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要点得亮　不求点得长——怀念杨学诚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宁要点得亮　不求点得长
——怀念杨学诚同志
任质斌　郑绍文　顾大椿
今年的４月５日，是新四军第五师建军５０周年。当年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保卫中国领土和中华民族，曾驰骋江淮河汉，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直至日寇宣告无条件投降。为了夺取中原敌后抗战的胜利，五师健儿前赴后继，许多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我们每思念及此，心潮翻滚。在为民族和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同志中，年轻有为、品德高尚、忠贞绝卓、才华出众的杨学诚同志，一直为我们所深深怀念。
（一）
学诚同志是“一二·九”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学生领袖，在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中起了杰出的骨干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在党的指示下，深入中原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为创建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和我们并肩战斗了５年，竭尽了全部精力，直至最后一息。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清楚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１９１５年，学诚同志出生在湖北黄陂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聪颖好学。十年寒窗苦读，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进校第二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满怀爱国热情，站在斗争的最前列。１９３６年６月，经过斗争锻炼和考验的学诚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领导工作。１９３７年５月，他作为北平学生中的党员代表之一，参加了党在延安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聆听了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述，以及对他的指点，使他深受教育，增强了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会。回北平后，担任了中共北平学委委员、城西区委书记。“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党派他离平南下，经天津、济南、南京，９月初到达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湖北省（工）委青委书记。在此期间，他创建和领导了湖北青年救国团，把大批爱国青年聚集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年轻的学诚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哺育下，顺应着历史前进的要求，在时代的激流里，迅速地成长起来。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南京失守，中原告急，武汉吃紧，为了准备游击战争，中共湖北省委根据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指示，通过湖北国民党内民主人士的统战关系，派遣了一些青年骨干由陶铸同志率领到鄂中农村，举办训练班，积极培训一批青年骨干，为日后鄂中沦陷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初步基础。１９３８年８月陶铸同志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无法工作时，省委又派学诚同志到鄂中，担任鄂中特委书记。不久，武汉沦陷，从此，他走上了敌后抗日战场，谱写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辉煌的篇章。他在新的战斗岗位上，先后担任过中共鄂中特委书记，中共鄂中区党委组织部长、代书记，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平汉）路西指挥部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鄂皖兵团政治委员以及豫鄂边区行署副主席、党团书记等职，对五师和豫鄂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巩固，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他的优秀品质和优异才能，也日益充分显示出来。
学诚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具有坚强党性，首先表现在他坚定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路线，抵制王明右倾投降路线的干扰，独立自主地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他一到鄂中就与鄂中特委成员一起，全力以赴地领导鄂中党组织，抓住了武汉沦陷前的瞬息时间，切实地进行了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１９３９年中秋前夕，日军溯长江、越大别山，紧逼武汉。学诚同志紧急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根据董必武同志的指示，要求鄂中党组织千方百计掌握枪杆子，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并作了具体部署。他在会上说：“我就是讨饭也要讨一支枪，投入战斗！”会后，特委分头深入基层，紧急进行组织武装的工作。当武汉与鄂中相继沦陷时，学诚同志亲自赶到应城矿区，率领共产党员蔡松云同志所掌握的八条枪组成的抗日武装，首先进入大洪山丁家冲。这时，陶铸同志从宜昌赶回，在陶铸、学诚同志领导下，迅速汇集和组建了鄂中各地我们党掌握的近百人枪的抗日游击武装，点燃了鄂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复经艰苦经营，终于组成了应城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开辟了以应城、京山为基地的鄂中游击区，会同豫南、鄂东两地党组织发动的游击武装，为新四军第五师和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点。
１９３９年６月，李先念、陈少敏同志到了鄂中，同杨学诚同志和鄂中区党委同志会合，在京山养马畈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分析了边区的抗战形势，研究如何创立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主力部队，进一步贯彻党的独立自主方针，以及公开树起新四军的旗帜问题。当时，豫鄂边区的形势已十分严峻：正面战场战局相持，敌人已开始扫荡敌后；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已开始付诸实施；第五战区桂系势力屈服于蒋介石集团的压力，反共事件迭起；鄂中国民党顽固派正阴谋吞并和瓦解“应抗”。敌后敌、伪、匪横行，广大同胞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形势迫切要求我们党迅速统一处于分散的武装力量，公开树起具有巨大凝聚力的新四军旗帜，独立自主地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中原敌后抗战。学诚同志以对党无限忠诚和对形势的洞察力，在会议上积极拥护党的独立自主方针，旗帜鲜明地赞成立即统一党的武装，公开树起新四军旗帜。他说：“我们‘应抗’是党的儿子。党叫我们打出新四军的旗帜，我们就首先站出来，打出新四军的旗帜进行战斗。”会议统一思想后，鄂中区党委根据中原局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决定马上把鄂中、豫南两地党所掌握的利用各种名义组成的抗日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那时鄂中的应城、京山、钟祥、汉阳、汉川等地迅速组成了近四个团的兵力。这支由我们党直接领导的主力部队的诞生，立即成为中原敌后人民抗日救亡斗争和团结友军抗战的核心。她对于开辟中原敌后抗日根据地起了奠基性的历史作用。杨学诚同志在这关键的时刻和关键的问题上起了关键的作用。
（二）
学诚同志为了保持和发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突出地抓了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养马畈会议后，学诚同志担任区党委组织部长。在区党委集体领导下，他首先抓了党的干部队伍的建设。１９４０年，豫南、鄂中、鄂东党的组织和武装实现了全面统一。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有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干部；有红军老干部、“一二·九”运动涌现出来的新干部；有来自外省市的外来干部，还有土生土长的当地干部。绝大部分是新干部。如何适应根据地初创和急剧发展的胜利形势，建设一支无限忠于党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干部队伍是当务之急。学诚同志就在这一情况下，提出了要在干部中进行一次教育，开展反不良倾向的斗争。他尖锐地提出：在党员干部中，必须警惕和防止出现把剥削阶级的思想和恶劣作风带到党内的“新贵”，并把它作为反不良倾向斗争的重点。历史经验证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必须十分警惕和防止干部蜕化变质，否则，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颜色。在党的建设工作中，他还集中精力研究了农村党支部的建设问题。他在戎马倥偬中，亲自找支部书记、党员谈话，参加他们的支部会议，深入了解情况，发现农民中的党员有不少在思想上存在着狭隘保守、私心较重的现象，及时提出加强农村党员教育的意见。要求通过群众斗争，逐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反对党员中的小农思想，把农村党支部真正建设成为团结群众的战斗堡垒。并明确要求党的组织工作，要以健全党支部为中心任务。１９４１年，他发表在中共中央党刊《共产党人》上的《给各地组织工作者的一封信》中，再一次提出了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性，强调指出：“凡是党的一切工作没有如愿的开展，其关键乃在党与群众的联系太差。”学诚同志的这些建党思路，至今仍十分重要。
学诚同志遵循根据地的地方工作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方针，强调一切工作必须服从抗日战争的需要，一切工作必须为了战争的胜利。当战争形势发展需要他直接参与军事斗争的领导工作时，他就义无返顾地勇挑重担，服从党委对他的分配。１９４０年，边区主力部队东进鄂东时，要求他留在鄂中，他就和陶铸同志一起胜利坚持了鄂中根据地的斗争。后来，在宜昌沦陷时，又和刘少卿同志一起组织了（平汉）路西指挥部，趁机向西作战略展开，迅速击溃了盘踞在天门的反共土顽潘氏父子，开辟了天（门）京（山）潜（江）根据地，为日后开辟襄西、襄南提供了前沿阵地。１９４２年，他又与刘少卿同志奉命率部南渡长江，开辟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根据地。当初战告捷后，由于敌情恶化，主力两次被迫撤回江北，学诚同志率领两个营的兵力，坚持鄂南敌后斗争。在频繁的战斗中，他对敌我力量对比、鄂南的地理与社会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依托江北，坚持鄂南沿江根据地，逐步向山区发展，主力骑江跳跃作战的战略方针，从而把开展鄂南的战略意图，置于切实可行的基础之上。他的正确建议，很快被李先念同志为首的区党委和五师师部所采纳。１９４３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德、意、日全面失败已指日可望。这一形势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紧迫任务，必须加紧积蓄反攻力量，准备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尤其是豫鄂边区地处中原前线，尤须加紧准备。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口，区党委１９４３年１月在大悟山蒋家楼子召开了扩大会议，确定了加强军事工作的方针。学诚同志积极拥护“战争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并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强调提出“强化政权”的意见，要求把地方群众工作、政权工作和军事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为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服务。会后，他还勇敢地挑起了强化民主政权的重担，欣然接受了区党委的决定，担任了边区行署副主席、党团书记的职务，为边区根据地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
（三）
学诚同志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学诚同志飞速进步的智慧源泉。他的刻苦学习精神令人叹服。在那战斗频繁的动荡环境里，经常伴随他的是两只满装书籍、文件的铁皮木箱。每当深夜，经常看到他在一盏油灯的暗淡灯光下，手不释卷地努力学习。把几本得来不易的马列著作反复阅读。对中央文件除及时认真学习外，每到年终还要重新翻读，对照一年来的斗争实践认真思考。同时，他还注意博览群书，以开阔自己的视野。他起草文件、撰写文章或工作总结时，总要反复思考。内容定下了，他还要反复推敲表达的词句。他常对同志说：“写文章好像蜜蜂酿蜜，只有经过认真酝酿，才能酿出好蜜”。因此，他的发言和文章总是显得那么有理有据、鲜明深刻，语言生动，令人心服。
学诚同志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一心扑在工作上，真正做到“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程度。他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严格要求自己，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他家境贫寒，父亲早故，家中留下一个贫苦的母亲和几个年幼的弟妹。他在边区工作，虽离家不远，但只一次回家探望，更无钱接济母亲。有一次母亲赶来看望儿子，诉说生活的贫窘，学诚安慰母亲说：“我们的同志都很困难，家中生活只有苦熬，等待天亮。等武汉解放了，我接母亲去住几天。”母亲只好带着儿子许下的希望，回到家里含辛茹苦地度日。连年敌后的艰苦斗争，使他积劳成疾。１９４３年初，他从鄂南敌后返回江北，已经身染多种疾病，但仍抱病坚持工作。我们曾劝他休息一段时间，他说：“我这支蜡烛，不要求点得时间长，只要求点得亮。”他终于病倒了，卧床不起。那时边区正进行整风。他躺在病床上也要求参加整风。他的母亲和弟妹闻讯赶来看他。他要他们赶快回家，说组织上困难，不能让组织花钱。母亲临走时，连组织上给点路费，也坚持不让母亲接受。学诚同志为革命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很少考虑个人问题，直至他告别人世，个人的婚姻问题还未解决。１９４４年３月７日下午７时４０分，学诚同志病逝于大悟山北麓高家洼，年仅２９岁。他在病逝前不久，曾向身边护理的同志口授了一篇日记，说他听见门外传来的二胡声，想起了“一二·九”运动中的一位战友，用南胡奏出了日寇刮向北国的“腥风”，而今“这股腥风弥漫了祖国大好河山。”他要用自己的鲜血化作“血雨”，“压住这股腥风，肥沃中原的土地。”烈士病危，仍在思念着祖国，渴望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浴血战斗！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忠诚战士杨学诚同志，离开我们将近半个世纪。他所献身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已以完全的胜利载入了我们民族的光辉史册。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是一个乘风破浪，力排万难以争取胜利的伟大斗争。为我们中华民族今日的振兴事业，奠立了最重要的基石。今天，当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继承杨学诚同志那种对历史使命的高度责任感和无私的献身精神，乘风破浪，排除万难以争取胜利。在那个伟大的时代里，中国青年中曾经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英雄辈出，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群众一道战斗，创造了惊天动地的历史业绩。我们相信在今天这更加伟大的时代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会有更多的英雄人物，从当代青年中生长起来。我们希望当代的青年同志们，踏着无数先烈的脚印，跟着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确定的战略部署，勇敢开拓前进，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