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眼界看农业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经济生活纵横谈

　　放开眼界看农业
本报记者 何加正
从国民经济整体角度观察，会发现我国的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相互之间的依存和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这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的必然，机制转换的必然，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这种深刻的变化，要求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不妨从农村看看；研究农村问题，不妨从城市看看。
　　　　从城市看农村
人们曾经为较长时间、较大范围的市场疲软发愁。如何克服市场疲软，成为经济、理论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有人积极为开拓新的消费领域、寻找新的消费热点提建议；有人多方为生产者出谋划策。有的说，彩电应以大屏幕为重点；有的说冰箱要向双开门甚至三开门发展；有人从国外家用小电器获得启发，告诉厂家要多从这方面开拓市场……众多生产者在努力适应甚至引导市场。这一切努力无疑都是对的、必要的。因为，现代工业经济与传统农耕经济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不停的流转过程。而需求和消费又是保证其正常流转的重要环节。市场容量的消长，直接关系着工业经济规模的收缩和扩大。人们从市场和消费的角度去研究和看待生产，指出出路，是完全正确的。
问题是我们的眼光应主要放在哪里。只要我们反问一下，在广大农村，是否４７厘米（１８英寸）彩电已经过时，农民们在期待“大屏幕”问世？电冰箱是否单开门已经嫌小？农家是否热衷于各种家用小电器等等，就会发现，人们所说的市场几乎把农村排除在外了。市场分析常常是把城市作为出发点，所说的出路也是就城市说城市。工业经济中相当一部分也只局限在城市流转。
中国１１亿人口，有９亿在农村。农村的状况如何呢？记者最近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农村看到，彩电寥寥无几，黑白电视机也只是部分家庭拥有。有人作过调查，１９８９年，江苏省城镇每百户居民彩电拥有量是４４台，而农村仅有２．９台；冰箱城镇是２８台，农村则０．４台；洗衣机城镇是７３台，农村是９．６台（近两年增长有限）。在经济水平稍低些的省份，这个数字更低。一方面，５１厘米（２０英寸）、５４厘米（２１英寸）彩电已不够大；另一方面却存在很大的消费空白点；一方面苦于找不到新的消费热点，另一方面却需要最基本的消费普及。这种二元结构的反差，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数字：１９９０年，全国农村商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５３％左右。这就是说８０％的人口，只占领了一半的市场；而另外２０％的人口占了近一半的市场。如果扣除生产资料的零售额，消费品零售额中农村所占的比重就更少。
由于农村市场相对狭小，工业生产就出现流转困难，相当一部分产成品在工业或商业企业积压，造成资金周转不畅，由于市场狭小，企业欠钱不还或难还，“三角债”屡清屡欠；由于市场狭小，企业原地踏步，规模难以扩大；由于市场狭小，企业效益不高，财政出现困难。由此可见，疏通经济循环不顺畅的出路，要多从扩展农村市场着眼。
１１亿人口是个多么巨大的市场！只要我们把眼光从２亿扩大到１１亿，加上参与国际贸易的部分，工业经济就会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正如有人所说，９亿人口的农村市场启动起来，１００条彩电生产线并不算多。
怎么启动？开拓农村市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工业品下乡。现实的购买力，要以收入为基础。农村占领市场份额不高，主要不是农民不愿意购买，或是产品不完全对路，而是购买能力有限。农民没有不想要彩电、冰箱的。但需要不等于需求。把需要变成需求，要从提高农民收入着手。
农村发展，农民收入，不仅仅是农村问题，而且紧紧地牵连着城市、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全局。
　　　　从农村看农村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８０％的人口只占了我国一半的市场，近年来农村所占市场的份额呈下降趋势，更值得引起重视。
据有关方面统计，１９５３—１９７８年，我国农村商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一直在５４％以下。１９７９年以后明显提高，到１９８４年达到５９．２％。１９８９年下降至５６．４％，５年中下降了２．８个百分点，到去年已降至５３％，低于１９７９年的水平。
农村市场份额的减少，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农民的收入未能随着经济发展有明显增长。有关方面公布的数字是，１９８９年农民纯收入名义上比上年增长１０．４％，扣除物价因素，实际比上年下降了１．６％。１９９０年，国家统计局最后的数字是，农民的纯收入实际仅增长了１．８％，今年的增长预计也不会很高。
农民收入增长减缓，早在８０年代中期即现端倪。１９７９年之后，我国亿万农民在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率先跨上改革开放之道。多年来被不太顺畅的生产关系所束缚的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建国以来积累起来的生产潜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农村经济阔步向前。加上１９７９年中央扭转了多年来国民经济初级分配中过份向工业倾斜的倾向，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价格，农民收入明显增长。（⑴⑵）
连续５年的丰收，加上当时舆论对农村富裕程度不太恰当的宣传，以及个别先富起来的农户超出人们的当时观念所能接受的消费方式，使一部分人产生了农业已经过关，农民大为富裕的错觉。人们对农村和农业的重视程度开始变化，改革初期所取得的工农业趋向平衡状况，逐步又被向工业、向城市倾斜所代替。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工业与农业增长速度比是１．２５∶１；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则变为４．３４∶１，其中１９８８年达到５．３３∶１，就很能说明问题。粮食生产开始徘徊，农民收入增长减缓，明显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民明显感觉手头拮据，来钱不易。只是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入加速，才未使矛盾加剧。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重新把农业放到突出地位，全党重视农业，一举打破了粮食生产的徘徊局面，获得连续３年大丰收，形势起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影响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许多深层次原因未能相应解决，尤其是随着经济紧缩政策的施行，大量农村劳动力回流，农村二三产业，特别是乡镇企业遇到困难，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的矛盾便明显突出。１９８９和１９９０两年中，农民人均实际收入只增长１元钱。如果注意到农民收入减缓出现在农业连续大丰收的背景下，就更能看出问题的严重性。
农民收入增长不快，具体分析，大致可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农副产品价格下跌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同时出现。据有关方面调查，去年１—６月，农民人均售出的粮食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９．８％、油料增长５３．８％、糖料增长２４．３％、蔬菜增长２４．３％、水果增长４３．９％，而出售这些农产品收入仅增长１６．１％。农产品价格下跌，有流通不畅、产品积压、产品变不成现金的原因；有价格方面的不合理因素；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如大城市用国家补贴的办法大规模发展生猪等副食品基地，一定程度影响了传统农副产品基地生产和销售。在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同时，生产资料价格却一直上涨。据国家统计局调查，１９８９年１—３季度，因生产资料价格上涨６．２％，农民增加支出４７．２亿元，因农副产品价格下跌５．１％，又少收入１１５．８亿元。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同样有多方面原因，以化肥为例，目前县办小化肥占农村需要量的一半，而目前又有一半县财政吃补贴。在煤炭、运输、电力、工资上涨的压力下，县里无力补贴以保证产品出厂价不变，只能转嫁到农民头上。
其次，农村二三产业尤其乡镇企业发展减缓，非农收入明显减少。发达地区由于市场、资金、政策等多方面影响，乡镇企业发展困难。起步较晚的不发达地区，更是举步维艰。１９８９年以来，农村劳动力回流严重，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９５００万（最高峰时９７００万）下降到９２００万人，大批农村劳力从二三产业重新回到狭小的土地。
再次是农民负担加重。农业部有关方面调查表明，１９９０年，农民承担的能够统计到的各项社会负担（主要是乱收费和各种摊派）人均１６元，加上村乡两级提留、统筹，人均负担５７．１５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１０．９５％，是国务院规定限额的２倍。由于高估了农民实际收入水平和实际能力，一些地方和部门不适当地向农民转嫁负担，集资过度。
　　　　从全局看农村
该是重新正视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关系的时候了。
第一，要有国民经济的整体观念。过去我们重视农业，主要着眼于１１亿人口吃饭穿衣问题。今天已不仅仅是这些。工业不再是城市的工业，农业也不再是农民的农业，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要从发展农业着眼发展工业，从发展农村着眼发展城市。把这作为我们决策的出发点。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改变城市倾向，平衡工农、城乡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采取措施，保证国民经济初级分配中适当向农村倾斜，扭转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重新扩大趋势。
第二，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衡量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农村工作中明确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任务。国民经济分配中向个人倾斜的现象，农村并不存在。应号召农村各地在增加产量的同时，要为增加农民收入而努力。
第三，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的转移程度。今年以来，农村劳动力回流现象已停止，出现了再次向二三产业转移的势头。据估计，乡镇企业从业人数有望恢复到９５００万。但如果考虑到农村每年有上千万新增劳力，就会发现这一任务仍十分艰巨。各地不仅应有劳动力转移规划，更应有具体的政策措施。
从农业内部来说，面临着从单纯高产转向高产、优质、高效并重的任务。应明确提出高效原则。现在的时机已较为成熟，应鼓励各地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同时努力提高粮食等产品的质量，实现优质优价。
当前最为有利的是，党中央十分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提出“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我们如何深入理解这一英明论断，并付诸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