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新史 [复制链接]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良渚新史
袁华　阮敏
公元１９３６年，良渚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使余杭这个小地方一下子拥有了５０００年的文明史。
没过多久，大洋彼岸的两位学者在美丽的拉特各斯大学校园里，酝酿着一本大部头的世界文明史。在过滤了堆积如山的材料之后，他们惊奇地发现，新石器文化的革命要素除了众所周知的磨制石器的发明和农业的兴起之外，还有手工编织的发展和群体信念的深入人心……
就在这两位美国教授将他们的学术成果公之于众的同时，一位年轻的中国木匠，背着鲁班发明的锯子，踏上了良渚文化的遗址。此后，他的一生便和编织业和群体的信念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哪里知道，命中注定他要将自己的心血贡献给５０００年前那场古老革命的未竟事业。
这个中国木匠叫朱依忠。那时他年仅十八，风华正茂。
跳槽之前
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朱依忠既从“木匠之乡”东阳到了“丝绸之府”余杭，迟早会用鲁班的锯子去换黄道婆的织机。
余杭这地方得新石器文化的风气之先，丝织业曾花繁叶茂、盛极一时。秦汉时期，这里已是丝绸巨龙的一片金鳞。唐宋时期，这里的绯绫、白编绫、纹绫和清水丝享受了当时“国优”产品的令人心悸的待遇：成为朝廷贡品。当时“出口创汇”的提法还闻所未闻，这里的丝绸居然通过“丝绸之路”已“出口”海外了。明清时期，这里“桑树蔽野，户户皆蚕”，连大名鼎鼎的杨乃武，在小白菜冤案被昭雪之后，回到故乡余杭，也“以养蚕种桑为生，专心研究孵育蚕种，颇负盛名。”朱依忠来了，历史肯定会赐他一个跳槽的机会。
不过当时的朱依忠还没这么好的悟性。他从来没听说过纺织业在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也从来搞不清楚纺织业何以容易成为工业化社会的上马石，更猜不透那两个将手工编织当作新石器时代革命要素的洋教授葫芦里到底要卖什么药。不管怎么说，他生在一个木匠世家，木匠手艺是他的传家宝，他还不敢做对不起列祖列宗的事。于是，他人在余杭，却靠木匠手艺吃饭，整整干了２０年的木匠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朱依忠虽迟迟没有跳槽，却在磨难之中培养了一种不甘落后、争强好胜的坚毅性格。这种性格一遇改革开放的新政，便逐渐转化成一种“竞争意识”。
朱依忠３岁的时候，常年在外干活的父亲不幸在外地去世，不久，母亲也含泪改嫁。他只得和奶奶靠祖辈留下来的巴掌大一块地相依为命度日。为了活命，为了养活奶奶，小小的年纪就得拚命干活，快快干活，上山砍柴，下地送粪，总是一路小跑；犁地、插秧、割稻比同龄的小朋友要快得多。同做一件事，他非比人家提早完成不可，甚至在田野上散步，只要发现前面有人，他也要下意识地加快脚步超过对方。
到余杭塘栖建筑社当木工后，不论酷暑寒冬都在野外作业，本来够辛苦的了，但他比别人更多一层辛苦。结婚后，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他爱人在德清县一家丝厂工作，离家较远，每周只能回来一次，两个孩子只得由他照顾。他将女孩托付一家亲戚看管，自己带着男孩。白天，他把孩子抱到工地，用绳子拴在一个木桩上。晚上经常开会学习，就把孩子放在条凳上，盖件雨衣让他睡觉。开会讨论热烈，孩子居然能在嘈杂声中安然入睡。
有一段，建筑队移至临平建房，塘栖距临平４０公里，他天蒙蒙亮料理完孩子上学，跑１公里路搭公共汽车，下车再跑１公里地到达工地。一早一晚，天天要这么穿梭似地跑，风雨无阻。
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如此艰难地跋涉，磨难最大的，还要算“文革”中的事，他那时已当了建筑社党组织的负责人，建筑社有个造反派组织，天天不上工，在塘栖四处扇风点火，朱依忠急了，一天，他郑重宣布：“凡不上工者不发工资。”造反派怒不可遏，开会批判他。
“你为什么扣发我们的工资？”
“我们没有铁饭碗，每天干活才有钱，不干活哪来的工资？”
“你以生产压革命！”
“我要抓革命促生产！”
“你狡辩！”在一阵“打倒建筑社走资派朱依忠”的口号声中，他被拳打脚踢，打翻在地。批斗完了，他站起来，揉揉伤口，又迈着飞快的步子，朝工地走去，一边走一边喊：“干活的跟我来，不干活的不发工资！”为此，他这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一共被斗了１６次，但他从未屈服，从未认错。这就是朱依忠。
除了坚毅性格之外，余杭塘栖的２０年，还给他灌输了一种“丝绸意识”。这种意识说来非常奇妙。塘栖有几家清末和民国初年开办的丝厂，其中一家叫崇裕丝厂。有一天，他去崇裕丝厂办事，偶然拐进车间，便看见无数的织机吐出如瀑布般奔泻的丝绸，他不禁咋了咋舌头。其后一连几天，他的脑海中便怎么也抹不去那五彩缤纷、美不可言的丝绸瀑布。
更奇怪的是，这种印象又跟梅花搅在了一起。塘栖有个著名的风景点——超山，是赏梅的去处，那里栽着一株唐梅和一株宋梅。每当春风漾起的时候，这两株古树便繁花满枝，并引得漫山遍野的梅花竞相吐芳，正是“十里梅花香雪海”。朱依忠总觉得脑海里的丝绸也跟超山的古梅相似，虽然年代久远，却依然色泽艳丽，一遇春风，便会大开特开。
１９７７年，当他撇下锯子去县手工业局当副局长，天天跟他以前的产品——桌子、椅子混在一起的时候，跳槽的时机瓜熟蒂落了。
编织的魅力
《圣经》中曾记载了耶稣用５个饼、２条鱼喂饱５０００人的事。但《圣经》中没详细解释耶稣是如何创造这个奇迹的。一位替耶稣作传的人，对此事作了发人深省的推测：其实众人身上都带着饼和鱼，只是不愿献出。这时，一个童子献给耶稣５饼２鱼，耶稣决定掰给５０００人吃，众人这才良心发现，纷纷将自己的饼和鱼贡献出来。结果大家吃饱后，碎屑还装了１２筐。
朱依忠当了副局长后，有一天县长把他叫去，让他为振兴余杭经济出出主意。
余杭自身肯定有饼有鱼，但它们藏在哪里，用什么方法可以把它们招引出来？朱依忠决定去当童子，献出５饼２鱼。当他走街串镇、走乡串村进门考察时，那梅花图案的丝绸瀑布又在他脑子里奔泻。朱依忠果断地在这一时刻跳槽了。这奋力地一跳，正落在了临平绸厂。
临平绸厂位于县城所在地临平镇的一条狭窄的弄堂里，原是１３名待业人员组成的补麻袋小组，有几台终日“啪嗒啪嗒”响着的铁木织机。但他们在女将高春花的带领下，经过多年挣扎、奋斗，到１９７８年，厂子终于发展到２００多名职工、４０台织机的规模。
朱依忠来到这个厂，一头钻进车间，瞅着那些５０年代留下来的老态龙钟的铁木机，皱眉了：“靠这些‘三八大盖’能把轻纺工业振兴起来么？”他和厂长高春花、党支部书记罗连法一起研究、调查、奔波，最后制订了一个“贷款１５０万元，改造旧机，扩充新机，翻盖厂房，增加批量生产，争取出口”的发展方案。
这个方案送到上级主管部门审批，舆论哗然，摇头者多，点头者少。论证会上，朱依忠从党的改革政策讲到国家扶持轻纺工业发展的“六个优势”，讲到抓住机遇大胆发展的战略思想，论据可靠扎实，颇具说服力，但回答他的是一片沉默。大家都低头抽烟，谁也不敢表态。当时是１９７９年，改革的春风刚刚吹起，许多走惯了老路，按传统模式工作的领导，哪里适应得了这种新的冲击？想想，１５０万啊，相当于临平绸厂９８万元固定资产的一倍半。弄不好，赔了夫人又折兵，谁担得起责任？
“我看老朱的步子迈得太快了，还是左右看看，慢一点，稳一点好。”
“临平绸厂是集体企业，承担不了这么大的风险，万一……”
但朱依忠立下了军令状，用自己的生命来担保：“万一失败了，我愿意跳到钱塘江里去喂鱼……”
方案终于在朱依忠用生命“具保”的情况下通过了。
几个月后，４０００平方米的新厂房落成了。１５０台从杭州纺织机械厂购进的９Ｋ２７２国内新式织机安装完毕，当年投入生产，当年织出的０７双绉绸被评为全国标样产品。
这是一个光辉而坚实的起点。但朱依忠和高春花并没有陶醉在胜利中。他们一直把“质量”二字作为企业的生命。姑娘们进厂前，都要经过严格的考核与培训，请杭州纺织学院和丝绸研究所的教授来讲课，请老师傅进行实际操作示范；上机后，还经常开展技术练兵、技术比赛，姑娘们在班上练，家里也练，形成一个你追我赶的热烈局面。在管理上，采取定岗承包责任制，优奖劣罚，张榜公布。
现在你若是踏进这个花园一般的工厂，循着“啪嚓啪嚓”的织机的合奏声，走进一间几乎一眼望不到头的巨大车间，便仿佛置身于一个彩色的世界，车间明亮、洁净，地上一尘不染，甚至找不到一根丝的断头。１８０台织机摆得横成线，竖成行，织机巷道里，纺织姑娘们一色的白鞋白帽，在巷道中穿梭般来往，不时伸出纤纤素手，飞快地接上断头，在２万根跳动的经丝里，要及时发现一根断丝，这眼力要经过多么严格的训练啊。
一台台织机上的白丝，宛若一条条奔流的瀑布，经过飞梭的加工，下面便成了一条条彩色的河……
丝绸的古梅傲然怒放了。１９９０年８月，临平绸厂晋升为国家一级企业，为余杭经济捧出了香喷喷的“５饼２鱼”。在全国纺织系统中，一个集体企业晋升为国家一级企业，临平绸厂还是第一家。
一花独放，引来万花竞秀。
朱依忠终于感受到了编织的魅力。回首眺望，从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流淌到今天的这５０００年历史长河中，正闪烁着编织的粼粼波光。
光明的使者
再没有比缺少光明更让人急迫的了。
当宙斯拒绝将火给予人类的时候，普罗米修斯甘冒受严厉惩处的危险，去偷盗火种。让我们记住这惊心动魄的情景：普罗米修斯折取了一枝木本茴香，将它伸进飞驰而过的太阳车里，然后举着燃烧的树枝降到地上，地上的丛林立刻有大火冲天而起。
８０年代上半期，余杭县改革开放的大潮迅猛掀起。各种内向型、外向型的大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企业猛增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缺能源、缺电。浙江省本来就没有石油，没有煤炭。能源短缺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余杭县似乎尤为突出，每天缺电高达３０万千瓦时。
县供电局和三电办的告急电话铃声不断，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得采取应急措施：除保证重点单位供电外，对其它大部分企业不得不采取“停三开四”，即一周三天停电，四天放电的办法。后来，连每周开四也保证不了。
广播里，电视里，几乎每天要播出一长串某某线路停电的预告。
知情者无可奈何，急得直跺脚。
不知情者吵吵嚷嚷，把这视为“电老虎”作怪，视为不正之风。他们哪里知道，“电老虎”天天在饿肚子，已经严重贫血。
电，像一只无形的手，拖住了余杭县工业发展的脚步。多少工厂、多少街道、多少居民住宅像久旱盼甘雨一样，在呼唤着电。
１９８５年７月１０日县长把朱依忠叫了去，宣布了县委常委的一项决定：任命朱依忠为余杭县协作办副主任，任务是加快对外横向经济联系的步伐，互通有无，为本县引进更多的技术、资金和急需的物资。
“当前头等重要的，是要搞到能发电的石油，用石油到省三电办去换电，相信你有办法。”县长说着站了起来，望着他，眼神里充满焦急与期待。
朱依忠何尝有现成的办法，但他懂得全县８５万人在盼电，他没有拒绝这个重大而又棘手的差事。他要当一回余杭的普罗米修斯。
１９８６年３月，朱依忠带着几个年轻人，坐火车长驱北上，来到黑龙江省大庆近郊的一个小火车站。在铁路旁一个简陋的每晚每人只收３元钱住宿费的旅舍住下来，开始了找油战役。
３月，南国已是春暖花开，大地一片碧绿，而这里，还是白雪皑皑，冰天冻地。白天，他顶着刺骨的寒风，在雪地上迈着疾速的步子出去找油，晚上回到旅舍，馒头冻得硬邦邦，咔嚓一咬，嘴唇上沾满冰渣。他就着咸菜咽下去。他是苦孩子出身，受得住这种严寒饥累的熬煎。
三天五天过去了，十天半月过去了，几个年轻人却挺不住了。他们一直生活在气候温和的南方，嫩嫩的脸上从未遭受过这种刀子削脸般寒风的袭击。他们叽叽咕咕，怨声时起。朱依忠还得耐心地做工作，稳住他们的阵脚。
朱依忠从地区之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的原则出发，经过一个月的协商，终于弄到了３００吨柴油。
第一次出征获得胜利，自然值得庆贺，但３００吨只是杯水车薪。他迈动他那急促的双脚，天南海北，马不停蹄地继续奔波，只要发现哪里有油，他必会顾不得喘口气，急如星火地赶去。
有人统计过，仅１９８６年一年，朱依忠在外面奔波的时间就达２３３天，足迹遍布中国十几个省市。他很少吃过一顿安生饭，睡过一晚安稳觉。人瘦了，老了，经常头痛、头晕，他只能躺在床上静养一会，翻身坐起又出发。
从１９８６年春到１９８８年底，朱依忠靠真诚，靠信誉，靠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失败时不气馁，成功时不满足，终于用自己的心血编织了一张横向经济联系的协作网。３年时间，共购进石油２１．８万吨，发电３．５亿千瓦时。余杭县的用电终于得到了保证。
机器日日夜夜隆隆地转动起来。
街市、酒吧、舞厅放出五颜六色的光。
城市宿舍、农家漂亮的住室夜夜灯火辉煌。
人们都把朱依忠看成是“功臣”，是“光明的使者”。他把光明献给了大家。
群体的信念
人类是一个群体。手工编织兴起后，互助合作便成为了通往社会化大生产的一条笔直的隧道。而群体的（集体的）的信念，则为通过这条隧道点亮了一支火炬。
朱依忠绝不是从美国教授那里发现了这个奥秘。当年，在余杭入党的木匠朱依忠大概是从另一个大胡子洋人那里模模糊糊听讲过一些道理。直到后来，中国人自己的领袖用明明白白的汉语说：“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朱依忠才一拍脑袋，心里豁然开朗。不过，在办绸厂、找石油的过程中，他早已身体力行了。
在群体信念的支配下，朱依忠又办了一个丝绸市场。
余杭的能源问题解决后，轻纺工业迅猛发展，产量不断增加，但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轻纺原料不够，产品推销也难，尤其是为数不少的穷厂小厂，他们是小本经营，现吃现卖，没有更多的推销员出去推销产品，１９８７年这种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县领导又把朱依忠叫了去，对他说：
“你来想想办法看。”好像这儿就数他是智多星。
朱依忠回到公司，立即动手谋划。他投资１６８万元，仅半年时间，就建成了这座建筑面积３３００平方米的江南丝绸市场，９０多个小铺面，像几列即将启动的火车，供各种厂家搭乘。中间还有一大片场院作为活动场所或摆小摊点。
１９８８年１月８日，江南丝绸市场隆重开业，为客户提供的４５０多个品种的丝绸产品，一一陈列在铺面上、摊点上。融融冬日下，万条色彩交辉，千种丝光耀眼，应邀前来的３００多名中外客商见到这盛大壮观的场面，无不啧啧称羡，挑起大拇指：“到底是丝绸之府，有气派！”
接着，朱依忠又在中央电视台连做了几次广告，让艳丽的丝绸在荧屏上向全国顾客亮相。从此，从新疆、青海、西藏、内蒙古、黑龙江、云南、贵州、四川……全国二十几个省市来的客户络绎不绝。他们之中有国营商店的，有集体和个体商贩。也有日本、美国、德国的客商来这儿光顾。
每天清晨，当一轮红日缓缓从杭州湾海面升起，湿润的海风轻轻地吹着，整个杭州湾就像一块硕大无朋的红绸在微微抖动。岸边，稻浪千里，柔和而轻盈，又似一块无边无际的绿缎在大地荡漾。
此刻，余杭县城里，也开始流动着一条条彩色的河。来自县城周围的丝织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将他们织就的丝织被面和其它丝织产品，车载人扛，源源不绝地涌向县城的丝织产品集散地——江南丝绸市场。即刻，这儿便汇成一个万紫千红的丝绸海洋。
来客多了，要吃饭，要住宿，要坐车，便又带动了余杭县旅社、饭店和交通业的发展。
朱依忠和他的公司主要任务是为当地组织丝织原料，送到乡镇企业、村办企业和家庭织户的大门口去，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
余杭、桐乡、海宁一带农村，素有织丝的传统，他们织出的丝织被面、面料，花色品种繁多、美观结实，虽难达到现代化的高档水平，但绝大多数能达到中档水平，适合我国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的需要。加上这些丝织产品价格颇为低廉，一条被面只有十几元，这恐怕也是江南丝绸市场生意兴隆的原因之一吧。
据说，江南丝绸市场的产品已出现在中苏、中蒙边境的贸易场所，成了抢手货。苏联人和蒙古人很喜爱这种价廉物美的杭州丝织品，看来这个市场的辐射面将会更加扩大。
为了避免顾客上当，市场还找了当地一些懂行的人充当代销商，任务是帮助客户鉴定商品，开具发票，帮助托运，甚至安排生活，而每条被面只收两角钱的手续费。
朱依忠和他的总公司从江南丝绸市场得到了什么？没有。他们提供了这块场地，每年只收取一点低额的场地费，约合１５万。等于投资的１／１０。
朱依忠说：“我花本钱，让别人发财，图的是什么？无非是想一起富裕呗。”２０００多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曾经写下一段名言，与之何其相似乃尔：“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莫若为贤。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免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有一位日本人说得更加通晓：“人世上应该是个互相帮助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互相协作的社会，因而每个国民要具有助人为乐这样的情操。”
朱依忠正是这样做的。
再次打量
浙江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但要找出与５０００年文明一脉相承的人恐怕也非易事。不管怎样，让我们分手之前，再仔细打量一下我们的主人公：
哦，中等个子，圆圆的白净的脸，平时总穿那件不新不旧的茄克衫。
他有“三快”：说话快，吃饭快，走路快。开会发言，话如流水，中间从没有一些领导常有的“这个这个”、“嗯”、“呵”之类的停顿语。他是南方人，却爱吃馒头、包子、烧饼、面条一类的面食，据说这也与快字有关。出差途中，到了吃饭时间，顺便从小摊上买两个烧饼，咔哧咔哧几口就咽下去，或者买碗面条，咕噜咕噜５分钟就可吃完；他走路快如风，好像总在追赶什么似的。每天早上，他从机关步行到公司去上班，两里来路，人家起码要走一刻钟，他１０分钟就走到了。星期天，他和他夫人一起上街买菜，走着走着就把夫人拉下老远。夫人在后面气喘吁吁一个劲喊“慢点慢点”，他也听不见。
再去他家走走，你更会觉得他的普通。你在他家里竟找不到一件称得上现代化的高档家具。
他是杭州江南贸工集团公司和二轻工业总公司两大公司的头。别人总以为他个人收入颇丰。只有了解他底细的人才清楚，他一直还是按行政级别拿工资，和其他职工差不多，加上其他附加工资，再没有其它任何收入。
他对于私利，总是拒之门外。他老家有个哥哥，见弟弟在外面做了大事，几次请弟弟帮助离开农村，出来找个工作，他拒绝了；他的一个弟弟家庭生活困难，家乡一个建筑队头头说，只要老朱答应给他们建筑队包点活做做，可以为他弟弟白造一幢房子，他还是拒绝了。他不是无情无意，而是觉得自己并非神力无边。他宁愿当５０００年前良渚文化的一粒纤尘，飞扬悬浮之后，溶进九州华夏广袤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