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汉族都是中华民族 [复制链接]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来自世界屋脊的报告

　　藏族汉族都是中华民族
本报记者 朱维群
在纪念西藏和平解放４０周年的日子里，人们经常怀着崇敬的心情谈到“老西藏精神”。记者采访了一些五六十年代进藏的老同志。其中一位是自治区教科委副主任、山东人孙光明。
“我是１９５６年大学毕业后进藏的。组织上一号召，我们５７个人就来了。”这位已两鬓花白的高级畜牧兽医师当时２０岁。在西藏的３５年中，他有２３年是在藏北牧民的帐篷里度过的。那曲历史上长期流行三大疫病：牛瘟、牛肺疫和人畜共患的布鲁氏杆菌病。１９５６年一次牛瘟流行，那曲死牛１９０万头；全地区２４万人口中最多时有１９万人患布氏病：男人关节肿大、丧失劳动力，女人流产……担任课题负责人的孙光明，和同志们一起走遍了全地区８０％的牧民家庭，反复试验，研制疫苗，１９６２年消灭了牛瘟，１９５８年消灭了牛肺疫，接着又消灭了布氏病。１９６５年，他为了彻底摸清疫病传播情况，带着１５人深入４０万平方公里的藏北“无人区”寻找一个只有２０多户的游牧小部落。当他们８个月后完成任务走出来时，个个衣服烂成布条条，头发垂肩，胡子长１０多厘米，有１１人得了雪盲症。家属都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西藏高原的开拓者来自全国３０多个民族，他们把青春、爱情乃至生命献给了西藏人民。每位“老西藏”都能数出几位乃至十几位当年一起进藏而今已长眠高原的同志。
１９５３年进藏的儿科医生余德钫，曾是自治区医疗战线“１０年不倒的红旗”，在“文革”中含冤而逝，辞世前抽出自己６００毫升鲜血留给西藏的孩子。１６年后他的妻子、被藏族群众称为“大姐”、“妈妈”的妇产科医生蒋英，也倒在岗位上。
土壤学专家卢耀曾，２７岁进藏，５３岁时在野外考察中落水牺牲，留下《西藏土壤分类学》等一大批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
林业工程师张德元，１９５５年进藏，１９８４年病逝前还在赶写最后一份资料《索县森林资源调查报告》。
公路测量队员罗启潮，１９６３年在曲卡河为抢救藏族落水青年而牺牲，当时才２０多岁。
……
为西藏人民的幸福付出代价的，不仅有“老西藏”，还有他们远在内地的亲人。“三四十年来，我没能为父母洗一件衣服，做一顿饭。我老父亲去世前喊着我的名字，我也没能赶回去看老人家最后一眼。”一位“老西藏”说起他回内地探亲的情景：“我的孩子见面管我叫‘叔叔’。临回西藏，老母亲倚门落泪，而孩子却说：‘你这个人白吃我家饭，快走！’”说到这里，在座的几位老同志眼圈也红了。
“老西藏”的忘我奉献赢得了西藏人民的厚爱。拉萨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朱世楣动情地说：每当他带领的医疗队要离开一个村落，藏族群众天不亮就等在路旁，把哈达、酥油茶、青稞酒和果品端到面前。在那曲，有一次他骑马过冰河，几位藏族牧民怕马蹄打滑，脱了衣裳包土，在马前抛撒一路。日喀则地区粮食局党委书记老王终生难忘一件事：１９６２年他下乡过河时马被大水冲倒，是藏族群众冒死把他从咆哮的激流中拉出来……
４０年来，累计近２０万干部、工人从内地进藏工作。目前内地进藏人员有５万多人，绝大多数是各行各业的专业技术骨干。４０年间西藏共有革命烈士４５６４人，其中９０％以上是援藏的干部、工人。
“在西藏的内地干部，吃苦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在全国也是拔尖的。”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１９６５年进藏的老同志王海林对记者说：“他们完全有资格说，他们用实际行动实践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藏族离不开汉族，汉族也离不开藏族。４０年来西藏的建设发展史，也就是藏汉民族团结奋斗史。”记者在采访中深深感到，一位藏族教师讲的这段话，道出了从自治区领导到基层乡村干部、千千万万藏族同志不可动摇的共识。
江孜县，１９７９年粮油产量只有１９３６万公斤，而１９９０年达５０７５万公斤，成为西藏第一个粮油超亿斤的县，商品粮油占全自治区１／４。当地藏族同志说，这一历史性变化与县委书记平措坚持民族团结，爱护、重用汉族干部分不开。汉族同志说，有平措书记在，干不好工作，良心上也说不过去。
全县７６个汉族同志，个个如同平措的眼珠子。１９８３年县里还有１８个汉族农技员家属没有城镇户口，生活困难，县里多次上报未能解决。平措自己跑地委反映情况，要来１８个“农转非”指标。其中有一个指标上级指定是给平措的妻子的，而他说：“如果全县还有一个汉族同志困难没解决，我自己的就不解决。”１８个指标全给了汉族同志。１９８７年，有些人对平措关心汉族同志发牢骚，这位农奴出身的县委书记大声地说：“藏族、汉族，都是中华民族。西藏这块土地，中国人都有义务、有权利把它建好！”
１９５０年解放军进军昌都途中，一个衣服破烂、光着脚板的藏族男孩第一个跟着来喊话的战士从山上回到村里。解放军给他吃喝，又送他衣服、鞋子。男孩跑到山上把全村人都叫了回来。从此这个父亲被头人打死、自己靠放牛为生的小农奴紧紧“粘”住部队，背水、打柴、送信，什么都愿意干。１９６０年部队把他送到党在咸阳办的西藏公学上学。３０年后，他已是日喀则地委书记，他叫白钊。
“我从农奴变成党的干部，每一步都是在党的关怀和汉族同志帮助下走过来的。”白钊深情地说。反映在这位藏族干部身上的高尚品质，正是“老西藏”们当年播下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