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年的建树——关于高等教育出版社 [复制链接]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三十七年的建树
——关于高等教育出版社
苏步青
到今年５月，高等教育出版社走过了３７年的光荣历程。早在筹建时期，我就与其前身--高教部的教材编审处有往来，例如为它翻译教材稿件、接受有关的咨询等等。高教社成立后，我曾受聘为其特约编审。６０年代初，高等学校理科数学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后，我与高教社的交往更为密切。
高等教育出版社是专门为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提供教材的出版社。值得一提的是，在两个关键时刻，高教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一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当时高等学校大部分学科无合适教材可用。高教社遵照党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根据教材编审委员会建议的规划，经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出版了一整套教材，几年间，对理科１００多门基础课程，共编辑出版了通用教材１５３种；对工科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共编辑出版了通用教材５３种，满足了理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专业与工科机械、土木、电工、电子、化工专业的需要。这批教材的出版，意味着我们已从借用苏联教材过渡到完全有计划有组织地自编教材。
其次是在７０年代末期，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高教社在当时“教材荒”的情况下按照新的规划而出版的教材，对于建立高校教学新秩序和拨乱反正起了不小的作用。同时遵照邓小平同志关于借鉴国外教材以更新自编教材的思想，我们开始探索教材的现代化问题。在数学教材方面注意了以现代观点处理数学分析，微分几何中引进了整体内容，５０-６０年代还未普遍开设的泛函分析已成为必修课，等等。这些措施都是通过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得以实现的。还应该指出，在解决了基础课教材以后，该社又着手解决了一批高年级及研究生学习的选修课教材，其中有些是与高科技有关的新学科。这是高教社历史上一项新的工作。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高教社还扩大了出书范围，打通了与国际联系的渠道，开始与国外出版社共同出书。可以说７０年代末期至今，高教社的工作是“更上一层楼”了。
高教社的工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们的出书选题都要反复向专家征求意见，稿件都要经过专家初审和复审；对已出版的书，他们经多种渠道听取读者意见，及时改正缺点错误。所以高教社的教材在社会上有一定声誉。１９８７年，国家教委举办优秀教材评选会，获全国优秀教材奖的１２种数学教材，全部是高教社出的；获国家教委一等奖的１４种数学教材中，有１１种是高教社出的。高教社的一些教材也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有的已被读者使用３０余年，特别是樊映川等编的《高等数学讲义》一书，至今已出了近６００万套。他们翻译出版的国外教材，多数经过精选，适合当时的需要，有些书，例如菲赫金哥尔茨的三大卷《微积分学教程》，斯米尔诺夫的五大卷《高等数学教程》，自５０年代翻译出版以来，一直是高等学校数学教师的案头书。在社会上刮起只看经济效益、不顾质量的歪风时，高教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始终以服务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为己任，保证了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主要课程教材的质量和供应。
现在，全国人大已通过了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高等与中等专业学校是为国家输送合格专业人才的基地，而教材则是培养人才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高等教育出版社任重而道远。作为高教社的老朋友，我希望那里的全体同志认真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同时也要看到与世界先进教育出版事业的差距。例如，在我国还缺少像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出版社的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Ｔｅｘｔｓ那样的成套教学用书；能在国际上竞争的高水平教材也属凤毛麟角。因此，希望高教社在八五教材建设中，拿出更多、更好的高水平教材，使高教社跻身于世界上先进出版社之林。
“都为四化铺基础，快马更须加一鞭”。我再次用这两句诗来表达我对高教社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