隅谷先生印象记 [复制链接]

第6版(国际)
专栏：专访

　　隅谷先生印象记
本报记者 孙东民
４月上旬的一天，北京大学校园鹅黄嫩绿，一片生机。校长吴树青，还有朝气蓬勃的男女学生们一早便来到学术报告厅，等待一位来自东瀛的友人光临。
这里即将举行隆重的仪式，授予他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的称号。当隅谷三喜男接过吴校长颁发的聘书，戴上校徽时，他动情地说：“北京大学是有着光荣历史传统、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高等学府，能够做一名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是一生的荣幸。自己从年轻时起就关心中国，我虽不能常来讲课，也许我送的书对诸位研究学问有所帮助……”
隅谷三喜男的名字，在日本学界是人人皆知的。他是日本学士院院士、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作为经济学家，被看作是日本劳动经济学的创始人。他著作等身，著有《劳动经济论》等七十余部著作；作为社会活动家，他还担任着日本和平构想委员会委员长、日本劳动协会会长、社会保险制度审议会会长等多种职务。
隅谷先生这次访华的日程十分紧张。他出席了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的仪式，还把花费一生的心血收藏的近万册珍贵图书赠给了北大。此外，他作为辽宁大学的名誉教授，又抽空去了一趟东北，商谈派研修生赴日事宜。他还就捐资一千万日元设立日本研究基金，奖励中国的优秀研究人员一事，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谈妥。“这次时间紧，来不及拜访其他老朋友，劳动部的先生听说了，还来电话批评我。”隅谷先生谈笑风生，话语中流露出对中国的亲情。
房间里静静的，我们在一起闲谈，隅谷眯起眼睛望着远方，思绪回到他的青春时代。
隅谷先生少年时目睹东京贫民窟的惨状，在脑海里打了个问号，“这些人为什么必须挨饿是一个躲不开的问题”。进大学后，他认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反抗和抵制军国主义体制，曾因此被捕入狱。大学毕业后，他出于要“成为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的朋友”的愿望，来到处于日本半殖民统治下的中国东北，在鞍钢前身的日属制铁所工作，“做过一些为改善中国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事，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但后来他痛感“即使自己尽良心工作，大局上看自己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走卒”。回到日本后，他决心重新学习社会科学。开始了以劳动问题为中心的经济学研究，尤其是亚洲的经济开发问题的研究，在日本建立了权威经济学者的地位。１９７６年，隅谷作为东京大学教授访华，对中国的沧桑巨变和人民丰衣足食的景况印象尤深，并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产生了深切的关心。在他担任日本劳动协会会长之后，把协会变成了对中国交流的窗口。他与中国劳动部、总工会关系密切，常就劳动工资问题、养老金、待业等问题交换意见，现任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是他的朋友之一。
与隅谷先生交谈，你会觉得他不仅博学，而且有一颗关心中国留学生的爱心。７０年代末，在他担任东京女子大学校长时，他就在学校专门设立了中国留学生奖学金，这在当时的日本大学里是罕见的。近年来，中国赴日的自费留学生就有上万人，他们初到异国，举目无亲，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差异以及不稳定的经济条件，往往给学习造成不少困难。隅谷先生知道后，便在《朝日新闻》上撰文呼吁：“中国在战争中受到了来自日本的非常大的伤害。尽管如此，中国却没有向日本提出赔偿要求，日本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复兴，实现了经济增长。因此，日本就该有道义的责任感，为中国留学生创造学习条件是日本人的使命，决不能让他们的学业半途而废。”他联合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为中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的东方学术交流协会，并担任会长。隅谷的呼吁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不少群众纷纷解囊相助。一位募捐者在写给协会的信中说：“我们不能忘记自己在漫长的战争中的罪过，中国人节衣缩食把敌国的孩子抚养成人，这种宽大的心怀，是具有岛国根性的我们所做不到的。因此，援助中国留学生不仅是邻国的友情，同时也是我们表达歉意的一种方式。”几年来，东方学术交流协会为留学生排忧解难，得到激励和帮助者不在少数。
隅谷先生在五六年前不幸患上癌症，动了手术。他置生死于度外，“决心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度过自己的余生。”隅谷的目光总是向着亚洲，他认为，出于历史的、地理的以及经济的原因，日本至少应拿出一半的精力搞好对亚洲的外交。他多次向政府进言，为了日本的国际化，也应该更关心外国留学生问题。他说，自己是“在劳动的底层里，向整个亚洲打开自己的学问之门”。他鼓励亚洲留学生为祖国而潜心于学问，留学生都把隅谷看成良师挚友。留学生曾这样描述说，“他虽年逾古稀，又身患绝症，却倾尽心血为我们这些异国学子奔走。他把一切都奉献给别人，人类之爱将伴他永生……”
面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这样一位对中国满怀期待的朋友，谁会不相信他那“源远流长的中日关系要在信赖和友爱之中结出更多硕果”的祈愿，不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