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行者的珍贵文献——读新发现的孙中山致越飞书信两封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革命先行者的珍贵文献
——读新发现的孙中山致越飞书信两封
孙钢
１９２３年１月举行的孙中山与越飞的会谈及其双方签署的《孙越宣言》，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列宁领导的苏俄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心和支持，也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最后确定。
最近，我们在中央档案馆收藏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发现了孙中山１９２２年８月２７日和１２月２０日致越飞的两封信。它们对于了解孙越会谈的由来和研究孙中山联俄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原始文献，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这两封信的原件是英文打字文本，现已译成中文。经查，国内出版的孙中山的全集、选集等，均未收入这两封信，只是在海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专著中提到过它们的一些情况。因此，这两封信的全文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
苏联历史学家Ｃ．Ａ．齐赫文斯基所著《孙中山》（俄文版）第五章称：“１９２２年８月至１２月，孙中山与越飞曾往来信件七件（越飞写信四封，孙中山复信三封）。”该书引述了孙中山致越飞的一封信的片断，并注明来源于“苏联对外关系档案，０４全宗，１５１案卷，５１４０３卷，第７张。”经对照，该书引用的就是这次发现的８月２７日孙中山致越飞信的内容。
又据《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１９５１年版）记载，１９２２年１２月，孙中山曾派张继带信到北京给越飞，信中埋怨苏俄不该与曹锟、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交涉。经对照，张继所带之信，即是这次发现的１２月２０日孙中山致越飞的信。
那么，孙中山给越飞的另外一封信呢？据莉迪亚·霍罗布尼奇《米哈伊尔·鲍罗廷与中国革命，１９２３—１９２５》（１９７９年英文版）称，孙中山在致越飞的另一封信中，非常担心苏俄军队进入北满洲，并与吴佩孚军事集团合作，将张作霖逐出中国东北。这些内容在新发现的两封信中均未涉及，由此可以肯定，这就是孙中山致越飞三封信中的另外一封。
孙中山与越飞的书信往来，是在当时中国国内形势发生急剧演变的时候开始的。
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６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８月９日，孙中山在军舰上领导海军反击叛军近两个月后，得知北伐军回师失利，已无望夺回广州，不得不怀着沉重的心情，乘英舰“摩轩号”离开广州，经香港，于８月１４日到达上海。此时的孙中山，陷入了彷徨苦闷之中，这是他革命生涯中最为痛苦的时刻。他在上海发表《致国民党员书》，沉痛写道：“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①
几乎与此同时，苏俄政府为同北京政府商谈外交、商务关系，特命副外长越飞以全权大使身份来华，８月１２日抵达北京。到京后，越飞一面进行紧张的外交活动，一面派代表携函到上海与孙中山接洽，向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伸出了友谊之手。
８月２５日，孙中山会见了越飞的代表，并接受了他所转交的越飞２２日的信函。８月２７日，孙中山给越飞复信，由此开始了他们的通信往来。
这次发现的孙中山致越飞两封书信，主要内容是围绕孙中山、苏俄、吴佩孚、张作霖这四方关系展开的。
当时的苏俄和共产国际认为，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苏俄政府外交代表威连斯基在《新东方》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知道，明天的中国将属于它。历史的行程已经发展到中国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获得政权。”②谁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苏俄和共产国际一度认为，在南方是孙中山，在北方是吴佩孚。“吴佩孚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和独立的中国，他反对外部的约束。”③越飞来华的重要使命之一是推动孙、吴合作。他在派人去上海见孙中山的同时，也派人去洛阳见吴佩孚，在孙、吴之间穿针引线，为改善他们的关系竭力奔走。
越飞来华后，还推动中共方面与吴佩孚接近。受其影响，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党组织也派人去洛阳与吴佩孚会晤。李大钊在８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西湖会议上说：如果孙中山与吴佩孚联合——越飞认为是正确的，中国的现实政治将沿着一条更进步的路线。④中共党内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９月１３日，蔡和森在《向导》上发表文章指出：“吴佩孚之舍陈联孙，及孙之弃奉而与一较好的军阀周旋，不可说不是一种进步现象，但实质又怎样呢？据曹、吴的静电看来，不过是空空荡荡称赞老孙的宣言罢了。”“直系之联民党，不是想利用民党为统一借债的招牌吗？”⑤
处于痛苦和思索中的孙中山，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共和苏俄身上。李大钊在西湖会议前后，到上海和孙中山进行多次交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孙中山对中共的帮助感到非常兴奋，和李大钊“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并当即邀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当李大钊表示自己是隶属第三国际的中共党员时，孙中山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加入本党帮助我。”⑥孙中山认为，他与苏俄的合作能使中国摆脱列强对它的经济政治控制。他热切地希望苏俄能与他本人尽早结成联盟，进行合作，以有效地进行中国革命。他在给越飞的信中写道：“总的形势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使我现在可以提出一项建设性的政策，即我本人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同你们的政府实行合作。”他提醒越飞注意他与苏俄合作的紧迫性：“如果计划在明年即能付诸实行，那就会有成功的良机。拖延，只会使资本主义列强帮助反动势力进一步巩固它们自己在中国的地位。”⑦
在对吴佩孚及其控制下的北京政府的认识上，以及在处理孙、吴关系上，孙中山并不同意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看法。他深知吴佩孚有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他写道：“我的真正敌人肯定会是吴佩孚，英国和其他国家肯定会支持他而反对我。”⑧虽然在１９２２年下半年，孙中山根据形势的需要与吴佩孚周旋了一阵，但实质关系毫无进展。
孙中山认为，苏俄派越飞与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加强关系是一个失误。“北京政府完全没有骨气，十分软弱无力，因此说现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并不过分。”⑨苏俄加强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客观效果是“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通过国际承认等等为它树立威信”。而在中国，“除了采取革命措施去扫除现存的整个腐朽制度以外，决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⑩
在对待张作霖的态度上，孙中山在信中表现出与张作霖进行合作的愿望，并在１９２２年１０月，亲自派汪精卫等去东北与张作霖谈判，张作霖向孙中山控制下的粤军提供了大量财政和军事方面的援助。
在与越飞进行通信的同时，１２月１６日，孙中山致信列宁，重申了他的基本观点。在信中他指责曹、吴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奴仆和工具”。他奉告列宁：“同中国现政府谈判，不仅旷废时日，而且恐怕是冒风险的”，“北京和帝国主义列强随时都可能设计使你在中国人民面前处于难堪的境地”，所以，“此举乃凶多吉少”。他希望苏俄不要对张作霖采取激烈政策。他认为，由苏俄“促使张作霖尽一切可能以确保苏俄的安全，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通情达理的。”?
孙中山在致越飞和列宁信中所提出的主张，受到了列宁领导下的苏俄和共产国际的重视，是促使他们后来改变对中国革命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越飞于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７日亲赴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并于１月２６日双方签署了《孙越宣言》。
从那以后，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孙中山在致越飞信中提出的联俄反吴主张的正确性。越飞与北京政府的谈判旷日持久，毫无进展。１９２３年２月７日，吴佩孚悍然血腥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并公开表示反对苏俄和共产国际、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使他的反革命真实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事实说明，吴佩孚根本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是中国封建军阀势力的代表，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与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根本对立的。如果孙中山同他妥协合作，只能重蹈民国初年向袁世凯妥协的覆辙。而这一次，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孙中山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拒绝了孙、吴合作的主张，并据理力争，促使苏俄和共产国际改变对于中国革命的政策，他本人最后选择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光辉道路。这一切充分体现了这位中国革命先行者日趋成熟的政治智慧。当然，孙中山在信中表述的对于张作霖的看法是不尽正确的，表现出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倡导孙、张合作，对于牵制吴佩孚进攻南方革命力量，建立反吴统一战线，恐怕也不失为一个积极可取的方案。
注释
①《孙中山选集》上卷，第４４８页。
②艾伦·惠廷《苏俄对华政策，１９１７—１９２４》１９６８年英文版第１１６页。
③《消息报》（俄文版）１９２２年７月６日。
④莉迪亚·霍罗布尼奇《米哈伊尔·鲍罗廷与中国革命，１９２３—１９２５》１９７９年英文版第１７６页。
⑤《向导》第一期第５页。
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载《政治周报》，第五期，第１２页。
⑦⑧⑩孙中山《致越飞的信》（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
⑨孙中山《致越飞的信》（１９２２年８月２７日）。
?《苏共历史问题》（俄文版）１９６６年第１０期。
　　　　　　　　　　　（作者单位：中央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