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的重逢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友谊之花

二十年后的重逢
冯惠明
雪，不知什么时候又纷纷扬扬地下起来了，不一会儿功夫，便将宿舍楼前的道路、空场盖了个严严实实。有人说，列宁格勒的隆冬飞雪，就像北京的伏天阵雨，说来就来。然而，我没有兴致欣赏窗外那迷人的雪景，我的心也不像白雪那般宁静。此刻，我正在等待一位阔别20多年的老朋友的来访，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他熟悉而亲切的面孔，心里默念着他的名字：瓦洛佳……
瓦洛佳是我的好朋友，60年代我们在同一所中学上学，两家又同住在一幢楼房里。瓦洛佳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苏联人，所以他曾送给我许多精美的苏联邮票，至今我还珍藏着。平时，我们常在一起下棋、拉手风琴，我的俄语成绩在班里常常名列前茅，就得益于瓦洛佳的帮助……
望着窗外那绵绵不尽的飞雪，我的思绪越过茫茫时空，追忆起20年前的一些往事。十年动乱期间，他家的处境可想而知，但我还一直偷偷地保持着与他的联系。只是当我去了边远山区之后，才断了瓦洛佳的音信。后来听说他父亲去世，母亲便领着他们三兄弟凄凉地回了苏联。那时我虽然对他寄予深深的同情，但也确信从此我们天各一方，今生今世再难相见了。
谁知1989年9月，我作为中国留苏学生，踏上了苏联的国土。从最初一刻起，我就怀着强烈而美好的信念，一定要找到瓦洛佳。可是说实在的，对他回国后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要在苏联如此辽阔的国土上，在近3亿苏联人中找到瓦洛佳，无异于大海捞针。起初，我在列宁格勒四处打听，寒假期间又专程赴莫斯科，走访了几十个单位，向上百个苏联人探询。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几多失望甚至绝望的心理磨练，我终于得到了瓦洛佳的准确地址。当我在莫斯科加里宁大街电话局，给遥远的北方小城的瓦洛佳打电话时，我拿听筒的手都不住地颤抖了……
从那时起，我和瓦洛佳恢复了联系。不久前，他写信告诉我，他要到莫斯科出差，会到列宁格勒来看我。现在，我正翘首以盼，等着瓦洛佳露面。
“叮咚！”一声清脆的门铃，使我的精神一振：是瓦洛佳！我惊喜地打开门，却有点失望，原来是宿舍看门人阿列克·彼得洛维奇。他客气地告诉我：“门口有位客人找您。”我一下子又激动起来，急忙三步并两步向门口跑去。
传达室的长椅上坐着一个身着大衣戴无沿皮帽的中年人。是他，瓦洛佳！我们同时呼唤着对方的名字，一下子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良久，我才转过脸来仔细打量他：他胖多了，额上的头发已见稀疏，耳鬓已有几缕银丝，但他微笑的眼神、慢悠悠的举止和言谈，仍然和20年前那个瓦洛佳一模一样。我领他走进房间，给他泡上一杯中国香茶。然后动手为他烧了一桌地道的中国菜：红烧鱼、卤鸡块、黄花木耳炒鸡蛋、凉拌白菜加胡萝卜丝，还有一瓶北京的二锅头……
这天晚上，我们几乎整夜没有瞌眼。他告诉我，在他父亲去世以后，他被当作特务嫌疑，蒙受了两年不白之冤。出狱后，为了生活他又去烧了一年锅炉……当他讲述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时，神情凝滞，面色痛苦，可以看出深深印刻在他心灵深处的伤痕。然而使我感到欣慰的是，瓦洛佳对此能有很好的认识：“当时大家的遭遇都差不多，比起那些冤死的人，我的处境好多了。非常时期嘛，大家都想表现得‘革命’些……”
“你现在还想中国吗？”
“当然想，那是我从小长大的故乡。不过回中国定居已经不可能了，这里有我的妻子和孩子。但是我希望我的女儿将来能去中国学习，所以现在我常教她汉语。”
“你的汉语说得还跟20年前一样流利。”
“这不奇怪，我本来就是中国人嘛！”
20年的思念，20年后的重逢，像一场梦般瞬间就要过去了。第二天傍晚，我到机场为瓦洛佳送行。分手时，我们使劲拥抱，惜别之情难以言表。当他走进检票口，转过身向我挥手时，我分明瞧见，他那双和善的黑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
“再见，瓦洛佳！”我心里默念着，一阵心酸，又一阵欣慰：阻隔已成过去，桥梁重新架起，让我们共同培植新的友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