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笔谈

　　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高狄
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当前人们议论较多的问题。就这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讲出许多条。什么是最本质的、最大的优越性？应该说是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江泽民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多数人穷，也不是社会主义。”
人类社会从奴隶制开始，就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极是剥削者，一极是被剥削者；一极是富人，一极是穷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
资本主义尽管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但随着基本矛盾的发展、垄断资本的出现和社会财富的集中，两极分化也愈来愈严重。一极是富人愈来愈富，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一极是穷人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近些年来有增多的趋势。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说：“据估计，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有３０万到３００万之多。”估计差数所以如此之大，是因为美国政府从来不发表无家可归者的统计数字。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穷人就更多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把贫困转嫁到不发达国家，把自己的富裕建立在不发达国家贫穷的基础之上。这就是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贫富对立问题，即“南北问题”。
我们不否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程度高。它们在几百年间积累起大量的财富。它们虽然富有，但分配极不公平，照样不能解决一部分人的温饱问题。这是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造成的。
我国大陆有十一亿多人口，人均粮食还不到４００公斤。如果我们不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肯定会有大量的人挨饿。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两万美元。按目前的汇率，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３００多美元。因为我们的分配比较公平，所以人们的生活大体上可以过得去，从全国来说，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或正在显示出来。
发展不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主张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并不是同等富裕，也不是同步富裕。地区和地区之间、人和人之间，各方面的条件是有差异的，不可能所有的地区、所有的人在同一个时间、在同等程度上富裕起来。所以我们允许并且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经营、诚实劳动先富起来，但同时我们也提倡先富的要帮助后富的，国家对落后地区、对困难户，要给予支援，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社会财富是人类创造的，本应为全人类所共有。实现共同富裕，让人们都过着美好的生活，是人类的伟大理想。这个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变成现实。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基础
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基础，没有公有制，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
人类社会所以会出现两极分化，就是因为少数人占有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从法律上说，有不受剥削的自由。这实际上意味着有失业的自由、饥饿的自由。因为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没有别的谋生手段。这种饥饿的机制，逼迫人们为资本家卖命。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最怕的就是失业。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失业人口。美国失业人口现在是６％多一点，西欧国家有的高达１０％以上。失业者是痛苦的。存在着失业大军，又加重了资本家对在业人员的盘剥：你不好好干就解雇你，反正有人在那里等待就业。
资本主义的基础是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公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社会的性质。不论什么人打着什么旗号，只要他主张实行私有化，那他就在实际上是主张实行、维护和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基础还是以私有制为基础，是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水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６５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经典、最基本的原理。主张公有化还是主张私有化，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蒋介石上台，都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像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几乎到了亡国的边缘。这表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华民族才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现在，讲平等，讲人权，讲民主，好像成了资本主义的专利。这是欺人之谈。
我们认为，只有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个人剥削人的根源，才能有真正的平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没有经济上的平等，就不会有政治上的平等。所谓经济上的平等，主要就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离开经济上的平等，所谓政治平等是一句空话。对那些食不果腹的人来说，感兴趣的与其说是选票，莫如说是吃饭。这就是恩格斯讲的：“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１４６页）人权，首先是生存权。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还谈什么人的权利？
从国家的政治制度来讲，民主是与专政相对立而存在的，所以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即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７２页）这就是说，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实行真正的民主，即大多数人的民主为前提的。承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试金石。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我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现代工业很少。建国以后，我们建立了一大批现代化的工业企业。这是我们的家底子，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的经济支柱，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很低，经济还不发达。现在，我们还不可能做到“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不仅如此，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在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还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即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道理很简单，为了“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必须调动一切有利于生产发展的积极因素。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不论什么经济成分，只要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对国计民生，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都是有益的。
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会不会改变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只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就不会。我们主张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各种私有制经济，但是，我们反对私有化。所谓“化”，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说法，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意思。我们主张以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化是以私有制为主体。这是根本的区别。
现在，我国在工业产值中，国营工业占５９．７％，集体工业占３４．６％，个体工业占３．６％，包括外资在内的其他经济占２．１％；在全国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占３８．５％，集体占３５．７％，个体和私人占１７．５％，其他占８．３％。如果把国营和集体加在一起，在工业中公有制占了９４．３％，商业零售额中公有制占了７４．２％，商业批发则主要掌握在国家手里。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点没有变。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所有制）的主要方面（公有制）决定的，所以我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
今后，个体、私营、外资企业还要发展，社会性质会不会改变？关键在于发展的“度”，在于掌握好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多种经济成分要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更要发展，政策应该向国营大中型企业倾斜。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不仅有经济的意义，而且有政治的意义。我们不应该因为强调发展公有制经济，就取消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也不能只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而不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二者相辅相成，私有制经济应该成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
社会主义能够解决发展效率问题
现在有人说：“集体企业不如个体企业，国营企业不如私营企业，更不如外资企业。”我认为，这要作具体分析。我们不否认，个体企业、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有其长处。比方说，比较灵活，比较善于经营和管理等。但也要看到，它们之所以效益较高，发展较快，也是因为有着国营企业不可比的条件。比如，为了鼓励集体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我们采取了减免税的政策。而国营企业税金是很多的。个体企业，虽然不减免税，但偷漏税相当严重。国营企业许多是老企业，有的企业退休工人与在职工人的比例是１∶１。国营企业还要办托儿所、幼儿园、学校、食堂，等等，社会负担很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营企业担负着大量的指令性计划生产任务，而指令性产品一般都是微利，或者是赔钱的。当然，我们也应该足够地认识到，国营企业在管理体制、经营机制上，确实有许多弊端，比如统得太多，管得过死，铁饭碗，大锅饭，等等，这些都有待于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经过改革，国营企业的巨大潜力，一定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首钢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既然是商品经济，就必须按价值规律办事，讲等价交换。不等价交换，总是赔钱，带来企业留利、职工福利降低等一系列问题，挫伤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按价值规律办事，就必须使商品的价格与其价值相符合。而现在国营企业计划内的那一部分商品的价格，是不符合乃至背离其价值的。目前的价格“双轨制”有严重的弊端，一些人利用职权，就可以把“平价”变成“议价”，从中谋取暴利。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变“双轨”为“单轨”，产品必然涨价。指令性计划多是上游产品。上游产品涨价，会引起物价全面上涨，造成通货膨胀，国家又拿不出那么多钱给群众以补偿，群众就不满意，就会引起社会震荡。所以，价格改革必须采取积极而又稳妥的方针，既要加快改革，步子又不能太大。
在价格没有完全理顺的情况下，能不能调动国营企业的积极性，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呢？我认为完全可能。实行企业承包制就是一个较好的形式。承包制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根据不同企业的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承包指标。盈利多的企业，承包的基数高些；盈利少的企业，承包的基数低些；亏损的企业，可以包亏损额，减亏留用。在价格尚未理顺、平均利润率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承包制可以最有效地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好办法。
承包制是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属于人民，由国家作为代表，以承包的形式由企业经营。最好是职工全员承包。企业向国家承包，车间向企业承包，班组向车间承包，工人向班组承包，这就把职工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国家利益完全统一起来了。
两权分离的承包制，首先在农村取得了成功。现在，农村９８％以上的农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过去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生产，现在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生产。经营方式不同了，但所有制并没有改变，土地仍为集体所有，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个人不准买卖土地，就不可能产生地主，因而也就不可能两极分化。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的变革，又会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但生产关系的变革，决不能影响社会的稳定。社会不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稳步前进，稳定发展，应该成为我们重要的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不存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我国经济确实有过几次大起大落。有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一样，也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是一种误解。
我们经济上的大起大落，是由工作失误造成的，是主观原因，并非客观规律。事物是相互联系的，生产是按比例发展的，搞多少加工工业，必须有多少原材料，多少能源和运力，有多大市场，这是客观的要求，是不能违背的。这个比例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常是通过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即通过市场，盲目调节的。在调节过程中，必然有一部分企业破产，一些部门生产下降。更重要的是，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势必尽量少地支付工人工资。所以，同巨大的生产能力相比，购买力总是不足的。生产“过剩”，就用分期付款等办法刺激消费，“过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当然，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即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吸取了教训，加强了计划性，协调企业与企业、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是，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家关心的是利润，当国家计划与自己利益相抵触时，是不会执行国家计划的，反正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政府不能强行关闭我的企业，没收我的财产。
满足不断增长的人民生活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不存在生产过剩，但在实际上，有过市场“疲软”，就是产品积压、商品销售不畅的问题。这是暂时的、局部的现象，从总体上说，这不是生产过剩造成的，是计划不周，产品结构不合理，或者产品质次价高造成的。
按比例协调发展，是生产的客观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全可以通过国家计划实现这个要求。这是因为公有制是主体，国营企业必须服从国家计划，赔钱也得生产。这一点资本主义国家就做不到。再就是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可以按客观规律办事，力求计划符合实际。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共产党领导，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哪个厂长不服从领导，上级组织完全可以撤换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不能撤换哪家私营企业的经理，而我们的党和政府就有这个权力。总而言之，有“四个坚持”，我们就能够保证计划的实施，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我们之所以出现忽冷忽热、大起大落现象，从主观上讲主要是急于求成。我们还落后，总希望发展得快一些，多办点事情。什么都想多办，但财力、物力有限，只好多发票子。票子增加了，东西没有增加，钱就“毛”了，就出现通货膨胀。于是，就收缩、调整，许多项目下马，造成很大浪费。调整了一段，理顺了，又想“大干快上”。急性病、急于求成，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是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十三届七中全会决定，把整个经济工作转移到以提高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不要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这标志着我们党在领导经济工作上比较成熟了，今后有可能少走弯路了。
精神力量是社会主义无可比拟的优势
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后取决于经济实力。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必须致力于发展经济。经济是基础，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来战胜，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同时认为，精神的东西一旦掌握群众，就可以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毛泽东同志讲的，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说的就是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和精神的重要。
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物质上，比起社会主义国家占据暂时的优势。这是个时间差的问题，社会主义总有一天会赶上和超过他们的。而我们拥有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优势，是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有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更多地发挥精神的作用。革命力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主要靠的就是精神力量。不然，我们怎么能够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敌人的飞机和大炮？当然，精神要以物质作为后盾，就是说，要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人民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年来，思想政治工作有所削弱，以致酿成了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本来，经过１０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人们应该是满意的，那场风波是不应该发生的。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而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是忽视了、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
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说过：“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同时又说：我们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３９６页）在社会主义时期，这个原则同样是适用的。我们提倡无私奉献精神，但在执行收入分配政策上，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由于私有制成分的存在，还允许一部分非按劳分配形式存在。这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提倡的东西，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必须马上做到的。宣扬共产主义思想，实行社会主义政策，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工作。
社会主义有强大的生命力
社会主义既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共同富裕为目的的社会制度，它对劳动人民来说自然有吸引力。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曾经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革命就是“以俄为师”的。二次大战之后，社会主义曾经风行世界，有些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宣称是社会主义。后来社会主义发展得比较慢了，比较被动了，有许多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从主观方面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及时调整生产关系；相反，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存在，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生存危机，不得不进行调整，诸如扩大股份制，增加工人福利和实行社会保险，实行某种程度的计划，等等，所以取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拒不改革，就是改革的方向、路子不对。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实践证明，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不坚持正确的方向，就会葬送社会主义制度。客观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和干涉。这里需要特别提一下的是军备竞赛和“和平演变”。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开始，资本主义就要消灭它。因为这是它们的最大威胁。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资本主义更是处心积虑地要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是“热战”，后来是“冷战”，就是搞军备竞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机之利的经济优势，搞军备竞赛，搞“和平演变”，使社会主义国家处在十分被动的位置上。
在这个挑战中，如何争取主动，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力发展经济。列宁说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列宁全集》第３７卷，第１８页）经济不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
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就可以更好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呢？邓小平同志说：“如果我们搞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人类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共同富裕”这四个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是目前世界上中等发达程度国家的水平。虽然如此，因为我们的分配是公平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要比同等发展程度的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人往高处走，到那时，社会主义制度对那些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就有很大的吸引力。
千万不要小看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占人类的大多数，有丰富的资源。第三世界是发达国家的原料基地和市场。发达国家是为了缓和国内矛盾，采取不平等交换和资本输出等办法，剥夺不发达国家，从而才有今天的富裕。第三世界国家真正在经济上独立了，就动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
增强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１５３—１５４页）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资本主义弊端的科学概括。
现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遇到了困难和挫折。但这并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由本质优越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终究是不可战胜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遇到的每一次挑战，都蕴育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取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战胜了暂时的困难，就会出现美好的未来。
（原载《求是》杂志１９９１年第６期，本报作了若干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