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一村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太行一村
本报记者 田流
在建军节和国庆节之间，我访问了山西武乡县一个农村。想想过去老根据地人民的艰苦斗争，看看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让人特别振奋。
山西省武乡县是抗日战争时期太行老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抗战初期，朱总司令和八路军总部就驻在这里。日寇为了把八路军赶出太行山，摧毁这个指挥华北抗日战争的司令台，曾用最野蛮的手段——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进攻这一带英勇不屈的人民。那时候，这里的人民的斗争情况，是全华北以至全中国人民所熟悉和关心的。现在，太行山上的农民怎样生活着？他们是否已经医治好了那沉重的战争创伤？在建设我们亲爱祖国的伟大事业中，他们是不是还像过去一样，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到窑上沟村去吧。”中共武乡县委书记李鹏飞同志对我说：“你这许多问题，在那里都能找到最好的答案。”
第一户人家
从县委驻地到窑上沟村，在山腰间绕来绕去，六十里路走了一整天，掌灯时分才到达目的地。昏暗中已看不清村庄的面貌。支部宣传委员王来秀同志领我进入一户人家。这是我看到的窑上沟第一户人家，一户十分美好的人家：房子漂亮，陈设美观。炕上铺着崭新的毡子和华丽的羊毛毯。被褥都是鲜艳的花布作的。炕厢被彩色的图案画装饰着。雪白的墙壁上贴着好些画报，中国人民的好女儿——刘胡兰那永远不会低下去的骄傲的头，高高昂起遥望着远方。毛主席巨像的下面，挂着他亲笔写给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题字。迎面是一幅彩色山水画，它的左右挂着一幅对联：“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
这是一户什么样的人家？正沉思间，院里传来快乐爽朗的话语：
“谁们来啦？北京来的？”一个身穿海昌蓝上衣，下着黑色宽脚裤的青年妇女，一阵风似地走进来。她大方热情地同我握手，用同样快乐爽朗的声音不停地说着：“远路啦，快坐快坐。”
“妇联主席郝冬莲”，支部宣传委员王来秀介绍说，“这就是她的家。”
妇联主席是个精明强干的人。硕长的身材，满头黑发，一对大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中闪闪发光。她关心多少事情啊，先问朝鲜停战谈判，再问首都建设，还问各地生产情形……。我把朝鲜的胜利，首都夏天的奇迹，各地庄稼都长得很好的情形告诉她，她把头一扬，又快乐而爽朗地笑起来了。看到她这种情形，我立刻想到了这幅“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对联的意义了，即便它不挂在这里，也会很自然地想到它的。谈话中，知道郝冬莲不光是妇联主席，还是本村的支部委员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副社长。“担任这么多工作，忙得过来么？”我问她：“家里的生产怎么办呢？”
“忙是忙些，算起来一年总有半年时间办工作。”冬莲平淡的回答，好像谈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情：
“个人误点工，大伙作得好，总抵得过了。”她这是刚从后沟——窑上沟村的一个自然庄开罢妇女大会回来。夏锄期间，每个妇女计划割五百斤蒿草，今天开会检查成绩，全村一百三十五个妇女，平均每人已经割了六百二十斤。这时，支部宣传委员王来秀说：“别看冬莲工作忙、误工多，生产可是最好的，她已割了一千斤蒿草了。”
郝冬莲有个七、八岁的女儿，在本村小学读书。这时放学回来了。一入门就扑到妈妈怀里，两条小膀臂搂着妈妈的脖子说：“老师叫我们写大字了，你给我买毛笔……”。及至发现还有一个陌生人在屋里，她使劲地钻到妈妈怀里，再不肯抬起头来。不久，冬莲的丈夫张五福也从田里回来了。他是一个老实农民。问过我从那里来、路上辛苦后又出去了。不大功夫，他左臂夹着张案板，右手拿着把明晃晃的菜刀进来。冬莲说：“走的渴啦，吃个西瓜吧。”武乡县村村出西瓜，这一带尤其出名。冬莲说：“如今家家都种着些，谁家也摘六、七十个。不为卖钱，专为下地回来热慌慌的解渴。”
漂亮的房子，美丽的陈设，女儿在学校读书，劳动过后吃那又凉又甜的大西瓜——这是什么样人家过的生活？
老根据地的人民和革命干部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战斗情谊。我和房主人还是初次见面，却像久别重逢的知心朋友，见了面就无话不谈了。
原来郝冬莲的家庭是这样的。
早先，家里很穷。父亲死的早，母亲给地主作饭，养不活她姐弟四人，两石米卖了哥哥，几斗粮卖了姐姐，冬莲跟着母亲给地主看孩子，大些了也作饭。可是生活没有使这个女孩子屈服，反倒使她更坚强起来。她饿得宁肯喝涮锅水，也要把饭留给妈妈吃，浑身冻得像个红萝卜，一片破布也要补在妈妈的破衣上。因此，母亲几次想把她卖掉，几次都舍不得这个好闺女；几次想把这勤劳貌美的女儿嫁给财主家，几次都被这倔强的小姑娘拒绝了。最后，冬莲看上了比自己大十多岁的给地主放羊的张五福，结婚了。这是“七七”抗战那年的事。五福弟兄五人，虽然都是如铁似钢的好汉子，一个赛一个的“好劳动”，却连自家的肚子也填不满。他全家只有二亩三分坡地，弟兄五人一个下煤窑，两个扛长工，一个佃种着地主几亩地，五福给地主放羊。一年到头，只有腊月三十晚上，五弟兄才能见一次面。那时，弟兄们双肩扛着一张嘴，两手抱着个空肚子，齐聚在那眼破窑里，从荒山上刨来几个荆圪塔，拢着个火，面对面地叹息到天明。而后，又各自回到“东家”那里，牛马般地劳动去了……。
“不说这败兴的话了，那种日子永世也不会再来啦！”冬莲摇了摇头，改变了话题：“如今我家有三十四亩地，一头牛，去年收了五十四石粮食，今年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顶少要收入七十石。”
一家七口，收入七十石粮，生活怎么会不好？
窑上沟村，并不只郝冬莲一家过着这样丰裕的生活。我连续访问了十多家，家家如此。现在，窑上沟村共有二百二十一户人家。支部书记王锦云告诉我：村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家——一百二十七户有余粮七百二十五石；“全村只有四户贫农，有八户缺吃粮——一户差三个月粮，那七家差个把月。”
“怎么四户贫农，倒有八户缺粮？”
“贫农是从土地、农具上看比别人少些，生活倒不坏。”锦云解释：“这八家缺粮户都有特殊原因。就像郑国胜家吧，本来日子挺好，他偏偏异想天开，去年作起投机买卖来，结果赔了账，垮了。”
“村上有富农么？”
“没有，”锦云回答：“我村没有雇长工的，没有出租地的，大家生活都很好，也很少有借贷的。就是有的人家一时手里不方便，乡亲们也不要利钱。”过了一阵，他又补充道：“眼下，我们正准备成立信贷社，把人们的余粮余钱用起来。”
早先那社会，要是有一家富起来，那就会有许多人家穷下去。现在，在新中国，在窑上沟，那情形已经完全倒转过来了，已经不是一人富万人穷，可说是万人富无人穷了。
恋爱和结婚
窑上沟村，不光人们的物质生活起了根本的变化，已从穷困走向富裕；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在迅速地变化着。旧社会遗留给人们的旧思想旧风俗，正为新思想新风俗所代替。我在窑上沟看到了一对正在恋爱的青年人，也认识了一对刚刚结婚的新夫妇。
这一对正在恋爱的青年人，男的叫韩银旺，女的叫史娥子。
史娥子十八岁了，细眉大眼，配上她那圆圆的面庞，显得又秀丽又英俊。她的性情淑静温柔，从没跟人发过急，红过脸。她的劳动在全村妇女中是数得着的：锄草便锄草，追青便追青，收割便收割，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夏天割蒿压绿肥时，妇女们的任务是每人割五百斤，全村一百三十五个妇女都超过了任务，可是割到八百斤以上的，全村只有八个人，史娥子就是里面的一个。
村里的青年们人人都爱史娥子，可是她只爱一个名叫韩银旺的青年人。
韩银旺是村里的民校教员，今年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自己的耕作组里，最早开展起读报工作，后来别的耕作组都学着这样作，可是赶不上韩银旺组作的好。韩银旺还是村里图书室的管理员，每次娥子去借书时，他总是向她说：“又来新书啦，这本你看着最合适。”就是这样，两个人在图书室，在民校，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劳动中，慢慢恋爱起来了。几个月以后，两个人就要求订婚了。可是困难也在这里，沉寂寡言的史娥子，到这时候还没有把自己同银旺恋爱的事情跟父母说过一个字。固然，如今的婚姻是自己作主，可是如果闹的全家不高兴也不好啊。
“两个青年就找我来了。”支部书记王锦云谈起这件事情时说：“我一看，觉着二人挺合适，就帮他们跟娥子她娘说去了。你猜娥子她娘说什么？”
“她娘说：‘自由婚姻是好事情，他们只要自己愿意，我当娘的没意见，既然她问我啦，我也得说说：银旺也是个好孩子，模样儿品行都不错，就是劳动上差点。’我就说啦，银旺劳动上不坏呀！‘是不坏，’娥子她娘说：‘可也不像俺娥子是全村最好的呀！不过还是那句话，只要他们自己愿意，我没意见，这不过是当娘的一片心……。”
“真是好妈妈，不包办儿女亲事，也尽了当母亲的责任。”几天以后，我看到史娥子的母亲，想起那天王锦云说的话，就这样向她说。娥子的母亲笑起来，她说：“其实我是故意那么说说，银旺可是个好孩子，也是恨铁不成钢，为儿女瞎操心呗。”
“两人什么时候结婚？”
“还没日子呢，”她回答，随后又满意地笑起来：“我那意见灵验啦，银旺非要等着当上社里的劳动模范才结婚哩。”
我问起她们的家庭生活情形，她说：“去年打了三十石粮，今年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她爹说，社里庄稼长得好，至少能分四十多石。”
“收这么多粮食，娥子结婚时，可要作两件漂亮嫁装了。”
“我也是这么说呀！可是你不知道我们那姑娘，人家说：什么也不要。如今只要有人兴出个新道道来，谁都抢着学。”过了一阵，娥子母亲又对我说：“这几天你尽跟怀旺他们在一起，总知道他的事吧，我们这位也要跟他学呢。”
怀旺的事谁不知道？受过上级表扬，也登过报，一位青年诗人还为他写过一首长诗呢。
怀旺姓韩，青年团员，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劳动模范。他们的事情发生在今年六月间。
六月正是麦秋的时候，人们顶星星戴月亮地在地里割麦，忙的伸不直腰。可是怀旺却找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请假去了。合作社社长就是支部书记王锦云。论乡俚，怀旺叫锦云表叔呢！
“表叔，我请个假。”
“大忙的麦秋，请假作甚去？”那时候，锦云正和县里一个干部谈合作社的麦收情况，漫不经心地问。
“到区里去一趟，”怀旺申述理由：“有要紧的事。”
再问，还是说有要紧的事，但什么要紧的事呢？便不说了。要是别人像这样请假，准请不下，可是怀旺就不同了：从去年到现在，论劳动、论学习，不管那方面全是第一，每回过爱国日检查爱国公约时，都是模范，回回光荣榜上有他的名字。所以怀旺这种毫无理由的请假，竟例外的被批准了。
傍晚，人们正要收工回家的时候，忽然看见怀旺兴冲冲地从区上回来了。他肩上扛着一条花被子，手里提着一个小包包。最惹人注意的是怀旺身后还跟着一个穿花衣裳的年青姑娘。
社员们老远就向怀旺打起招呼来：“扛的什么呀，怀旺——给人捎的？”
“自家的。”
真怪，怀旺竟这么回答。他那黑苍苍的脸，高兴得简直要放光了；他后边那个姑娘只是低着头，抿着嘴儿笑，脸红得像黄昏的彩霞。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哈！怀旺要结婚了吧。”
人们一涌而上，把怀旺他俩围在中心。这个跟怀旺开玩笑，那个向怀旺作鬼脸；有的把花被子抢过来，反过来倒过去地察看着；有人抢过他手里的小包包，一个劲儿地只顾捏，急的怀旺赶紧嚷道：
“别捏，别捏，那是挂面。”
这姑娘叫香花，是北面二里路上合村的人。
刹那间，怀旺结婚的消息就传遍全村了。怀旺和香花刚到家，全村男女就都挤到院里来了。合作社社长听说了，也赶来啦。
“你这孩，这有甚害羞的，告假还不肯说。”合作社社长一面说，一面双手分开众人来到中间，便又问二人道：“甚日子结婚呢？”
“就今日晚上。”
“那么——好，咱们举行个结婚会吧。”锦云说：“我当主席。”
结婚典礼开始了。这个结婚典礼不拜天地，不祭鬼神，只向毛主席鞠躬；不骑马坐轿，不大张酒筵，连结婚的被子都是新娘子家带来的。但从来没见过这么热闹的婚礼，好像整个村子都搬到怀旺家里来了，嘻嘻哈哈，嚷成一片，笑作一团。每逢村里开什么会，总是青年们说呀道的嚷在前头，老人们蹲在一边叭哒叭哒地吸烟，可是这回也不同了。
“这样好，”老汉们评论：“过去咱穷人就娶不上个媳妇，这咱二斤挂面就把事办了。”
老婆婆们张着没牙的嘴，一个劲地笑。
“一辈子的大事，这么了草，”快要聘闺女的史大娘笑了一阵子，不知为什么，眼里又有点湿润：“连个轿也不坐，走着就来了。”
“你大婶可别那么说”，站在她旁边的一个头发都快白了的老太太说：“咱那时坐轿，可两眼哭的铜铃似的，看人家这走来的，笑的嘴都闭不上了。”
“结婚大会”越开越热闹，人越来越高兴，青年们闹腾的最欢，提的问题最多：“你俩怎的恋爱来，也教教咱”，“谁先跟谁说的？”……说啊、笑啊、唱啊、闹啊，夜深了，怀旺家还像唱戏样的热闹呢。
第二天，太阳还没出来，耕作组的人们早已在地里匆忙地割麦子了。紧张的劳动，一点也妨碍不了人们对怀旺的喜事的谈论：“人家这结婚是不是也像早先人们结婚那样，头一夜谁也不肯先睡，背对背的坐一夜？”
“问怀旺吧，”眼快的人说：“你看，他俩来了。”
现在的事情就是新奇，昨天的结婚仪式已够让人忘不掉了，结婚的第二天，新郎新妇就下地生产，更是没有听人说过。人们也顾不得问新婚之夜究竟是何情景了，便七嘴八舌地说：
“看他俩割的快慢吧，要是割的慢，就是昨天夜里没好好睡觉。”
“那要叫香花负责……”
新郎新娘不答言，两个人对看了一眼，就弯下腰去，镰刀飞舞起来，不大一会，怀旺就割到大永前头去了。香花紧紧地跟在他身边。大家欢笑着，镰刀闪闪发光，追赶一对新人。（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