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楷模——忆乌兰夫同志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些往事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楷模
——忆乌兰夫同志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些往事
杨植霖
我和乌兰夫同志都出生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我们俩就有交往。几十年的相处过程中，因为革命目的一致，彼此志同道合，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战友。他是蒙古族我是汉族，在相处中从没有觉得我们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也从来没有隔阂。不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平常接触中，我们中间都无拘无束。他在我的脑海中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很多事虽然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以上，至今仍记得清楚。乌兰夫同志是早期的蒙古族党员，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在白色恐怖下，他出生入死，为蒙古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奔波战斗；在创建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过程中，充分表现了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勇敢和智慧；建国后，他长时期主持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同时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对内蒙古和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深受内蒙古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作为一位蒙古族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在他一生的贡献中最突出的是在民族问题上，这方面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最深刻。我想把一些直接感受写出来，作为对老战友的缅怀。
根据我们多年共同战斗一起工作的经历，我首先要说乌兰夫同志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在旧中国，历代反动统治者都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对蒙古族也不例外，乌兰夫同志是亲身经受过这种苦楚的。正是这种缘故，他渴望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大革命时期，他还在读书的时候，就积极寻求民族解放的真理和道路。在李大钊等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启蒙和教诲下，１９２３年他在北京蒙藏学校入了团，１９２５年转党，从此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不久，党派他去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深造。他在苏联学习、工作四年之久，刻苦攻读马列，如饥似渴地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从而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也由感性上升到了理性，懂得了民族间的不平等来自阶级压迫，民族问题是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只有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战斗，才能求得民族解放。有了这样的理论和认识基础，乌兰夫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就牢牢树立了。在我国革命最艰苦的年代，即１９２９年，他抱着救蒙古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赤子之心从苏联回国，在内蒙古把被白色恐怖熄灭的革命烈火又点燃起来。这个时期我也在内蒙古地区搞地下工作，彼此心心相印，互相支援。他在内蒙古地区领导地下斗争时，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蒙汉族同胞，唤醒并把他们团结起来，抗捐抗税，与共同敌人展开斗争，使内蒙古地区蒙汉受苦人的斗争又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９·１８”日寇侵占东北后，又垂涎内蒙，想方设法勾引蒙族上层，当时比较有影响的王爷德木楚克东鲁普认贼作父，打着为蒙古民族的招牌，妄图借助日寇势力搞民族分裂。在敌寇、奸贼猖獗，国家、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乌兰夫同志深入虎穴，面劝德王。德王不听劝告，执意投日时，乌兰夫同志便毫不留情地彻底揭露了这个民族败类及其一伙的阴谋，并同其他共产党人一起到德王的保安队做工作，教育团结了多数有民族正义感的官兵，发动了“百灵庙暴动”，有力地打击了日寇和奸贼的嚣张气焰，为建立蒙古族抗日武装创造了条件。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给了一个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的番号，乌兰夫等共产党人和爱国军官白海峰等，以“百灵庙暴动”部队保留下来的骨干为基础，组建了新三师。乌兰夫同志乘便在这支部队建立了党组织，发展了大批共产党员，按照八路军的模式建立了政治工作系统，正确地贯彻执行了我党的抗日方针和民族政策，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教育官兵，把蒙汉族官兵像亲兄弟一样团结在一起，使其成为活跃在鄂尔多斯高原的一支抗日劲旅。毛泽东同志对这支部队的抗日功绩曾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乌兰夫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经过地下革命斗争和在新三师艰苦战斗环境的实践检验，更加坚定明确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乌兰夫同志不是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教条，而是作为行动的指南。在民族问题上，他的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深化，不断发展的。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后，蒙古民族得到了解放，民族间政治上平等的问题解决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而是紧接着又考虑如何逐步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在６０年代前半期，鉴于国际和国内斗争形势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他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基本精神，反复给干部和群众讲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的重要。经过大量调查和充分思想酝酿以后，他提出在坚持民族间政治上平等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科学文化。从内蒙古实际出发，他强调在发展经济中要注意农牧结合，大力保护牧场，使农牧业互补互益，以利蒙汉族群众在经济上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强调学习蒙文蒙语，以利促进民族间的交往，增进感情，提高文化，增加民族间的共同性。他说：民族间要缩小差别、消灭差别，首先要承认差别，通过民族间的交流、交往逐步增加共同性，朝着民族融合的方向一步一步迈进。后来，他把坚持民族间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共同发展，文化上共同提高，归纳为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的“三个基础”。这是乌兰夫同志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新形势下的新发展。可是十年动乱中却被林彪、“四人帮”诬为“反党叛国的总纲领”，横加批判。后来乌兰夫同志回忆这一段，对自己身陷囹圄，未能充分实践这种想法感到十分遗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乌兰夫同志特别关心和重视民族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就是由他倡议并亲自主持起草的。他强调民族立法的基点是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促进民族繁荣。《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后，为贯彻实施这一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法，他不顾年高体弱，多次写文章、作报告、发表电视讲话，大声疾呼，依靠法律巩固和发展民族工作中已取得的成果，促进民族团结，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实现中华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是乌兰夫同志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在新时期的新发展。乌兰夫同志的民族观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说明他在民族问题上是一位辩证唯物主义的不断革命者。
乌兰夫同志在民族问题上有不少创举，我认为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他引导蒙古民族走上了我党指引的革命道路，在他领导下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省一级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使我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变成了现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解决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问题树立了范例。蒙古民族的解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革命道路，这是乌兰夫同志投身革命时就确定了的志向，并为之奋斗了一生。对于蒙古民族的解放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蒙古民族内部是有不同想法并有争论和斗争的。例如有人主张跟着国民党走，有人要走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路，也有人想另起炉灶搞“独立国”。这样的争论和斗争从我国大革命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乌兰夫同志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革命道路是光明大道，别的路都是走不通的死胡同。乌兰夫同志始终坚持我党指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丝毫的动摇。为了坚持这条道路，实现蒙古民族的解放，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他不懈地斗争和工作。抗战胜利后，即内蒙古自治区建立的前夜，有少数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上层，摇身一变打出为蒙古民族的幌子，搞起了什么“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夫同志毫不犹豫地同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无情地揭露并击败了他们的阴谋，唤醒和教育了不明真相的人，并引导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解决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领导和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过程中，也有少数民族上层想摆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的想投靠蒋介石，向国民党乞求“自治”，有的说内蒙古“没有无产阶级”，“不适合共产党”，想另组建一个党搞“高度自治”等。面对这样复杂的斗争形势，乌兰夫同志以共产党人高度的原则性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一方面揭露批判他们的错误，一方面耐心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以大革命以来蒙古民族追求解放的经验教训，说明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斗争，内蒙古革命才能胜利，蒙古民族才能获得解放；以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事实，说明内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内蒙古才能繁荣昌盛，蒙古族人民才能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用充分的事实和深刻的道理启迪了多数人，使蒙古族各阶层和内蒙古各族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民族区域自治的旗帜，阔步走上了创造内蒙古新历史的康庄大道。内蒙古自治区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年多建立，时值解放战争即将转入战略反攻，为我东北战场的战略展开提供了辽阔的后方，有力地侧应了华北战场，后来在支援、配合“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中起了很大作用，为东北、华北乃至全国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从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到“文化大革命”，乌兰夫同志一直是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我较长时期在内蒙古同他共事。在他主持内蒙古工作的将近２０年中，内蒙古胜利地进行了牧区民主改革、农村土地改革和全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完成这些重大任务的过程中，乌兰夫同志经常以他的亲身体会和深刻理解讲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他要求蒙汉各级干部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真研究内蒙古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从蒙古族是在内蒙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体民族，汉族占大多数，多数地区是蒙汉及其他民族穿插居住的实际出发，乌兰夫同志特别强调在内蒙古做任何工作都必须注意民族问题，做到有利于民族团结。每逢部署较大工作时，他总是把是否促进了民族团结作为一项工作搞得好与不好的标准提出来。内蒙古地处北疆，是祖国的北大门，鉴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情况和国内其它地方在民族问题上发生的问题，乌兰夫同志特别注意对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进行祖国观念和国家统一的教育，他一直把这项教育作为经常性课题。由于长期坚持这项教育，在内蒙古可以说加强民族团结和巩固祖国统一是深入人心的。正是这种原因，在建国后的几十年中，无论国内和国外在民族问题上发生什么事，内蒙古在这方面一直是稳定的。即使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肆虐，挖“内人党”给内蒙古各族人民造成了那么大的灾难，蒙古族同胞心向祖国也没有过动摇。
乌兰夫同志对于民族界线的看法和态度也是正确的。他认为，民族是历史范畴的问题，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现象它是一种客观存在。只要民族存在，民族界线就存在。从总体上看，从整个社会关系讲，承认这一点，才称得上是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态度。但是，民族最终是要消灭的，阶级消灭以后，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不存在了，民族压迫没有了，民族界线自然也就没有了。乌兰夫同志认为，这是同阶级相关联的东西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的必然现象，是将来的事，也可以说是遥远的将来的事。他曾给我说：对这种将来的事，现在只能是做工作，促其朝着这个方向逐步发展，不能犯急性病。同时他还认为，在任何事情和任何问题上，都有先知先觉和先行者，看待事物和处理实际问题，一定要把先知先觉者和一般分开。在民族界线的问题上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分开党内和党外。共产主义者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应该是没有民族界线的，也就是说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不能分这个民族那个民族，大家都是一个标准，在党内应该是没有界线的。但是，在党外，在一般群众中，应该承认民族界线的存在，就是说还是有界线的。在这个问题上，乌兰夫同志不失为共产主义者，他在言行和处事上都堪为楷模。５０年代，为了迅速改变旧社会造成的内蒙古牧区经济衰退人口下降的境况，自治区党委提出了“人畜两旺”的口号，不久遇上经济困难，南方有些孤儿吃不饱，康克清同志提出要内蒙古支援些奶粉，于是乌兰夫同志建议把孤儿送到内蒙古牧区，让牧民收养。在康大姐和周总理的支持下，先后从南方移入内蒙古牧区几千名孤儿，蒙古族牧民很喜欢他们，在牧民阿妈、阿爸的抚育下，这批孩子长大后都成了地地道道的蒙古人。乌兰夫同志说，小孩子跟谁随谁，吃谁像谁，世界上人口多的民族都是历史上的多种民族混合而成的，少数民族发展人口又何必过分讲“血统”。他认为恋爱、婚姻局限于一个民族内，讲“纯血统”，是狭隘落后的一种表现，势必影响民族的发展和提高。乌兰夫同志对民族界线是这样认识的，对有关自己的事也是这样处理的，但是他在处理有关群众的问题时，却很注意民族政策和照顾各民族的利益。以干部问题为例，他对干部民族成分的比例和各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一直很重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为了实现蒙古族当家作主，加强党与自治机关同蒙古族群众的联系，大力培养和提拔了一批蒙古族干部。在这个问题上乌兰夫同志很动了脑筋，他多次对我说：位置就那么多，提了蒙古族同志就会影响汉族同志，两个方面要尽量照顾，但很难做到双全。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很好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使蒙古族同志认识到自治区建设需要汉族干部，使汉族同志懂得使用蒙古族干部有利于联系本民族群众，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自治区建设的需要。但是选拔干部的标准不能单看是哪一个民族，而主要还是看德才。乌兰夫同志的这些观点和处理问题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