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村同志生平 [复制链接]

第4版(要闻)
专栏：

　　孙晓村同志生平
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和农村经济学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卓越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咨议委员会主任孙晓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１９９１年５月４日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５岁。
孙晓村同志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１１日生于浙江省余杭县。青少年时期，他目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种种黑暗与腐败，萌发了对旧制度的不满和反帝、爱国的思想。１９２１年他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预科。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发生，孙晓村同志和进步同学一道，积极投入反帝爱国的抗议活动。尔后，他到北京中法大学读书，结识了王昆仑同志，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并经常参加北京学生的革命活动。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右派势力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事件”。这年秋天，孙晓村同志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积极地投入人民革命事业，表明自己的革命信念。
１９２９年中法大学毕业后，孙晓村同志回到南方，先后从事教员、编辑工作。在上海水沫书店，他积极参与编辑刊印介绍苏联革命文艺理论的书籍；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与人共同创办《世界与中国》月刊，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工作；他参加互济会，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帮助中共组织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１９３０年开始，孙晓村同志到农村访问，痛感农民饥寒交迫，地主豪绅穷奢极欲，他决心放弃自己喜爱的文史专业，去探讨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呐喊呼号。１９３３年，他出任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专员，主持浙、苏、豫、陕、滇、桂六省农村调查，积极参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发起和筹备，担任该会理事，并任《中国农村》月刊的发行人。在一些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和影响下，孙晓村同志学习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发表了一批论著，并编辑《全国苛捐杂税调查》。他以确凿的事实，揭露了中国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腐朽与残酷，提出中国农村的复兴，根本出路在于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当时环境允许的范围内，他用巧妙的、比较隐蔽的方式，批评了被国民党利用的各种各样的乡村改良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作了理论上的辩护。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反动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南京处于白色恐怖的中心。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孙晓村同志与王昆仑、钱俊瑞、曹孟君等于１９３３年发起成立南京读书会，联络爱国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研讨时局，并举办“冬令讲学会”，宣传抗日救国。孙晓村同志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１９３５年，他同上海沈钧儒等取得联系，以南京读书会为基础，筹建南京各界救国会。１９３６年５月，孙晓村同志作为南京代表出席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常委。同年８月，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孙晓村同志为负责人。南京救国会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救国为口号，积极在文化界人士、妇女、学生、职工中开展工作，并争取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宣传抗日，批评国民党的“安内”、“剿共”政策，为促成团结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１９３６年１１月，绥远军民奋起抗击入侵日寇，孙晓村等同志领导南京救国会，推动国民党政府中上层人士发起“援绥运动”，举行首都各界支持绥远抗日大会，成立“首都各界绥远抗日后援会”，开展广泛的宣传和募捐运动。南京读书会、救国会的成立及其一系列活动，在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得到了冯玉祥、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等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不少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也表示同情，冲破了在南京不许谈抗日的白色恐怖局面。
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涨，使国民党政府大为惊恐。在上海逮捕了全国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君子”之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８日又以“赤匪嫌疑”的罪名逮捕了南京救国会负责人孙晓村、曹孟君。在狱中孙晓村同志坚持斗争，表现了爱国志士的凛然浩气。“七君子”和孙晓村、曹孟君案件，更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的呼吁和要求下，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不得不于“七七事变”后恢复沈钧儒、孙晓村等人的自由。孙晓村同志出狱之后，公开的民主活动虽然受到限制，但他的心仍然向往进步、向往革命。在出任武汉军事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专员、经济部农本局专员、第三战区购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军粮巡回督察团主任委员等职期间，以他干练和善于交际的本领，在与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交往的同时，相机参与抗日民主活动，为掩护进步人士、保存有关文件，接济上饶集中营的革命同志，做了许多工作。
抗战胜利后，孙晓村同志回到上海，与吴觉农共同创办了兴华制茶公司，任副总经理。同时担任上海法政学院社会学教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讲授社会发展史。１９４５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利用自己多方面的社会联系，在国民党民主派和国民党上层人士中，积极进行反内战、反独裁，促进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的工作。１９４８年，他担任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国内工作委员会主席。这一时期，他还积极联系工商界进步人士，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和政策，介绍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他参与发起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并任理事。他继续发表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文章，明确提出，只有建立乡村的民主政权，才能实行土地改革，表明他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鲜明立场和态度。
孙晓村同志１９４９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同年，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不久，他来京担任民建的领导职务，积极组织推动民建成员和工商界人士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而努力工作，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推动工商界人士学习社会主义理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胜利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十年动乱中，孙晓村同志受到迫害，但他跟随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顾年高体弱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贯彻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在１９８９年的政治风波中，孙晓村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果断和迅速地制止动乱，平息暴乱。他出席５月１９日中央召开的干部大会后，为稳定局势做了不少工作。
孙晓村同志作为民建领导人之一，同民建广大成员一道，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极参政议政。他与民建中央领导人曾就发展我国私营经济问题，两次提出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几十年来，孙晓村同志以他坚定的政治立场、出色的工作和优良的作风，赢得了民建同志的尊敬和爱戴。他先后被推选担任民建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执行局主任、副主任委员、副主席。为推进民建领导集体的新老合作和交替，１９８８年民建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前夕，他请求不再担任副主席职务。民建五大推选他担任中央咨议委员会主任，他带领退居二线的老同志积极出主意、当参谋，帮助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同志做好工作。他的高风亮节，受到民建广大会员同志的称赞。
孙晓村同志还担任过多项人民政府部门的领导工作和社会职务。建国以后，他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计划局副局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上海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全国工商联常委、顾问，中越友协副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事，海峡两岸法律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并长期主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工作。孙晓村同志兢兢业业地对待每一项工作，为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晓村同志注意实践，不尚空谈。对待工作，他不怕艰难，任劳任怨。对待同志，他宽厚谦和，真诚坦白。在荣誉、待遇面前，他从不伸手。他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处处以身作则。
孙晓村同志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与时俱进。他从自己的奋斗中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人民利益最可信赖的代表者，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唯一正确道路的真理，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他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党密切合作、同舟共济，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渝。
孙晓村同志在生前向他的亲属留下遗嘱，身后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遗体献给医院作病理解剖研究。孙晓村同志这种移风易俗的精神，受到人们的尊重。　　　　　　　　　　　　　　　
　（新华社）
（附图片）
上：1988年12月24日，孙晓村同志给余杭县志办的同志赠书签名。
右上：孙晓村与冯克熙、胡厥文、胡子昂、胡子婴等在广州白云山合影。
右下：1949年以前，孙晓村与沈钧儒、沙千里在一起。
下：1954年，孙晓村同志率领中国农业代表团在国外考察。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