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减轻农民负担落到实处 [复制链接]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调查汇报

　　把减轻农民负担落到实处
本报记者 郑德刚
“减轻农民负担”已喊了好多年了，各地采取了不少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从记者最近到辽宁省一些地方了解的情况看，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还需引起高度重视。
在沈阳北市场，一位菜农对记者说：“说心里话，国家、集体要的明白钱，咱一个子也不会少；可眼下不明不白的钱没少要。”当记者问什么是“不明不白的钱”时，老汉眉头紧锁掰着手指头憋了半天愣是说不清。这也难怪老汉的记性不好，的确是收费的部门、单位以及收费的名堂太多。
发不完的牌照。据辽宁省有关部门调查，目前农民手里攥着的各种牌、照、证，能叫上名的就有数十种。一位村干部说：“不是说这些牌证都没有必要发，问题是有的部门借发牌、照、证大捞一把。”据营口市的一份调查，当地渔民申请办一个“渔业许可证”，正常手续费只需几元钱，私下办理则需要５０００元到１００００元。凤城满族自治县边门乡林业站发放“出售烧柴证”，每个证的成本不过几毛钱，却收５元，仅此一证，全乡６０００多户就收了３万多元。这种牌照越发越多，收费越来越高的趋势令人忧虑。
散不了的宴席。农村大吃大喝问题，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村里开会，上面来人，求人办事，逢年过节，不吃一顿事情恐怕就办不下去。辽宁锦县某乡８个村１９８９年的７个月里，就吃掉了１２万元。一个县一年吃掉几百万已不算新鲜。
过不起的节日。“眼下隔三差五就一个节日，逢节咱就得拿钱。节毛了，拿钱也拿毛了。”大连市郊一位农民的话不算过分。据有关部门调查，庄河县石山乡磨石房村每年仅用于节日慰问的开支就有上千元。春节搞文娱演出还要摊派４０００元，如自办就要１００００元。接下来的这节那节，一年下来还得万八千的，一个县光过节就要３００多万元。
填不满的“窟窿”。近些年，上上下下向农民伸手的部门和单位越来越多，收费的名目更是五花八门。据庄河县统计，该县５３个局、委、办中，有３１个向农民收费，各种收费有１００余种。据沈阳市有关部门调查，一些部门向农村乡镇企业收费的名目竟有２３０多项。有的地方连看电影、订阅报刊同样也实行摊派，按人头下任务。有的村子一年竟被上级硬性安排放映电影，收取放映费上万元。有的地方连目不识丁的人也要订阅报刊；有的农民为了完成任务，一家人不得不同时订阅几份同一种报纸。
供不起的“香火”。由于农村干部队伍膨胀而转嫁给农民的负担，近些年也明显加重。据了解，灯塔县张台子镇除有行政、事业编制３０多人外，还有“民办”编制２０多人，增加这些“民办”人员，一年就需经费４万多元。这笔钱大部分由农民出。法库县某村的村干部有２４人之多，每年仅工资就要２万元。农民不仅要负担这些人的吃喝、差旅、办公等费用，连每年接连不断的评比活动，也大都是上面戴帽子，领导定奖励，干部自己奖自己，最后由农民掏腰包。农民的孩子上学，学杂费多得让人害怕，有的学校放两天“勤工俭学”假，就规定学生每人要交２５公斤地瓜；落榜生要念高中，少的要交５００元，多的上千元，有的学校一年就要收几十万“复读费”。
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平心而论，上述这些摊在农民头上的开支，有的固然属于“不明不白”，有的却不乏合理的成份，不少收费项目甚至还有各级的“红头文件”作依据。但由于很多应该收的却被一些部门乃至个人层层加码，不该收的却又以冠冕堂皇的面目出现，最后一股脑扣在农民头上，明明是明白钱，也难免有不明不白之嫌；明明是不明不白，却也抗拒不得。
对此不仅农民有意见，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也越来越关注。但是，尽管社会舆论年年呼吁要减轻农民负担，有的地方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不少地区的农民负担仍居高不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辽宁省人大农村经济工作委员会在一份调查报告中作了回答：
其一、一些干部对农业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对农民的富裕程度估计过高，对农民的投入能力估计过大。
其二、一些部门和单位急功近利，有的甚至盲目大干，超越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
其三、有些部门和单位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淡薄，有的还打着“改革”的旗号强行摊派，高标准收费。
其四、有些领导对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主管部门又难负其责，结果政出多门，各种名目的摊派不断出台。
其五、由于物价上涨，造成农村的各种补贴标准也水涨船高。
省人大农经委副主任滕文春告诉记者，辽宁省有关部门曾向一些单位了解过这方面的问题。据称，这些部门都认为目前农民的负担较重，同时也都认为自家的收费项目是合理的。
既然是“合理”的，当然就减不得了。于是，“合理”的收费越来越多，农民的负担就越来越重。
看来，为减轻农民负担，得切实加强领导，采取切实措施，做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