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思想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思想
力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４１年中，前２６年由周恩来同志任我国政府总理。以他为核心，在多位副总理的襄助下，政府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政府工作中，最繁重的是经济工作。周总理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和领导经济建设。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争取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又是为了什么呢？是要建立和维护一个团结稳定、和谐民主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５年，我国工农业主要产品的年产量，粮食由２２６４亿斤增加到５６９０亿斤，棉花由８９０万担增加到４７６２万担，钢增长了５０倍，煤增长了１５倍，电增长了４５倍半。钢、煤、电三项，同恢复时期最后一年１９５２年相比，也分别增长了１８倍、７倍和２７倍。
建国前的１９４９年５月，周恩来就指出，经济建设“是一切建设的基本工作”（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５０年５月，他在一次讲话中又说：“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问题，我们看问题和决定政策都要以生产为中心。”（在中级干部和专业人员会上的讲话）在长期的经济建设中，周恩来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这里介绍以下几点：
一、实事求是，稳步前进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１００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是一个伟大可爱的祖国。但是，我们要承认我国在经济上、文化上是落后的，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绝不是一说发展就能发展的。周恩来多次讲到这一点，并且认为我国的建设应该循序渐进，这是他后来一贯坚持的思想。他认为有些同志志向很大，热心可嘉，这是好的，但是只有好心肠是不行的，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不承认我们的落后状态，就会在建设中产生急躁情绪。对于急躁情绪或保守思想，他曾经作过解释：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会犯保守不前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急躁冒进的错误。他主张“实事求是地稳步前进”。（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２日，在全国第二次财经会议预备会议上的报告）
１９５８年开始“大跃进”。１９５９年６月周恩来在一个报告提纲稿中主张“把步子放稳一些”。１９６２年１２月他在怀仁堂作报告，指出大办钢铁影响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大办水利过多占用了农业劳动力、投资和设备。他惋惜地说：“如果循序而进就好了”，重申要“循序而进，逐步增长”。
除了考虑到我国经济的落后性外，周恩来还考虑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主张建设速度不能估计太快了。我们要争取快，又要准备慢，要辩证地看。超越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很危险。有的同志看到形势好一点了，就容易发生错觉，以为很好了，头脑发热。他说，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１９５７年在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周恩来曾经提出改革的问题，这在当时是很有远见的。他说，我们各种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而且不会一下子完全改革好，要不断地改革，要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情况，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情况，来解决问题。改革是个长时期的问题。我们总要采取健康的办法，使其变动不突然，要因势利导，要和风细雨地进行，这样使社会的震动不大。因为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应该从长计议，应该和谐地团结无间地进行。
二、综合平衡，全面安排
周恩来说：“我们必须强调全面安排，综合平衡，抓住重点，稳步前进。”（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１２日，在五个专业会议上的讲话）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优越性之一是计划性，有计划地建设，按比例地发展。按比例地发展，必须综合平衡，全面安排。早在建国初期周恩来就提出必须要有全局观念，全面打算，反对各自为政，否则很容易产生高度的盲目性，发展不平衡。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优越性，还在于在中央领导下能够有重点地办几件大事情。也是在建国之初周恩来就说过，建设的安排既然是全面的，就是有重点的，“原则是重点建设，稳步前进”（１９５３年８月２０日，在第１８６次政务会议上的结论）。强调重点，并不是单打一，而要全面安排，但又不是齐头并进，而是有先有后，有主有次，有所侧重。
对于经济建设，周恩来说要有四个观念：整体观念、重点观念、先后观念、全面观念。进行建设看不到整体不行，看到了整体，也就看到了先后，看到了重点，也就全面了。１９５６年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时，首先就提了下面两条。一是：“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二是：“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
全面、重点、平衡、计划等，都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周恩来说：“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１３页）。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个既分工又合作的事情，必须安排得恰当，才能把全部机器都运转起来，才不至于互相妨碍或抵消，而同时这部机器又不是简单的，是一部很复杂的机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依靠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这个原则运用得好，就可以适当地解决集权与分权问题。只有民主与集中相结合，才能平衡得比较好。就是计划性，也要民主和集中结合起来。
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１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等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周恩来在１９６２年说：“这四年，工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指标本身就没有综合平衡”，结果是“被迫地大调整，被迫地后退”（《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４０４页）。为了改变“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不协调现象，就必须用一个较长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３７１页），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调整的积极意义，在于“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３７５页）。周恩来对于平衡的方针，是按照短线平衡，不留缺口，并且留有余地。这也体现了他的一贯稳健精神。后来，他说，经过两年多时间，基本上调整过来了。
三、农业是基础
建国后周恩来主持政府工作恢复生产，首先是恢复农业生产。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他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１０页）。农业是基础，这是周恩来的一个基本的经济思想。５０年代我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轻工业、农业和扩大商业等等。就是在那个时期，周恩来仍是一再强调农业。１９５６年５月他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上讲，从另一方面看，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需要农业有很大的增长，才能适合人民的需要首先是生活上的需要。同时，我们的轻重工业特别是轻工业也需要由农业来供应原料，这就使得我们对农业的发展应有足够的注意。１９５７年３月，他在杭州市的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又说：我们国家的建设，扩大农业基础是首要的任务之一。重工业是应该优先发展的，这样，才能使我们国家实现工业化。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忽视、甚至不能丝毫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这两者之间的主要关键在于农业。我们如果不把农业这个基础搞得更好，人口的增加，人民生活的改善所需要的粮食就会感到不够。现有的耕地是有限的，这就迫使我们首先要把农业搞好，真正能够提高生产。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五万万多农民的工作，全中国人民的工作。他还从政治上讲到巩固工农联盟的问题。怎么样巩固工农联盟呢？首先要帮助农业增产。不仅农民，各级政府、各级党委要做这个工作，而且我们城市的人民，首先是城市的工人、知识分子也要把农村经济的发展放在日常的注意之中。
关于农业对于工业的重要性，周恩来说了五个方面：（一）工业人口要吃饭，要看农业能提供多少商品粮；（二）农村是劳动力的源泉，要看农业能为工业提供多少劳动力；（三）要看农业能为工业提供多少原料；（四）农村是一个市场，这个市场的大小，要看农业的发展程度，有多少购买力；（五）中国面积广大，交通落后，要看农村能够提供多少运输力，因为各种工业最后是归结到运输问题上。所以，农业先上去，工业才能跟着上。如果不把农业生产增长起来，工业生产就没有巩固的基础。
在６０年代初的调整时期，周恩来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为一个中心环节。他指出：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下降的影响最大。没有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农业中，首要的是粮食，这是保证人民生活和发展整个农业经济的基础。他以极大的力量来抓粮食，并说发展粮食生产的主要方向是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除了提高单产外，他还主张广辟门路，说，中国的农业落后，使食品满足人民需要是长期的问题，不仅要农业增产粮食，还要林业发展核桃等木本粮食作物，还要发展果树。而对整个农业来说，他主张各地要根据当地情况和当前情况、自然条件和经济技术条件、农民的生产习惯和生活习惯等，对农业进行全面规划，促进农业经济全面发展。
四、关心人民生活
周恩来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１４２页）从根本上说，我们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建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但是在建设过程中，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常常容易产生矛盾。所以，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经济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既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要不断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这包括扫除文盲，发展教育，开展群众文化工作，发展新闻、出版、广播、文学艺术、电影电视等事业，还要增进人民的健康。周恩来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看作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１４４页）。
周恩来说：“在我们的国家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１４３页）不顾目前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这是违背了人民的长远利益，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不对的。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建设也要受到影响。“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２３０页）
五、自力更生，勤俭建国
１９６５年６月，周恩来在同一位非洲外宾谈话中说，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就是以勤俭建国、自力更生为主，以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为辅的建设道路。他向这位外宾讲了两个经济思想，一个是农业为基础，另一个是勤俭建国，提倡节约。
建国前夕，周恩来说：“中国有句老话‘勤俭才能起家’，我们的国家兴旺起来也需要勤俭。”（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５３年是“一五”计划开始的一年，他又说：增产节约，“这是长期的。这一点要大家提倡，形成风气。”（在全国政协第４９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增产节约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不但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时候要增产节约，即使在经济发展很快的时候，在物资丰富的时候，也要增产节约，要“常将有日思无日”。他谆谆嘱咐：“这个问题总要经常提醒。”（１９６１年４月３日，在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３７次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指出：克勤克俭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是革命的光荣传统，现在进行建设，要保持和发扬过去的传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企业事业，从上到下都要注意贯彻节约精神。
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强调领导的责任。他说：“节约，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尤其是领导干部。”“责任在我们身上，我们稍微一松手，国家就是一大笔开支”，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１２日，在五个专业会议上的讲话）他特别指出，“计划所造成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计划所造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６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建国伊始，周恩来就讲“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１０页）。１９６３年，他提了十六个字：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他认为要建设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使它变得富强起来，应该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我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我国的资源来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我国的经济。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自己，国家如此大规模的建设，不可能全靠外国，不可能全靠进口，任何外国的力量都不可能代替我们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对于自力更生，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我们说靠自己，并不是说就不要有无相通。自力更生不是排外，不是不要合作和支援。尽管我们是个大国，也不可能什么全有，排除协作是不对的。我们总还要进口一些东西，或者资料，或者技术，或者设备，等等，但主要是靠自己。“基本立脚点”是自力更生，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国外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而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他还在讲要学外国的长处。“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４７４页）对于外债，周恩来说过可以借，借了一定要还，中国人民是讲信用的。总之，他主张“主要是自力更生，但不放弃争取外援”（《周恩来外交文选》，第１７２页），并且指出“如果经济不能立足国内，过多依靠外援，特别是依靠大国的贷款，这是很危险的”（《周恩来外交文选》，第４９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