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站在新事物的前面——天兰铁路工地见闻之一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永远站在新事物的前面
——天兰铁路工地见闻之一
本报记者 陆灏
在天兰铁路三十八公里的地方，现在是铁轨从山脚下安全地伸向前去，那削得光秃秃的山崖稳稳地竖立在路基的旁边，火车飞驰而过。就在这个地方，是一位两年以前还是拿枪杆的人，推翻了工程师们复杂的设计，并为国家节省了十六亿元的财富。就是他——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甘谷工程段的政委呼子明同志，经过了短短的时间，已经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比较熟悉工程的人了。
那是在一九五一年的十二月，铺轨工程正在这个工程段紧张进行。这地方有一座高高的山崖的头部向北突出，黑压压地一大块像要掉下来似的，而路基恰恰正要从这险恶的崖顶下面通过。这种情况，按照工程师们原来的设计，是准备花十八亿元建筑一座九十二公尺长的明峒，利用这明峒挡住这整个崖顶的倒坍。
但是，呼子明根据自己在现场的观察，他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他经过调查以后，看到山的表皮的土层是风化碎碴；但山的里层却并不是这样。特别是山的基础，还没有失去平衡。他想：如果把那个看着快要掉下来的山头削去，这个明峒就可以完全免修。他把这个意见和段上负责施工的工程师们商量，工程师们有的心里将信将疑；有的则认为已经设计好了，不必再改动；有的甚至认为是多管闲事；但也有完全支持这一意见的。呼子明把这个意见一直提到了领导机关，领导上派了两位工程师来实地察看，察看的结果，认为不作明峒可以，但要在原来的路基上铺轨总有点冒险，最好的办法是改线，使铁轨绕过这个地方。改线比作明峒要节省八、九亿元。
当呼子明开完党代表会议回来，改线的施工图表听说已画出来，改线的土石方工程也很快就要开工了。呼子明想：既可削坡，为何又要改线？想来想去想不通，于是又请了段上几位工程师一块去工地察看。呼子明一直爬到山崖的顶上，越看越肯定了削坡的意见是正确的。削坡以后，行车决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回到段上，呼子明召集工程技术人员开了一个会，要求大家对他的意见再作慎重考虑。工程师们在他的带动之下，积极地参加了讨论并支持了呼子明的正确意见。
当这意见再次向局的领导部门提出的时候，局里有的工程师还不大同意。呼子明说：“谁不同意，就请再到现场来看，比比谁有理，否则是官僚主义。”领导机关再一次派人作了调查研究，最后终于全部同意了呼子明把山头削去的建议，在山脚下修筑了一道长五十公尺的御土墙，花去工料费约二亿。和修明峒相比，呼子明的建议为国家少支出十六亿元。
一个外行人，居然能解决有的工程技术人员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呼子明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老干部在新鲜事物面前所保持的正确的态度。
呼子明刚来到甘谷工程段的时候，工程技术人员中间也曾有过一些议论。有的说：“你们的政治再高，但光凭政治不能掌握工程，技术无论如何是高于一切的。”有的说：“就是把我的脑子打烂了，我也不相信外行人能领导我们。”但这些话并不能吓住这位一九三五年参加革命的陕北老干部。当然，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开头，一个在武装部队里生活惯的人到企业部门来工作，实在很不习惯，但他很快想到，很多同志为了祖国人民的幸福，已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自己能活着参加国家建设，为什么还不想去呢？自己什么困难也经历过来了，从不相信有什么困难能难住自己，为什么这一次就要害怕困难了呢？
因此，呼子明不像有些老干部那样，当看到自己的周围都是大知识分子，读的是大本大本的专门书籍，满口讲的是工程上的名词术语的时候，自己就想到文化程度不高，想到对铁路工程是外行，于是有的就泄气了。说什么“人家看上三个钟头书，咱看十天也看不完”，“人家是留洋生，咱们是土包子，咱怎么能领导人家”。一句话，在新鲜事物的面前踌躇起来。而我们的呼子明是以战斗的姿态，永远地站在新事物的前面，于是他对党对人民作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在天兰路上，也确实有过另外一种人。他们每天虽然也忙着上班下班，参加大会小会，签名盖章，但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和工程建设隔离起来。他们说：“咱不懂工程，可别参加意见，免得把事情弄坏了。”陇西工程段的政委赵文品，他就是放下了自己思想的武装，被未经改造的旧技术人员吓住了。
一九五零年陇西工程段在测量鸭儿峡线路的时候，当时有南北两条线。参加测量工作的工程师、领工员、测量工都说南线工程太大，在两公里内有一千四百四十五公尺的隧道，十四公尺以上的深沟，还要作三百公尺长的防护工程，费钱多，工期也长。但工程段的段长周铸（工程师）却坚持走南线。理由是南线线路顺直，北线有水患威胁，与水作斗争不如与山作斗争。但他不顾这山上的石头都是碎石，工程困难更大。为了决定走北线还是走南线，领导机关派工程师来察看过，也说走北线好，但周铸仍然不听。赵文品对于这些事情总是不大发表意见的，他觉得要管管不了，既管不了，还是不管为妙。鸭儿峡的南线在七月下旬开始动工；到八月三十日，局里才下令改走北线，结果，七万多土方就算白做，三十四万余斤小米白白被浪费了。有的人实在看不过，当面向赵文品提意见，赵文品总觉得自己不懂技术，离开人家不行，只好迁就迁就，因而总是解释说：“周铸还是想把工作作好的，他还是积极的。”
事情很明白，在基本建设部门中，是党必须实现对基本建设的领导呢？还是把基本建设工作盲目地交给未经改造的旧技术人员；是自己积极钻研业务，用正确的思想领导技术人员改进工作呢？还是自己根本不问技术，跟在技术人员的屁股后面乱跑。呼子明和赵文品就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呼子明和技术人员在一起工作，他常常在思想上帮助他们，使他们改正缺点，提高自己的工作，为国家节省财富。譬如，他在工程段工作，看到很多技术人员在工程上花钱，动不动就是十亿百亿，但他们花国家的钱，却不像花自己的钱那样，精打细算，无微不至。
有一次，段长崔瞻斗在计算二十八号隧道松石的工价时，稀里糊涂说：“按坚石收了吧。”实际上，每方坚石的价钱，要比松石几乎贵两倍。呼子明知道了这件事情，立刻派人去检查，崔瞻斗害怕他做的事受人检查，还胡乱地对去检查的人说：“你们又不领导别人，去干什么？”后来，呼子明问崔瞻斗，“究竟是什么石头？”崔瞻斗含含糊糊地说：
“我看松石不是松石，坚石不是坚石。”其实，据检查的人说：这些石头，原来打下来的时候是硬的，见风一吹，就松一些，实在是松石。呼子明在这件事情上不但教育了崔瞻斗，而且，使国家少受千百万元的损失。
赵文品和呼子明相反，他对待技术人员是一天到晚笑呵呵，满面春风，或者是仅仅照顾照顾他们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陇西段铁路的基本建设是赵文品在掌握，但实际上是操纵在段长周铸的手里。因而问题发生了，赵文品有的是不知道；有的知道了，也无可奈何。在这样的情形下，陇西段的工作曾陷于很混乱的状态，很多工程上用的洋灰、木料，都是先用车拉到陇西城里卸下来，然后再装在别的车上拉到施工地点去。有些地方用最好的东北松木盖了不少料库，而这些料库将来有些是没用的。铁路附近有现成的石子、砂子，但采石、采砂的工作却在离铁路三公里或五公里的地方进行，结果是运费比采费还贵得多。这些说起来是很明显的浪费，但赵文品好像没有看见一样。周铸在陇西段当了一年半段长，除由民工做了一百多万土方外，成就很小。如果不是领导机关贯彻了企业部门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与改造技术人员，发展生产的正确方针，天兰铁路五年、十年也不能修成，国家受到的损失将更难计算。
人民要求我们永远站在新鲜事物的面前，永远珍爱自己光荣的经历，我们受党委派到企业部门工作的久经锻炼的老干部们，必须一刻不停止地前进，以满足人民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