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派来的人怎样在中国的河流上工作着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斯大林派来的人怎样在中国的河流上工作着
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副部长 张含英
三年来我国水利建设的成就，是和苏联的帮助分不开的。
苏联伟大的水利建设，给我们指示着光辉的前景。苏联先进科学和技术的应用，已经使我们在短期内建造起许多值得骄傲的伟大水利工程。斯大林派来的专家们，以社会主义的风范和丰富的经验，直接地帮助了我国水利建设和技术的提高。
首先就治水的思想来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就提出了变水害为水利的方针，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缺乏系统的知识和经验，怎样实现这个方针，却没有明确的认识。特别是在一九四九年全国性的严重水灾和一九五零年淮河水灾以后，一般的思想总是对水存着畏惧的心理。这时苏联专家便反复地向我们解释：水是人民的财富，要全面地根本地治水，必须把水拦蓄控制起来，听人的支配。因为在夏秋多雨的时候，虽然感觉水多，可是春季干旱的时候，也许感觉缺水；下游经常发生水灾，而上游时常干旱。今年虽然水大，普通年份水量也许不够。所以要治理每一条河流，必须首先就全流域多少年的情况算一算总账，才能决定水的处理。在处理当中，又必须结合防洪、灌溉、航运、发电等多方面的需要，才能做到最经济的处理。为了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苏联专家们并且向我们系统地介绍了斯大林改造自然的计划，单是水利方面，他们就要建造大量的蓄水库、蓄水池，他们不但要发展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同时还要增加空气中的湿度，以改变农业气候。苏联专家所强调的这一思想，对我们全部水利的计划，已经起了极大的影响。
在我国第一个实现了这种治水思想的工程，是毛主席所倡导的治淮工程。治淮工程里，由于苏联专家的技术协助，使我们有力地实现了毛主席的号召，不但要使淮河流域的二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永绝水患，同时还要发展五千万亩的农田灌溉，改善二千公里的航道系统，并建造若干水力发电工程。根据历史资料的粗略的计算，淮河流域的水灾，对农业生产的直接损害，平均每年损失粮食六亿斤；假如治淮工程采取单纯排洪的措施，其每年平均的效益不过增产粮食六亿斤。现在接受了苏联先进的治水经验，单就灌溉效益来说，旱地改为水地后，平均每亩增产粮食八十斤计算，每年即可增产粮食四十亿斤。
这种实际巨大的利益，是具有无比说服力的。治淮工程实践的成效，使我国水利建设从一九五一年起，从怕水变成爱水；从被动的防御洪水，变成主动地控制和利用洪水；从局部的治理，变为流域的规划。向大自然夺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水源，以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当前的口号。在这个方向下，我们才看见了自己的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前途和水利事业发展的无限的可能性。
我们的水利技术人员，因为大部分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所以或多或少带有思想上脱离政治的观点和技术上脱离实际的观点。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利工程，是为了剥削阶级获得更大的利润，为了欺骗人民，掩饰他们剥削的本质，他们说技术工作是超阶级的，技术人员应该不问政治。在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中国，很少举办水利工程，又使许多技术人员学无所用。这些历史的特点，使我们旧有的技术人员多数和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缺少联系。因此，在解放初期，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不够明确的。单就技术工作来说，也是局限于书本知识，缺乏实践经验；在许多重要的技术问题上举棋不定，在工程的设计上不能结合实际情况，以发挥工作的创造性。
苏联专家的工作态度和技术修养，在这方面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治淮工程的润河集分水闸，是控制淮河洪水的一个关键；假如它能在一九五一年汛前完成，对于皖北、苏北当年减轻水患就能发生很大的作用。可是当时我们的技术人员，因为对于这种技术性较高的工程还没有把握，认为只能修筑一个临时性的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关系着湖北、湖南两省人民重大的利益，早完成一年，就会使数百万人的安全早一年获得保障。可是我们最初也认为只能先做临时性的工程，或者先做进洪闸，把节制闸推迟到汛后举办。在这些重大的问题上，都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苏联专家在技术上的帮助，克服了大家思想上的犹豫，工程才举办起来。这几个巨大的水闸所以能在短期间完成，其技术上的关键问题，都是基本上用苏联先进的建闸的方法代替了一两万根基桩和一两万平方公尺的板桩而得到解决的。不打基桩和板桩的基本原理，我们的技术人员不是完全不知道，是由于缺乏经验因而缺乏信心；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对人民的迫切需要体会不足，因而不能钻研创造克服困难的方法。
我国治水的方向转向于控制水流和利用水流以后，水库和闸坝的修筑就在全国大量发展起来。这些工程，苏联专家在技术上的帮助是数不清的。比如用土来修筑高坝，是苏联土壤科学高度发展的结果。由于我国大量采用了这种办法，解决了有些水库工程基础处理的困难，并且作到了就地取材，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钢筋、水泥。前面所说的水闸设计和基础处理的新方法，以及关于消减水力、防止冲刷等等新的有效办法，在我国都已受到普遍的欢迎。但是苏联专家对我们最重要的帮助，还不只是这些具体的技术的传授，更重要的，是苏联专家联系实际、多方比较、钻研创造的精神，帮助我们的技术人员在技术思想上得到了解放，使许多河流的治理计划，从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下解放出来，根据人民的需要创造了新的计划。许多工程的设计，摆脱了传统的规格的束缚，根据技术原则和工程需要，创造了新的设计。许多工程的施工，打破了旧有的技术定额和工程进度，创造了惊人的新纪录。比如有一个水库的设计，溢洪道最大流量的计算是根据设计洪水加一倍计算，苏联专家问为什么这样计算，谁也说不出理由，只是说历来都是这样算的。其实，这是一种只顾安全不讲经济的错误思想。又比如对于水库地址的选择，我们一向是选择“大肚子小口”的地形，认为只有在狭口上筑坝，才是最经济的设计。但最经济的计算，是多方面的。如工费多少，施工难易，淹没损失的大小，坝址的地质条件，工程的效益大小等，都要做综合的核算才行。只要效益很大，工程的修建又为技术条件所许可，长坝是一样可以采用的。这些例证彷佛是很普通的常识，但是从这些传统的不自觉的桎梏下挣脱出来，也并不容易；而挣脱出来，就会有很大的贡献。正在计划中的潮白河水库和黄河水库，都是由于这种思想的解放，推翻了历史上的传统意见——包括帝国主义国家专家的意见，提出了更好的办法。
苏联先进经验对我国灌溉事业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过去的传统，一般认为每秒立方公尺的水流最多能灌溉两万亩农田，可是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却可以灌溉到六万亩以上。最初我们认为这样的标准是难以相信的，可是群众的实践很快地否定了这种保守思想。有的地区实行浅灌、畦灌和组织“包浇”的办法，已经打破了两万亩陈腐的标准，达到三万亩的高额，个别的渠道并且达到三万亩以上。事实使我们相信，吸收苏联先进经验，使我国的灌溉面积在现有设备的基础上短期内提高一两倍，是完全可能的。
苏联专家所给我们的另一重要影响是工作中的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对于一个从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残余影响，有时甚至是不自觉的，然而它对于工作，却起着严重的不良影响。比如在知识或技术上要求保持自己的某种权威的强烈的意识，就会使几个专家不能推诚合作，不相信群众，不相信集体的智慧，就会妨害讨论的展开，使技术工作不能达到完善的境地。某种个人利害的斤斤计较，就会产生顾忌、猜疑和无原则的宗派纠纷。像这一类复杂的落后的思想情绪，在苏联专家身上是连一点影子也看不见的。他们永远没有计较过个人的得失，然而他们永远不会失败。他们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实地观察、试验和发动大家共同讨论。他们是为了把工程做好，因而他们希望每一个人能掌握最好的技术和知识。他们非常尊重我国的技术专家，然而对不同的意见，却一定进行热烈的争论；同样的，他们也极不愿意我国的专家对他们有不同意见而做矜持的保留。在他们提出建议以前，一定要和我国的工程人员对各种情况进行详尽的讨论。在提供一个新的技术意见的时候，他们常常让和他们一同工作的我国技术人员做报告，看着我们的同志纯熟地掌握了新的学理，详明地解释着一个新型的复杂的建筑物的结构时，他们的眼睛就闪出了异样的光辉，那种抑制不住的愉快的心情，十分令人感动。
苏联专家爱我国正如爱苏联，他们爱我们的青年、儿童，爱我们的工人、农民，爱我们的河流和土地。苏联专家布可夫有一个时期患着严重的眼病，但还在淮河上坚持工作。他们在陪同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傅作义部长、李葆华副部长和我在黄河、淮河和长江查勘的时候，在荒山僻壤，经过异常艰苦的旅程而甘之如饴。他们在我国人民群众中已经享有了极高的威望，每当他们到达工地的时候，消息立刻就在千万个工人、农民当中传开了“斯大林派来的人”的说法。这说明这些专家是真诚、能干、亲近而可以信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