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讲话》　繁荣文艺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学习《讲话》　繁荣文艺
董学文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伟大民族、伟大人民的优秀作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奋斗，已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光荣职责。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迎来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４９周年。
　　　　一、文艺为党在新时期的战略目标服务
今天，我国文学艺术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呢？我以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基本上是一个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这是一个事情的两面。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和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就会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走到脱离时代、脱离群众、脱离客观历史要求的道路上去。坚持这种新条件下的服务意识，这既是对《讲话》精神的继承，也是对《讲话》精神的发展。
文艺要不要为党在新时期的战略目标服务，这在理论上似乎是解决了，没有异议的。然而，在实际上、行动上，少数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不难发现，在一些人的情绪中，在一些人的作品里，包括在一些人对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中，常常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这个历史性要求不相符合，和实际生活与斗争任务不相一致的情形。我们当然对作家艺术家的要求是有区别、有层次的，并不是要所有的人都像党员作家艺术家那样成为党的整个事业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我们当然也不是要求所有的作家艺术家、包括党员作家艺术家，都来写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的文艺作品。他们应该有广阔的艺术天地和广泛的创作自由。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从艺术创作的全局构想来讲，我们希望一切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作家艺术家，在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基础上，创造出与社会主义时代相称的作品，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则是合情合理的。
《讲话》的主题，就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这不是《讲话》的缺点，而恰是《讲话》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非常杰出的地方。学习《讲话》的任务之一，就是应该沿着《讲话》的思路，研究当今的文艺工作怎样同四化建设事业结合起来。这是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发展的唯一坦途。
有的论者认为，《讲话》“并不是从文艺这一对象出发去探询文艺本是什么，而只是从政治对文艺的需要出发规定文艺应是什么”，要求“重估”毛泽东文艺思想，“把文艺从政治腰带上解下来”。这显然是错误的，有害的。
在所有的时代，文学艺术总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在历史和阶级的冲突中，总是起着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绝对逃避现实，远离生活，鄙弃一切社会功能的艺术，事实上是不存在的。鼓吹“面向自我”、“回到自身”、“为艺术而艺术”，或所谓“完成文学艺术本体存在的变革”，这本身就是对现实社会生活所抱的一种明确态度。不过，是一种不合作、不协助、不认同的态度罢了。
　　　　二、发扬社会主义文艺的战斗传统
我们正处在社会生活发生剧烈变化的改革开放的时代。从国际范围来看，旧制度对新制度的包围是世界性的。旧制度要搞垮新制度，交替使用的仍然是武装颠覆和和平演变这两种手法。而新制度要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毛泽东同志把文艺规定为“文化战线”（或“文化的军队”）的一个重要的部门，并总结了“五四”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强调要发挥革命文艺的战斗传统，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讲话》提出的这一命题，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显出了更为珍贵的指导价值。
文艺是战斗的。社会主义文艺更应该举起战斗的旗帜。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反映民族振兴，鼓舞人民斗志的作品。当年《讲话》号召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要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结合，要抵制各种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的侵袭；今天，我们面对着国内外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面对着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战争”，更应该发扬延安整风的精神，像江泽民总书记最近号召的那样，“在思想上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这样，我们的文学艺术才能在尖锐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来了。只是这个问题现在变得更加严峻。由于资本主义处于相对稳定阶段，和这一制度相适应的各种理论思潮、价值观念和文艺学说有了更多的市场。而社会主义从世界范围来看是处在挫折、困难和调整之中。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能看到前途，看到曙光，不能正确对待曲折，认清历史趋势，那么，就会使一些人产生思想偏差，就会使社会主义文艺运动迷失方向。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曾说：“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有理由说：愈是为社会主义中国而创作的作品，也才愈会有世界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当年就指出“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按照这种彻底的唯物史观，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当今引导世界潮流的是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而绝不是任何一种已经走向下坡路的资本主义制度。每一个坚定、清醒、有作为的文艺工作者，都应审时度势，树立起这一崇高的信念。
　　　　三、把立足点移到社会主义方面来
无庸讳言，这些年文艺理论界较少提到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了。但实际上，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却仍然是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时代的巨变和形势的复杂，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所谓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说的“立足点”问题。这是《讲话》多方面论述的一个思想轴心。毛泽东同志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厦的一块基石。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就不赞成“诗人要站在比党的壁垒更高的瞭望台上观察世界”的观点。早在１８７９年，他们就指出，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人，“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等论文中，更是提出过著名的“文学党性原则”；毛泽东同志继承了这一理论传统，并创造性地解决了文艺工作者的“立足点”和“思想感情”的转变问题，这是《讲话》对无产阶级文艺学说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并以自己切实的感受，阐述了思想感情变化和世界观改造的必要性。在这个问题，今天的文艺工作者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不能否认的。
有的作家艺术家不是站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上；有的作家艺术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有的作家艺术家喜欢“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有的作家艺术家则专爱在作品中展示和描绘一些和人民大众思想感情心理格格不入的方面；有的作家艺术家可能也写到工农兵，但“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并没有彻底地得到解决。而这些，正是妨害创作走向繁荣的痈疽和障碍，因此，这个问题“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
在文艺战线上，“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以迎接新的斗争形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群众、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大众方面来，移到社会主义和四化建设方面来。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文艺才有光明的未来。《讲话》在这一点给我们文艺工作者指出了崭新的途径和境界，对此，我们须臾不可忘记。
鲁迅说过：“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而已集·革命文学》）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是决不怕改造自己和批评自己的，《讲话》恰是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给了我们一块判别真假革命者、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
文艺界的有些论者对《讲话》的这一思想精神极为反感，他们认为这是悬在文艺工作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架在文艺家头上的‘五把刀子’”；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戒律”，是借口政治运动强迫作家“行沐浴之礼”；还有认为这是“仅仅把作家主体能动性局限在政治思想的层次上”，作家具有的“人性深度和丰富情感”不能展现，“自身变成非自身”……这类不一而足的议论，从反面表明了《讲话》所阐述的立场问题，是战胜一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和狭隘功利主义的有力武器。
　　　　四、将审美理想同历史的明天联系在一起
某些自诩为“新潮文论”的“理论家”们，热衷于指责《讲话》是“反审美的”、“偏偏忘了文艺的本性”。他们把毛泽东文艺思想污蔑为“霸道”的“庸俗社会学”，“官本位文学观”，认为文艺和政治之间天然地存在“深刻的、难以克服的矛盾”；认为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就“必然是作出艺术上的牺牲以迁就政治”，结果“是文学的衰败与贫困”；有的论者干脆认为一切政治对文学都是“破坏”性的，强烈要求文学独立于政治，回到“艺术本位的文学观”。
有关此类新贵族式的审美观念，文艺界已经有了一些批评。《讲话》中对审美规律、审美特性、审美条件以及艺术感染力的揭示，只要稍微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毛泽东同志说：“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并提出“惊醒”、“感奋”说，提出“典型化”创作原则，这对审美主客体辩证关系的论述，无疑开了新生面。
这里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对于文艺的审美问题，我们不是采取静止的“肯定的现实主义”，不是采取悲观、失望或只会乌托邦幻想的“否定的现实主义”，也不是采取平庸的，没有骨气、没有理想的“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我们是充满激情和富于能动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者，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主张者。我们确定自己一方面是伟大历史过程的表现，另一方面又是能推动这个过程进展的积极力量。我们理解的“美”同理解的“真实”一样，它不是原封不动的，而是一种发展，一种飞跃，一种冲突，一种斗争，一种属于明天的新事物的萌芽。我们所以接受现实，也是因为知晓今天的事业已经把社会主义的昨天和明天连结在一起。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说得好：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来年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周围的人物，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不愿再“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如今，在社会主义时代，我们的文学艺术更应该利用气势宏伟的现实因素，更加有力地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在这个美学问题上，我们工作的任何一点草率、动摇和疏忽，都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一个进步的文艺家，只有把自己的审美意识提升到能促进社会发展，使人能展望未来的高度，他才能成为时代的生气勃勃的儿子。而任何对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了解很差，或对社会主义事业漠然视之、或暗中阻挠抗拒的人，都可能成为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那种让“死人揪住活人”的人，成为僵化的、倒退力量的代表。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讲话》经历的４９年的战斗历程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观、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它将始终鼓舞革命的文艺战士，在批判旧世界和建设新天地的奋斗中，担负起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歌手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