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德哥尔摩过生日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在斯德哥尔摩过生日
张虎生
已是午夜时分。凭窗远眺，只见霏霏细雨中的斯德哥尔摩犹如一座五彩迷离的水晶宫，漾着水光的街道上空旷寂寥。尽管又是一整天马不停蹄的“赶场”，此刻却毫无倦意。这倒并非因为我这个老是忘记过生日的人今天居然在异域过了个洋生日，而是由此生发出许多耐人玩味的遐思。
也许是生日晚宴上那杯浓郁香醇的红葡萄酒的缘故，上午见过的贝梯尔先生的形象跃然浮现眼前。
那是在我们参观过《瑞典日报》各编辑部，刚刚在楼顶会客厅坐定的时候，这位前顶秃谢、蓄着络腮胡、胸前挂着深度眼镜的总编辑匆匆赶来。稍事寒暄，他便风趣地说：“今天我特地打了条红领带，是为着欢迎中国同行。至于穿上这双红袜子，是想到中国去。”其实，他一进门我就注意到那格外耀眼的领带和袜子，还有那件黑底红格的西装上衣了。从他那不修边幅、爽直热情的样子看，这番打扮料想是事先考虑过的。当代表团团长向他介绍中国《人民日报》经常向广大读者报道瑞典的情况时，他坦诚地说：“虽然我的报纸的篇幅比你们多几倍，但对中国报道得少，出自本国记者之手的报道更少。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蓦地，我又想到另一位瑞典报人曾对我讲过的话：“不少瑞典人了解中国伟大的过去，然而对中国巨大变化的今天知之不多。越来越先进的传媒手段应当承担起这个责任。”我们的团长邀请贝梯尔明年参加瑞典新闻代表团访华，他高兴地连声说：“我第一个报名去。”分手时，他送给我们每人一把印有《瑞典日报》标志的雨伞，寓意深长地说：“现在还有点雨，这算是一份实实在在的礼物，也表达我们实实在在的心意。”
这把淡蓝色的伞就放在眼前洁白的窗沿上。望着它，我的思绪又飘落到几天来接触过的各界瑞典老朋友身上。我们习惯地把到过中国的瑞典人称作“老朋友”。如果说，在众多陌生的瑞典人身上多少都透出点矜持闲逸的神情，那么，在“老朋友”们身上我们却深深体察到瑞典人热情而务实的内在气质。在爱立信电讯公司、在伏尔沃汽车厂，细心的主人早早就在大门前为我们升起了五星红旗。老朋友们递给我们的名片上，有些印着音译的汉字姓名，有些索性用方块字端端正正印着自取的中国姓名，像叶伟信、柴文思、马田信、黎士佳、威菲德等等。娓娓交谈中，他们对中国有说不完的美好回忆，对勤劳、质朴、睿智的中国人民十分钦佩。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哥德堡—上海俱乐部在游船上为我们举行的欢迎会上，当邵华泽团长把手书“友谊长存”的条幅赠给主人并当场题款用印后，全场４次齐声欢呼，俱乐部负责人当即宣布：“我们的俱乐部将永远存在下去，瑞中友谊必将继续发展。”这难道不是瑞典人民的心声？！离船登岸后，许多人依依不舍地陪着我们步行返回住地。沿途，挺拔古拙如石雕的山毛榉树正在吐青泛绿。
房间里散发的阵阵墨香，把我从联翩浮想中唤回到当晚的生日宴会。
下午当我们赶回宾馆时已经６时４０分。由于第二天就要启程回国，唐龙彬大使约定８点来送行。全团决定７点用餐，过生日的事我早已忘到脑后。倒是全团唯一的女同志小朱细心，提醒团长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不由分说，大伙决定给我过个洋生日。不一会，一盏盏晶莹的高脚杯里都斟上红葡萄酒，三位服务员排着队唱着“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曲送来一盘蛋糕。融融烛光下，银托盘里那由草莓、香蕉、奶油花和酥皮饼摆拼成的蛋糕，宛如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面对此情此景，我赶紧起立向大家鞠了一躬，激动地吹灭了蛋糕上的小蜡烛。服务员娴熟地为大家分着蛋糕。这时，我才注意到，餐厅里的用餐者都向我投来友善的目光和微笑，屏风旁一位年长的女士还向我轻轻摇动着一朵不知名的小红花。“丹瑞两周行，谈笑满旅程，交流获硕果，友谊留永生。”这首诗是团长回到房间后即兴挥毫而就的，现时就放在临窗的几案上。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味到这友谊二字的蕴藉是多么广袤、多么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