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一村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太行一村
本报记者 田流
（续完）
很大的合作社
窑上沟有个很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全村二百二十一户农民，已经有一百七十三户参加了合作社。合作社经营着全村百分之七十八——二千五百多亩土地，有十几座砂锅窑，还有七、八百只羊的牧畜业。
刚到窑上沟时，我还担心这样大的合作社能不能办好？了解情况以后，才感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窑上沟农业生产合作社办的很好。社员们都积极热情地劳动，大家互相关心、互相批评、互相帮助。来到窑上沟的第二天，就有好几个社员要我去看看他们新近落成的蓄水池：“去看看吧，很大很大呢，池底都抹着石灰。”“早先，咱看着老天爷的眼色种地，现在它听咱使唤，给咱浇地。”这真是个大蓄水池，能存四万多担水，使周围三百亩庄稼免除了旱灾的威胁。窑上沟在一架很高的山梁上，它的土地大部在山顶和山坡上，山下虽然有泉有井，可是在山上挖井，挖下十丈八丈还看不见水珠儿。人们吃水全靠旱窖积存下的雨雪。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受着旱灾的威胁。早些年，也有人提倡过挖蓄水池，把雨水存起来，在干旱时候浇庄稼。可是，池小了不抵事，挖大池又没有这样大的气力。今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七十多户，力量大了，从七月下旬开始挖池，完工的第二天正是“八一”建军节，村里人开大会庆祝，都说：要不是共产党领导咱们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解放军保卫咱们的好时光，再别想挖成蓄水池，我们就把它叫“八一蓄水池”吧。大家还写了个信给毛主席，感谢毛主席、共产党给窑上沟村带来的幸福。今年，窑上沟的庄稼长的特别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二千五百多亩土地，每亩平均产量将达到二石四斗，比抗日战争前高一倍多，比去年高百分之四十多。我访问窑上沟时，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把大田耕作完毕，就等开镰收割了。社员们正集中力量割蒿压肥，翻耕麦地，准备种麦。今年社里共种了七百六十亩秋麦，其中有十五亩半要创造明年的麦田丰产新纪录，达到亩产千斤，另有一百七十八亩要培养成丰产地。九月一日，小麦播种的前几天，王锦云召开了耕作组长会议，检查种麦的准备工作。各组的工作都在顺利地进行着：麦地已翻过两遍到三遍，种子翻晒过三遍以上，拌种消毒用的王铜、赛力散已准备好了，就是肥料还没有达到社的要求——“新纪录”地每亩二百五十担，丰产地一百五十担，都预备好了，就是一般麦田每亩只有七十担，还差二十担。但各组都在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努力补足缺少的肥料。韩金木耕作组决定“再卧三夜羊，拆三条炕解决”；史华元组已发动组里的妇女儿童扫垃圾、拾羊粪、再割两天柴熏肥，补足缺少的数量。各组有各组的办法，而且已经开始实行了。九月六日第二次检查时，普通麦田平均每亩已有八十三担肥料，只差七担了。组长们说：“离种麦还有四、五天，保证超过社的施肥计划，绝不能达不到。”
一天夜里，外面正在落雨，我被吆喊声惊醒了，和我同屋睡的王锦云也醒了。他听了听告诉我：
“这是叫人们起来，收拾场上晒的大麻子，社里这几天已经收了不少大麻了。”
“这是谁们叫人起来呢？”
他侧耳听了听，说：“有栓锁，有海彦—好些人呢，”停了停他补充说：“谁先听见，谁就起来叫吧。”
社员们已经像关心自己的家庭一样地关心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切了。老王又说了很多社员因社忘私的模范行动：就拿刘海彦说吧，他留下的那二亩菜地，长的不好，有草，可是他一天也不耽误社里的集体劳动，他说那二亩地长不好是自家的，社里的地种不好大家吃亏。他决定“明年自己只留下够吃菜的一点儿地，免得分心。”再说史怀旺——那个结婚不久的青年人吧。今年春天，社里号召社员们拿出余粮余钱，暂借给社里买公共耕牛，他一家就拿出四石米，他当时说：“合作社使我生活好了，粮食多吃不清，我多借出点儿。”
社员们积极热情地参加社的集体劳动，自觉地完成社的生产计划，像关心自己的家庭一样地关心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就是窑上沟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社员们这样高的思想觉悟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呢？
“主要是党多年来对群众的教育。”王锦云这样说。他的记性真好，从窑上沟支部成立那年一九三八年起，党领导群众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工作、运动，都记得很清楚，窑上沟支部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历来就十分重视。一九四三年日寇侵占了离村八里路的蟠龙镇，又在窑上沟村边安上炮楼，支部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坚定群众的胜利信心，领导群众创造了“窑洞保卫战”的斗争艺术。他们坚持战斗八个月，配合八路军拔除了村边的敌人据点，驱逐了蟠龙镇的敌人，毙伤日寇八十多名，活捉十多个，成为对敌斗争的模范村。一九四七年支部又领导群众挖穷根、找富根，废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全村农民得到了应该得到的土地。窑上沟支部对于劳动互助的领导，从毛主席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后，就热烈响应，积极推行。从一九四四年开始组织互助组起，村里的劳动互助运动年年发展，年年提高；去年，支部根据全村已有了七年的劳动互助经验，已有了百分之八十的农户组织起来的情况，在上级党的有力领导之下，成立了以王锦云为首的二十一户农民参加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党在农民中长期的政治工作和王锦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巨大影响，今年便发展为包括百分之七十八的农民，一百七十三户社员的很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了。
“光是群众思想觉悟高，还不能把社办好。”王锦云结束他的谈话时说：“还要有党员的骨干作用和各种制度的保证。”
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几天来我也已经了解了。全村有三十八个党员，个个都是群众的榜样，他们的模范事迹是说不完的，举出这个事实就可见一斑了：从土地改革以来，三十八个党员没有一个雇过长工，没有一个放过高利贷，没有一个出租过土地，没有一个不参加互助组，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后，除支部决定的少数党员仍需留在互助组领导尚未入社的群众进行互助生产外，全部都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窑上沟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许多较好的经验，特别是他们组织劳动的经验。王锦云说：“只要使社员们都能积极劳动，大社也能办好。”他们组织劳动主要有三条经验——在社员自觉的基础上，把多劳多得的按劳取酬原则，和定额管理的包耕制相结合。我到窑上沟那天，正是社里“查田、评工、定产量”开始的一天。这是明年生产的重要准备工作。社的领导干部：社长、生产队长、技术员、总会计等人，组织成“查田评产组”，到每一块地里去仔细评查它明年适宜种什么？能有多少产量？需要用多少工？应该付给土地所有者多少租额？初步决定后交给各个生产队、耕作组讨论，最后在社员大会上通过。“这是件很重要的工作。”郝冬莲—支部委员、妇联主席、合作社的副社长告诉我：“明年我们社的好些工作，全仗这回评的好不好。”
“查田、评工、定产量”经社员大会通过后，就分配给各个生产队，再分给各个耕作组。各队、组便根据社的耕作要求、产量计划，订出自己的计划。如果社里规定这一块地用二十个工，实际只用了十五个工，又达到了规定的质量标准，秋后分配收获物时，社仍按二十个工付给报酬；社里规定这一块地每亩产量三石，如果实收四石，超过的部分用超额奖励的办法，分给组员一部分。因为在社员觉悟的基础上，实行了耕作责任制，又用定额管理、超额奖励的办法贯彻了按劳取酬的原则，这就大大加强了社员的责任心，提高了社员的劳动情绪。窑上沟村虽然是由距离很远的四个自然村组成的，人们住的很分散，窑上沟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这样大，但这个合作社仍然办得很好。
“报告毛主席……”
看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就，了解党对农民的领导和教育后，对于窑上沟村农民普遍富裕的幸福生活，已经没有一点儿的惊奇和疑问。但为了慎重起见，把我在村里了解的情况、材料和对各种事物的印象，最后校正一番，离开窑上沟村的前一天，我同支部书记王锦云同志整整谈了半天。我问他：为什么窑上沟从土地改革以来，没有阶级分化，只有生活上升？为什么旧的思想、风俗和习尚这样迅速地被新思想、新风俗、新习尚所代替了？
王锦云没有立时回答我。他偏着头沉思着。这是他的习惯，不论作什么工作，解决什么问题，总要用心想一想，考虑成熟后，才着手去作。从一九四七年他担任窑上沟村的支部书记后，村上的各项工作一年比一年进步，支部真正成了领导群众前进的核心，几年来连续被选为全县的模范支部，王锦云也成了群众爱戴和信任的人。从一九五○年他便被选为山西省的模范干部和劳动模范。因为他平常沉寂寡言，深思熟虑，村里人们都亲热地叫他“参谋”。
“主要是因为组织起来。”王锦云说。
“可是有的村庄组织起来了，还是有阶级分化呀。”
“我一下还是说不出个门道，”他说，“我告诉你几件事情吧……”
前年，村里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经过六、七年的劳动互助后，土地产量提高了。一九四八年时，每亩只产九斗五升九合，一九五○年便提高到一石三斗八升，不仅医治了严重的战争创伤，人们的生活还丰裕起来了。许多人就开始买地，那年共有七十四户农民买入了一百七十九亩土地。本村卖地的只有九户——两户作贩卖牲口的投机买卖赔垮了，三户出远门需路费，等等，共卖了二十四亩土地，大部分是从外村买入的。支部觉着这种情形不对，专门召集会议，研究这个问题。王锦云向全体党员说：“我们是要发家致富，可不是要别人变穷，总买外村的地，不是把人家变穷了么？”讨论的结果，党员们都说不再买地了，同时还劝告农民停止买外村的土地。“不买地怎能满足群众发展生产的要求呢？”会议决定引导农民进一步组织起来，提高土地产量，满足群众的要求。第二年春天便以王锦云为首成立起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一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量就提高到每亩一石七斗六升，事实教育农民：要想发展生产，不一定增买土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就能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这便把群众引导到土地加工、改革技术、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道路上来，避免了因大量购买土地所必然引起的阶级分化，走上了共同发展、普遍富裕的道路。
人们刚刚开始建设自己的新生活，幸福的大厦还没有最后完工的时候，突然的灾害、病苦，常会使人的生活发生困难。最近四年，村上有李培明、张先元等七人害过较长时间的病，不光不能下地劳动，还化了二百多万元药费。如果不加以帮助，他们七家就会发生困难，甚至出卖土地，变成贫农。在长期的对敌斗争、对封建地主斗争，向自然灾害斗争中，同甘苦共患难的人们，是互相关怀、心心相连的。当支部号召帮助困难户时，大家抢着响应，好几家拿出钱来借给这七户，“甚时有了甚时还，不要利钱”。互助组员们帮助他们耕种，秋后收下粮食后再给工资。在全村人的关怀帮助下，七户长期生病的农民，生活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也没有下降。
许多旧的风俗，特别是婚丧大事，人们曾经是很铺张的。结婚要送礼、买嫁装、大张酒筵——美其名叫“喝喜酒”；至于丧葬，就更厉害了，人们会习惯地说：“干了一辈子，舍不得化个钱，死啦可该风光风光。”如果死了父母，还不能排场排场，会被人们说成“不孝”。常常有的人家办一次婚丧大事，破产了。很久以前，窑上沟支部就注意改革这种旧风俗。四年来，村中有十七人病故，六十二个婴儿诞生，但在支部倡导下，很少有请客送礼、大张酒筵、铺张浪费的。事情都在“少化钱办大事”的原则下办好了。史怀旺结婚的事，人们至今还是念念不忘、津津乐道。都说：“新式结婚真好，两人手拉手地到区上办个证明，开个大会就把事办了，又光彩又省钱。”
王锦云说：“在这方面我们尽量节省，可是在生产建设上，我们从不怕化钱。”他说，土地改革后，窑上沟修盖了一百四十五间新房新窑，增加了三十二头耕牛，五百二十只羊，上千件旧农具和数十件新式犁、喷雾器、轧草机、脱粒机等新式农具。土地投资仅肥料一项，就由原来的四、五十担粮，增加到一百来担，整整增加了一倍。
窑上沟村一带，是抗日战争时期最巩固的根据地，八路军刚进入华北时，朱总司令和总部就住在离窑上沟八里路的王家峪村。就从那时起，窑上沟的人们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人们知道自己的幸福和人民军队是血肉相连的，人们关切着军属生活，甚于关切自己。从一九四九年起，窑上沟一直是代耕模范村。有个别的村庄，因军属缺乏劳动力，生活变得困难了，但在窑上沟，军属生活不仅不会发生困难，他们的土地比群众产量还高，生活比群众还好。全村四十七户军属，缺乏劳动力享受代耕优待的有十七户，这十七户从没因生活困难出卖过生产资料，还有三户存余粮在十石以上，其余都够吃够用或稍有余剩。那天我去访问军属徐腊梅时，遇见了韩万良耕作组长，他这一组代耕着军属韩栓柱家的八亩半地。他说，为了使军属的土地获得更高的产量，他们自动捐助韩栓柱六十担肥料，并由组员们出钱卧了一夜羊。他们把一亩玉茭培养成了丰产地，能收九百斤；六亩秋田（那二亩本是麦地）今年能收二十石，每亩比群众的平均产量高一石。虽然村里代耕工作是“包耕包产制”，可是组员们把超过的部分完全给军属，自己一点不要。问他为什么，韩万良组长说：“作好代耕工作，也是抗美援朝。”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用他那粗大的手指指着一页让我看。原来上面是他们的爱国公约，其中关于代耕的那一条是：“代耕工作要作好，三耕四锄准作到。上追肥、担水浇，拔除病株保秋苗，军属土地丰产了，就是抗美和援朝。”
第二天我同王锦云同志一块到县里去——我回北京，他去县参加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最初，我们看着那初秋的阳光照晒着的、正在成熟着的庄稼，谈天说地地闲谈着。可是走过一阵，老王沉寂起来了，我以为他累了，也就不再说话。慢慢地我发觉他在想着一件什么重大的事情，又好像要同我讲什么重要的话，他一会匆匆地走到我的前面去，一会又落在我的后面，几次想说，几次又停止了。
“有什么事情么？”我问他。
“我想北京，想毛主席。”他沉思地说：“你说我还能到北京么？能看到毛主席么？”
我没有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他好。可是锦云并没等我回答，又接着说下去了。
“去年，毛主席派人来看我们，问我们生活过的好不好，嘱咐我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你回去报告给毛主席：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已经医治好战争的创伤，生活好起来了。
“报告毛主席，我们一定按着他的指示做：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我们支部已经领导全村群众，作出全村的五年建设计划。五年后，我们全村的土地，要由现在的每亩产量二石二斗五升，提高到五石四斗。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将变成包括全村农民的集体农庄。”
锦云不说话了。我们俩都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情绪激动着。柔和的秋风，送来了庄稼成熟的芳香。收获的季节就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