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爱国将领张治中先生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切怀念爱国将领张治中先生
童小鹏
去年１０月２７日，张治中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大会在他的故乡合肥举行，是一件很有政治意义的事情。我因党史工作缠身无法前来参加，实感遗憾！谨以此文寄托我对文白先生的思念。
　　　　一
张治中，字文白，出生在贫苦家庭。年青时，受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影响，参加了学生军，进军校，办军校。１９２４年冬到广州黄埔军校，任入伍生总队副队长，后任学生军官团团长，和我党在军校的负责人周恩来、恽代英建立了良好的共事关系。他拥护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担任过许多重要军职，参加过北伐战争。
文白先生是有政治远见和正义感的爱国将军。他深为蒋介石所器重，常委以重任。但他不是一个盲目服从上级的军人。他敢于同中共党员来往，在国共关系发生冲突时，他敢于讲公道话。他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敢于在蒋介石面前痛切陈辞，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十年“剿共”内战时，他主要专心办中央军校。这期间，他参加过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的陇海大战，也带兵镇压过“福建事变”的第十九路军，但他避免参加反共战争，没有带兵和红军打过仗。当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日军进攻上海时，他即率部参加了上海保卫战。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又英勇地指挥了上海的“八·一三”抗战。他在《张治中回忆录》中回忆这一段战斗历程时坦率地说，在任中央军校教育长任内，参加过三次内战，“没有什么价值。但我在当时却站在‘拥护中央’的立场，错误地认为是‘讨逆’，今天想起来，不能不说是一种罪恶行为。”他总结从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３７年办军校时又说，“十二年间所造就出来的学生，虽然有一部分为北伐，为对日抗战而牺牲，但却有一部分做了反共战争的帮凶和罪犯，真是负咎实深。”这种光明磊落、真诚坦白的自我检讨精神，令人钦佩！许多党内外同志都称赞文白先生为国民党内的正派人和爱国将军，他是当之而无愧的！
　　　　二
文白先生一直希望全国团结、共同抗日。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扣后，何应钦等以“讨逆”为名，乘机掌握军权，组织陆、空军事力量向西安三路进攻，并要张文白将军为其中一路的指挥官。他当即表示反对，主张用政治解决。他称赞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一致决定放蒋回南京的决策。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经过谈判后达成协议，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他坚决拥护。１９３８年他在湖南任省主席时，和中共代表徐特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周恩来、叶剑英同志从武汉撤退到长沙时，曾和他诚恳坦白地交谈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大计。当长沙市因奉蒋介石“焦土抗战”的命令放火烧毁后，国民党内外齐声指责省主席张治中时，周恩来同志体会他的处境困难，给以安慰和同情时，使他深感共产党朋友的真诚帮助。
１９３８年底，中共代表周恩来（又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到达重庆。文白先生也于１９３９年２月到重庆，在蒋介石的侍从室担任要职。从此，他们之间公与私的来往都较多，他们从１９２５年在广州时期就开始建立的友谊更深了。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同志也和文白先生有不少交往，互相之间以诚相待，共同为巩固国共合作和坚持抗战而努力。
１９３９年１月，国民党召开了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的方针以后，又陆续秘密颁发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共措施，致使许多地方发生反共事件，如湖南的“平江事件”，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等等，使国共关系严重恶化。特别是１９４１年１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更严重的“皖南事变”，使国共关系濒于破裂。文白先生认为这些都不利于团结抗战，虽不赞成，但处在国民党顽固势力猖獗情况下，他也无能为力，只得向蒋介石上万言书，陈明利害，表明观点而已。但是在他职权内的事，他为国共合作事业是尽力而为的。如文白先生１９４０年接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后，即毅然把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时创办的《扫荡报》改名为《和平日报》，并加强了宣传团结抗战的内容。此事曾得到毛泽东主席的当面表扬。他对以郭沫若为厅长容纳了许多进步文化人士和部分共产党员的第三厅，采取维护态度。当国民党顽固派以此攻击张文白先生“通共”要把第三厅取消时，他和周恩来、郭沫若同志商量后，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继续支持该会的进步文化活动。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的《新华日报》以及进步人士常常加以限制、压迫，当我党代表经过文白先生向国民党当局交涉或抗议时，他总是如实转达，或尽可能地加以解决。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几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国共之间曾于１９４２年和１９４４年进行过两次正式谈判，寻求解决国共纠纷加强团结争取抗战胜利的方案。张文白先生都是国民党代表之一。我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林彪都参加过谈判。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势力坚持限共、反共的立场，所以总以谈判无结果而告终。文白先生当然是坚定地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坚持国民党的方案的。但他在谈判中的态度是诚恳坦白和友好的。他如实把我党的态度和方案向蒋介石报告，有时还把国民党内部一些讨论情况向我党代表通气。他同时又是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想方设法争取解决一些问题。当然，在蒋介石的顽固态度下面，他是无能为力的。我党对于他的苦心和处境是很理解的。他对我党的态度也是很理解的。
　　　　三
八年对日抗战中，尽管国共之间发生不少磨擦事件，但由于中共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内有识之士也反对分裂，使国共合作得以维持到抗战胜利，张文白先生在这方面是作出了贡献的。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都欢欣鼓舞，庆祝抗战的彻底胜利，同时也迫切要求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共同医治战争创伤，建设新中国。中共中央于８月２５日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确定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和民心，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会商国是，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应邀于８月２８日飞到重庆，国共两党领袖第一次会面和商谈，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经过４３天的艰苦谈判，终于签订了有历史意义的《双十协定》，为后来继续签订《停战协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签订《整军方案》打下了基础。文白先生在事前起了积极促进作用，整个过程他全力以赴，为此付出极大精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得到毛泽东主席回电决定到重庆时，他就把自己在上清寺的公馆桂园全部腾空并打扫干净给毛主席住宿、工作（为保证安全，毛主席只在桂园会客，休息，晚上住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并提供专车，派驻宪兵保卫。８月２８日，他和美国大使赫尔利乘专机到延安迎接。毛主席和蒋介石进行原则会议外，由国民党的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进行具体谈判。《双十协定》的签订，文白先生起了重要作用。
在协定条文基本确定后，双方商定于１０月１０日在张文白公馆签字，１１日毛主席就飞回延安。这时，周恩来同志就考虑毛主席的空中安全问题。当听文白先生说，蒋介石要他在《双十协定》签字后即飞迪化（现乌鲁木齐）解决“伊宁事件”时，恩来同志立即灵机一动，问文白先生是否可以先送毛主席回延安，然后去新疆？他立即答应可以，但要报告蒋委员长，经蒋批准后，文白先生遂于１０月１１日陪送毛主席乘专机安全回到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自从毛主席到重庆以后，全党全军对毛主席的安全十分关心，周恩来同志更是亲自布置安全保卫工作，我们在红岩办事处的干部都日夜轮流值班。毛主席安全回延后，大家才放下心。这就是“张治中二到延安”的由来。为了检查《停战协定》的执行情况，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８日到３月６日，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曾到北平、张家口、济南、徐州、太原视察。于３月４日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亲到机场迎接，当晚举行了宴会和欢迎晚会。会上充满了和平团结的气氛，文白先生很高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最后他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全场热烈的鼓掌。自此以后，“张治中三到延安”就成了大家传诵的历史佳话。是的，历史是要由后来人写的，现在纪念张治中将军百年诞辰，不仅是写他“三到延安”，还要写他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为两次国共合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为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的全部历史。
文白先生不仅在两党谈判中真诚负责，而且一贯主张双方都要认真执行协议。因此曾受到国民党内顽固派的攻击。他从延安回重庆后，即又飞新疆迪化和“三区革命”负责人谈判。当他听说国民党中央于１０月１３日（即《双十协定》签字后第三天）向各部队秘密颁发了反共的《剿匪手本》，１１月蒋介石在重庆召开了布置反共的军事会议时，他十分担心两党协议要被破坏，又向蒋介石写了一封万言书，劝蒋对中共问题一定要坚持采取政治方式解决。在反共浪潮中敢于坚持正义原则，向蒋进谏，在国民党的将领内，他是数一数二的。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呵！
文白先生对于和平解决新疆的民族关系问题，也是值得称赞的，经过他的艰苦努力，终于和三区革命领袖达成和平协议，并在新疆建立了各民族的联合政府，为巩固新疆的民族团结和祖国的统一作出了贡献，也为解放战争时期新疆的和平解放打下了基础。
在和平解决新疆“伊宁事件”的同时，文白先生还做了一件大好事，就是答应了周恩来同志的要求，把被盛世才监禁的我党人员１３１人全部释放，并且给他们发路费，拨汽车，派交通处长刘亚哲负责护送并电令沿途党政军负责人妥善招待，突破了特务的层层阻挠，使他们安全回到延安。被营救回延的许多同志，至今仍不忘文白先生的恩德。
新疆的和平解放，文白先生又立了一功。
１９４９年９月，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西北解放军即将进军新疆的时候，党中央分析了形势，认为我党在新疆有长期的影响，特别考虑到张文白在新疆工作几年，和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等有良好的关系，还有屈武、刘孟纯、刘泽荣等进步分子在进行统战工作，经过努力，有可能争取新疆和平解放。当毛主席亲自约张文白谈话，希望他去电给陶峙岳、包尔汉，争取他们和平起义时，他立即同意。经过文白先生几个电报的劝告和我党工作的配合，陶峙岳将军于９月２５日率部通电起义，包尔汉主席也于２６日通电起义，使解放军顺利进入新疆。
　　　　四
１９４９年４月１日，张文白先生为首，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等先生组成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到达北平，和我党代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十几天的艰苦工作，双方都开诚布公的交换意见，对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进行认真讨论，在互谅互让的精神下进行了许多修改。最后，南京代表团一致同意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希望南京国民党政府批准他们签字，以和平办法解放全中国，共同建设新中国。但是，由于蒋介石名为“下野”，实际仍在幕后操纵，和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反对，南京政府拒绝签字。人民解放军就奉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于４月２１日“百万雄师过大江”，向蒋介石反动政府盘踞了２２年的南京攻击前进。
由于南京政府拒绝和谈签字，就派飞机来接代表团回去。在这样形势下，长期居于国民党高层地位的张文白将军，考虑到国家民族的前途，考虑到个人和家人（夫人子女还在南京）的安危，何去何从，自然使他思想矛盾，情绪苦恼。正在这时，周恩来出现在面前，告诉他，解放大军渡江已经完成，南京也指日可下，国共和谈仍有恢复可能，不论在上海或广州，特务分子可能对他们不利，为安全计，希望他留在北平。周并以老朋友的诚恳对他说，“西安事变时我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个姓张的朋友了。”周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１９３６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后，中共代表团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致商定，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准备抗日等条件后即放他回南京，但在１２月２５日放蒋飞南京时，张未事先通知周恩来，就亲自上飞机送蒋介石去南京，结果一直被扣留不得自由。张文白为周的忠劝所感动，就经代表团全体商量决定，包括秘书长和顾问，一起留住北平不回南京。更使文白先生感动的是，周恩来事先密电通知上海地下党组织，设法将住在南京的张文白夫人洪希厚和子女，送上来接代表团的专机飞抵北平，当４月２３日周通知张一道到机场接客时，他还莫名其妙，当看到夫人和子女从机上走下来时，真是意外高兴，喜从天来！文白先生和南京代表团的成员，无不感到周恩来对国民党的朋友照顾得多么周到。党内外都称赞周恩来的统战工作真是做到家了！
４月２５日，南京解放了！蒋家王朝覆灭了！
各民主党派和知名爱国人士陆续到达北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筹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文白先生和南京来的代表们都参加了政协筹备工作和第一次政协会议，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了力量。
张文白先生特别关心台湾归还祖国，实现祖国的统一。他生前曾采取多种渠道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传到台湾当局包括蒋介石本人。他的愿望虽然还未实现，但他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
我们坚信：文白先生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一定能实现！
文白先生为国家民族所做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