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的魅力与传统的启示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曲艺的魅力与传统的启示
吴文科
曲艺以其短小精悍的艺术形式（长篇大书除外）、奇巧诙谐的情节内容，以及幽默辛辣的喜剧风格而独树一帜，别具魅力。
曲艺独特的艺术魅力，首先来自古代俳优的讽喻表演以及后来民间、“百戏”的滑稽逗乐。作为最富民间和地域特色的艺术，曲艺的艺术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俳优讽谏、俚语笑话都是形成曲艺诙谐特点的基础，而劳动群众勤劳乐观的生活态度，又是构成曲艺奇巧诙谐、幽默活泼的题材来源。由于是通过口语“说唱”而进行表演，所以语言又成为创造曲艺幽默风格的核心。在曲艺表演里，方音和口语占着主导地位，生动活泼的情节内容必须依靠最富生活色彩的大众化通俗语言去传达，并藉此造成能贴近生活、抓住听众或观众的效果。正因为如此，曲词创作便要求俏皮风趣；情节构成便要求富有悬念，所谓通过“包袱”、“扣子”和“噱头”的制造来吸引听众或观众。在整体效果的追求上，大多都讲究喜剧效果，通过运用风趣的语言创造幽默情境，以达到滑稽逗乐或讽刺教育的目的，并且极富哲理意味而有独到的启示意义。存褒贬于机智，寓教育于逗乐，通俗之中见隽永。此类例子很多，张寿臣的单口相声作品，王少堂的扬州评话《水浒传》，高元钧的山东快书《武松传》，侯宝林改编演出的相声《夜行记》，以及新近上演的潞安大鼓《柳二狗与小广州》等曲艺文学作品，无不透过表演而具有上述特点。
但是，情节的奇巧引入与语言的幽默辛辣，仅仅是构成曲艺喜剧风格的艺术技巧。从曲艺的艺术形式看，灵活简便与短小精悍的特点使得曲艺尤其能够及时地表现人们所共同关心的社会生活，表达能引起最广大的民众所共鸣的社会情感。而形式的简便恰使创演的及时性有了可能。针砭时弊、宣传鼓动于是成为曲艺作为艺术而较之其它艺术更迅速、更直接且更有成效的所在。正是由于曲艺有着这样一种特殊的品格，所以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成为鼓舞人民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在和平建设时期成为教育人民和批评落后的“苦口良药”；也正因为这样，曲艺在整个文艺战线赢得了“轻骑兵”的美誉。所以，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这种在历史上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叫化子艺术”，也便逐步由田间地摊走上舞台，走向艺术自觉。这是曲艺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对曲艺魅力与传统的肯定。
当然，曲艺作为广大民众自己的艺术，其内容与形式特点的通俗性并不意味着情节与表演的粗俗甚至庸俗，其生动活泼的幽默品格也不等同于为逗乐而逗乐的“贫嘴”与“耍笑”，而具辛辣的“战斗性”更不是将艺术表现等同于不负责任的讽刺挖苦与直白浅露的政治宣传。正如鲁迅所说，一切文艺都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并不都是文艺。曲艺作为艺术当然也不例外，讲战斗传统并不是说要使其成为纯粹的宣传工具，而讲尊重艺术自身的品格也不是说要远离广大民众最关注的生活与情感。所谓通俗，在于贴近现实，生动活泼；所谓幽默，在于批评启迪，寓教于乐；至于“战斗性”，也无非是建立在通俗和娱乐等效果之上，对于现实的直面关注与艺术映照。明白这一点，才不致因追求艺术魅力的所谓隽永而钻进为艺术而艺术、甚或为逗乐而逗乐的窠臼与俗套；也不致因要继承战斗传统而使曲艺沦为简单的宣传工具。这是唯物辩证法对曲艺艺术的警示，也是曲艺的艺术规律昭告于后人的真理。
面对曲艺革新的种种课题，面对曲艺创作的不尽如人意，重新强调构成曲艺独特魅力及战斗传统的艺术特性，即是对或者忘却了的优良传统的提醒。因为近年的曲艺创演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轻视传统、不练基本功和盲目革新的偏颇，致使创作上对题材的选择与运用十分轻率；表演上因对幽默逗乐与哗众取宠分辨不清而曲意媚俗；艺术创造上远离生活而较少引起共鸣。从而出现了演出中因上座率不高而造成的冷落与尴尬。就创新而言，也应该是建设性的创新，而不是以破坏曲艺本身艺术特色为代价的盲目“借鉴”与“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