事业价更高”。希望能在有生之日，为党和人民多做些事。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共产党员无私奉献、忘我工作、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在实现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伟大任务中，共产党员应该发扬这种精神，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去努力奋斗，夺取胜利。
燕居谦同志于今年１月２２日不幸逝世。这篇自述是根据他生前的讲话记录整理的，朴实无华，感人至深，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学习。
我叫燕居谦，交城县人，１９３３年生，１９４８年参加工作，１９５７年入党，当过小学教师、文化馆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现在编交城县志。
前几天，地委把我树为当代吕梁英雄，并让我给大家报告事迹。说实话，我只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没什么可夸耀的。
一个共产党员，在党需要的时候，该怎么办？是以党的利益为重，还是个人利益第一？我坚持了前者，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
１９８２年，县里开始酝酿撰写县志，县委书记、县长对我说：“老燕啊，我们考虑再三，编纂县志这副担子，还得你去挑。”为什么选我？因为我土生土长，情况比较熟悉。有人称我“交城通”、“活字典”。我哪里敢当，担当这么浩大的文字工程，真感到力不从心。但组织上选准了我，能不干吗？有人劝我：放着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不当，何苦去钻档案，查资料！也有人说，到县志办是降职。可我想，交城已有１０８年未修志了，１００多年里，经历新旧两个社会，是中华民族风云变幻的重要时期。在战争年代，交城是老革命根据地，多少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史实需要写；解放后，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奋斗业绩更需要写。党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是对我的信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怎么能在地位上争高低，利益上争多少呢？一个共产党员，在党需要的时候怎么办？是以党的利益为重，还是个人利益第一？古人云：“不图百官贵，当求一志坚。”我愉快地服从了组织，挑起了编县志的担子。
发现自己患了癌症，我真正感到人生的短暂，感到自己为培育我成长的党和人民做得太少太少了。
１９８４年开始，我带领５名同志，不分昼夜，查阅资料一年后，我觉得背部不适。后来，凡吃带刺激性的食物，胃里就难受。同志们劝我去检查一下。我想，工作刚刚开头，我一天也不能歇下来。到太原查资料，我住在姐姐家，她发现我不对劲，就硬拉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胃窦炎”，开了三种药，嘱咐了一日服三次。可我每天东跑西颠，治病吃药就没准头了。家里人磨叨：“你年纪大了，何苦要这么受累？”亲戚也数叼说：“像你一样的人都休息了，你有病倒是干得上劲，图个啥？”我说：“你们是好意，但我干的工作是上对祖宗，下对子孙的大事。”我一直坚持工作，病一直在发展，到１９８８年春，吃普通饭胃也难受。县里给老干部检查身体，人家不让我看结果。我偷着看，“胃癌”二字赫然跳入我的眼帘。在瞬间的惊愕之后，理智使我迅速平静下来。面对死神的判决，我才真正感到了人生的短暂，感到自己还有许许多多未竟的理想、事业，感到了自己为辛勤培育我成长的党和人民做得太少太少。“说什么也得将编纂县志的任务拿下来！”我心里暗下决心。
医生建议我立即手术，当时县志初稿撰写正是紧张阶段，我顾不上。领导和同志们再三再四地动员：“磨刀不误砍柴工，病好了，就能更好地工作。”大家说得情真意切，我做了胃切除手术。半月以后出院，医生建议休息一年，我觉得不行，不能这样按部就班。万一治不好，马克思还不定什么时候来请我。所以上午出院，下午就开始了县志的撰写。亲朋好友不让我碰那些材料。我呢，却是躺着睡着连做梦也在想县志。我想起民国２４年，交城县成立了修志局，组织起十几个人的班子，但干了一年，片纸未留便一哄而散。我们县志办几个同志为填补这一历史阶段的空白，不知费了多少周折，跑了多少地方，查阅了多少资料，才得以完成这段史志的修补。我自己访问过许多老前辈，老同志，老农民，迄今已有３３位与世长辞了，有的材料还都在我笔记本上记着，还有许多情况记在脑子里，如果停下来养病，我的心怎么能安宁？养病三个月，家里人上班后，我就开始撰志，先后完成交城政法志、政权志、党派群团志、人物志、大事记的撰写，共１５万字。
县志在我手上一本一本脱稿，到１９８９年秋，已完成５０万字。这时候，病情也越来越重了。开始，我感觉吃馒头吞咽困难，后来，吃面条也不行了。到１９９０年春，连汤面、稀饭也难以下咽了。同志们含着眼泪劝我：“老燕，快去太原检查吧。”我说：“紧张的工作刚上手，耽误不得啊。我不要紧，该干甚就干甚。”大家把我的病情反映给县委。县委派专车硬是将我拉到太原。我怕耽误功夫，带上了县志稿。检查结果出来了：食道癌，病期较晚，难度较大，先术前放疗，然后再做手术决定。我明白，我这种病最多不过三五个月的活头了。但是，这三五个月对于我来说，又是多么珍贵啊！县志已进入总纂阶段，只要有３个月时间，便可大功告成。自己怎能因患绝症而撒手不管呢？是的，没有我其他人也能完成，但我燕居谦工作几十年，还没有一次未完成党交给的任务，难道这一次要下软蛋吗？因此，在医生、亲属、战友们一再主张我住院手术时，我坚决地说：“一切都不必了，让我把生命留给我的这几个月时间完完全全献给事业吧……”听着我的话，大家都变成了泪人，我赶紧说：“大家不要为我悲伤，人迟早总有一死，一个人能在他有生之年，献身工作就是最大的快乐。”
有人问，你为啥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其实，世间谁不爱自己的生命？人的生命只能有一次啊！毛主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生命诚可贵，事业价更高。我是共产党人，在死之前一定要完成编县志这千秋大业，要为交城人民作最后的奉献。我告诉同志们：“一不住院、二不手术，立即回家，在天宁寺文昌阁内，给我打扫一间屋子，弄一副桌椅，我要在那里，排除一切干扰，于国庆节前将总纂稿全部拿下来。也算我——一个交城人民的儿子，献给故乡的最后一件礼物！那时，我就死也瞑目了。”
县委、政府领导听到后很着急，来动员我上北京再作一次诊治。县委的关怀我不能拒绝，到北京住总后干休所招待所，随行的同志给我安排了个比较高级的房间，我却看中了地下室，既省钱又安静，除看病外，就在地下室撰写县志，６天把４万字的《商业志》改写完成。
积几十年的人生阅历，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做人要有一点精神，在有生之时为人民多做些事。
手术不做了，病也不看了，剩下的时间全部属于我自己了。但确实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太少了。
回到交城的当天，我就给县委写了一封申请，要求三摆脱（家庭、社会、事务）、一集中（集中精力总纂县志），搬到卦山脚下文昌宫里，专心修志。领导说，给你派上个助手吧，我连忙谢绝。我说有我儿女做我的帮手，就足够了。一听说我回来，孩子们哭作一团。我给他们讲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小家与大家的关系，要求他们处理好邻里、家庭等各种关系。我说，遇到问题，看谁说得对，谁说得最接近真理，最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就按谁的办。
大大小小的事情你们都要想着别人，想着国家，我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集体，为国家，你们应当理解爸爸的心。
搬进文昌阁是１９９０年６月２３日。这是我日夜加班加点写县志的最紧张时日，也是病魔空前猖獗地折磨我的日月。亲友们送来的食品，我掰一丁点儿强咽下去，要痛苦地呕吐半天，我只好喝几口汤水打发饥肠。每天，我不知道自己能睡几个小时，总感到时间的紧迫，常常挥笔到天明，又从天明到掌灯。县志办的同事心疼地劝我多休息，我给县志办的同志们写去一封信，信中说：“难关已经突破，曙光就在前头，我要与病魔作最后斗争，在死神召唤之前，完成全部总纂任务。”我每天以一万字的速度，连续奋战３个月，到１９９０年９月２０日凌晨１时，１４０万字的总纂稿终于脱手了。
我已经到食道癌晚期，生命的列车眼看快到终点了。有人说，我依旧那么乐观，那么坦然，那么信心十足。是的，生老病死，人生之必然规律，何惧之哉？集我几十年之阅历，最大的感受就是做人要有一点精神，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有了这点精神，世上什么困难也就不在话下了。我只有挺起腰杆去干，去拚搏。
毛主席说：要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虽然做不到这些，但我有信心向这方面努力。多少年来，我努力为党为人民做工作，可是做得很少，奉献很小，离党和人民对我的要求差距很大，我决心继续努力奋斗，顽强拚搏，在有生之日为党为人民多做些事。
　　　　　　　　　　　（原载１月２８日《山西日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