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过去 [复制链接]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来自世界屋脊的报告

　　西藏的过去
本报记者 卢小飞 邹大毅
一段时间以来，世界上有那么一些人士认为，旧西藏那个笼罩在宗教神秘氛围中的中世纪式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是世界上的“最后一个香格里拉（意为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一些失去了天堂的西藏反动农奴主遗老遗少，也喋喋不休地赞叹“旧西藏是一个神圣、美妙的社会”。
那么，西藏是“最后的香格里拉”吗？
３月，我们来到阳光明媚、白雪皑皑的西藏。尽管４０年来它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迁，但旧时代的遗迹仍然依稀可寻。
雄踞拉萨红山之巅的布达拉宫，如一头威风凛凛的雄狮。这个曾象征着政教合一的最高统治地位的建筑，和其他代表王权与神权的建筑一样，在地理位置上就显示出三大领主凌驾于农奴和劳动人民之上的威风。旧西藏的社会格局，就是以它为顶端、向下延伸的一个封闭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是由一个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庄园构成的。
出拉萨，奔山南，再取道江孜去日喀则，初春的嫩绿中现出幢幢崭新的白墙花檐的藏式碉楼，满怀喜悦的藏族农民已经驾驭头戴彩球、彩旗的耕牛在田野里开犁。在欣欣向荣的藏族村落中，依稀可见旧日庄园的轮廓。在江孜保留的一座帕拉庄园中，我们看到了残留着旧日奢华痕迹的领主宅第、围绕庄园的小河和残墙颓壁、疏疏朗朗的林卡（园林）以及阴森恐怖的各种刑具……经历过农奴生活的人对这样的庄园记忆犹新，而年轻人则难以想象祖辈在这里遭受的奴役和凌辱，更难想象悲惨的农奴之外还有等而下之者：铁匠、屠夫、陶匠、渔夫、猎人、鞣皮匠等“贱人”。他们世代不能入寺为僧，不能与一般人平起平坐，不能同席而饮、共碗而食。
三大领主对整个社会和大多数人的严密控制与统治，是建立在他们对生产资料及生产力的全部占有的经济基础上的。这就是有些人眷念“香格里拉”的缘故吧？
一个叫仁钦·嘎尔玛的西藏“流亡者”在《西藏的女儿》一书中厚颜无耻地吹捧西藏旧政权：“我们认为政府对我们是仁慈的，因为让我们有了庄园，尽管人民和他们主人之间的生活差别很大，但他们是心满意足的。没有人能感受到，在西藏人们的生活是多么愉快。”
“政府”的确让一部分人拥有了庄园，而这些人却不足西藏总人口的５％！据１９５２年的统计，西藏２５４万克（相当于亩）耕地中，官家（地方政府机构）占有３０．９％，贵族占有２９．６％，寺院和上层僧侣占有３９．１％，总计占有９９．６％的耕地！土地的占有关系，最能说明为何有的人要不遗余力地去赞美和留恋那个社会。没有分寸土地的农奴，无论如何也体味不出那“心满意足”的“愉快”生活。
乃东县克松村曾是大农奴主、亡命国外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在山南地区的六个庄园之一。据民主改革时的调查资料，这个庄园的１８６９克耕地中，６６０克由农奴无偿支差耕种，收入全部归庄园主所有；５４０克由差巴世代以支差纳税的形式耕种；５３５克租给农奴耕种，所交租粮达产量的９０％以上。许多差巴交不起租税，只好借高利贷，最终沦为一无所有的朗生。当时流传一首民谣：“爷爷的爷爷欠下的债，爸爸的爸爸没有还清，到了儿子的儿子那辈，连利息的利息也还不完。”
克松村的农民都是原来克松庄园中的差巴、堆穷（均为农奴）或朗生（家养奴隶）。说起旧社会，家家都有一笔血泪帐。在村外的耕地里，我们和昔日的朗生尼玛次仁谈起了过去。老人紧锁眉头，抬手指向远处一块空地说：“那块荒地埋葬着许多农奴的尸骨。”
他曾亲眼看到过许多被庄园主打死、折磨死或冻、病、饿死的朗生们被拖进那块荒地里埋掉。
老人以前是差约，这是一辈子都不能离开庄园的朗生。从８岁起到庄园当差约起，要一直干到６０岁，然后被一脚踢出庄园。他说只看到过３个年迈的阿妈被赶出庄园后乞讨为生，因为多数差约都活不到６０岁。他有３个同龄伙伴１８岁时就相继去世了。他的父亲也是在他刚满月时被庄园主代理人活活打死的。他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也是在牛皮鞭和棍棒的轮番抽打下熬过来的。他兄弟９个，到１９５９年翻身解放时，仅存他和阿妈了。
处于统治者地位的农奴主和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农奴，对于这样一种野蛮、残忍的社会，当然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尼玛次仁说：“我憎恨这个制度，我也不允许这样的制度再复活。我加入共产党，就是为了消灭这吃人的制度。”
这样的社会制度，不仅受压迫的农奴不能忍受，就连许多开明的上层人士也看不下去，提出了变革的愿望。
我们从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拉鲁·次旺多吉的介绍中了解到，就在本世纪初，他的父亲龙夏曾试图按照英国的模式改革西藏社会，结果身陷囹圄，被剜去了双眼，并株连家人及一批官员。次旺多吉因为已过继到拉鲁家才幸免于难。这位曾任西藏地方政府三品噶伦的原上层人士说：“过去，劳动者一年创造的财富，我可以一天就全挥霍掉，这是非常不公的。”
自治区政协另一位副主席金中·坚赞平措曾经作为原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赴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仪式。那次内地之行，使他深深意识到废除封建农奴制已是时代潮流。尽管当时中央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决定推迟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但他回到西藏后，还是率先在自己管辖的堆龙德庆县进行了民主改革和土改的尝试。
古代西藏重臣颇罗鼐的后代霍尔康·索朗边巴，目前也是自治区政协的副主席。早在５０年代，他就慷慨地打开自己庄园的大门，让国家组织的一批社会科学工作者真实地记录下封建农奴制庄园的真实面貌，向世人展露了一个垂死制度的痈疽。
“最后的香格里拉”不过是极少数农奴主的极乐世界，同时又是百万农奴的地狱的代名词。在世界屋脊上残存的这个中世纪孑遗，终究在不可抗拒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中灰飞烟灭，变成极少数人的梦呓。西藏社会主义进程的巨大变革是划时代的，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块永恒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