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阳光照亮爱国知识分子前进道路 [复制链接]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庆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

　　党的阳光照亮爱国知识分子前进道路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 卢嘉锡
“七一”前夕，回顾中国共产党７０年来带领中国人民所创建的辉煌业绩，联系科技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在解放前后的不同经历，倍感中国共产党亲切伟大。
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我就放弃在美国的研究工作，迫不及待地乘坐第一艘允许我搭乘的货轮返回祖国。在美国我的研究条件十分优越。我明知国内条件差，还是抱着科学救国的信念，毅然决然回到生我养我的祖邦，到母校厦门大学担任化学系教授和主任。
当时的国统区根本不具备发展科学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国人民刚刚从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下挣扎出来，国民党当局就在美国支持下，一面发动反革命内战，一面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把中国人民重新抛入灾难的深渊。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１９４８年８月，物价总指数上涨到抗战前的７００万倍。国民党政府以“币制改革”的骗局进行全面掠夺之后，宣布冻结物价，而仅仅过４个月，物价又猛涨４０倍以上。厦大师生被逼到了绝境，教授会主席发表呼吁：“现在我们……实已濒于死亡线边缘，忍无可忍。”和大多数教职员工一样，我也十分窘迫，就连刻着我和妻子姓名、婚期的一对结婚戒指，也不得不拿去换一袋米度日。在那种情况下，救饥犹恐不及，遑论科学研究！科学救国只能成为幻想，化作泡影。社会现实使我感觉到，要发展科学先得改造政治和社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我参加了一些爱国民主运动，在斗争实践中，逐渐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同时也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爱国进步力量的代表，是改造中国社会的希望之光，因而衷心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而欢欣鼓舞。１９４９年夏，毛森接任厦门市警备司令部司令，白色恐怖变本加厉，在全市进行大搜捕，先后有十几位厦大师生员工被捕，有８位被杀害。当时有人告诉我，我也被列入黑名单，劝我最好到香港避一下。我没有走，利用担任厦大鼓浪屿新生院代主任职务之便，为一些革命师生员工提供掩护；以教授会代表的身份任厦大应变委员会副主席，组织员工和校友保护学校财产，使它能在解放时回到人民手里。我们终于度过腥风苦雨的黑夜，迎来了解放，也迎来了我国教育和科学的春天。
共产党、人民政府很重视教育和知识分子，解放后我就被推为第一届厦门市各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先后受委派担任厦大理学院院长和副教务长。旧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独立的体系，极为落后。人民政府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教育管理制度，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有步骤地对旧的高等教育进行改革，逐步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和管理体制。１９５２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的院系调整，我有幸参加了高教部召开的几次院系调整会议，亲眼目睹党和政府如何以卓越的领导能力，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规划，统一调配，合理安排教学力量，使国家在底子很薄的情况下，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有目标、有重点、有计划地办好一批大学，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这在解放前和在国外，都是不能想象的事情，体现了共产党领导和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我想，这才是科学建国的基本工作，我原来的科学救国的理想，现在可以化为科学建国的实践了。我按照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针，努力建设新厦大，特别是化学系。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厦大化学系很快崛起，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
最令我终生难忘的是１９５６年参加制定《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７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那几个月，我们在周总理和陈毅、聂荣臻等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亲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科学方面的巨大决心和远见卓识。这个规划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按照统一规划，突出重点，有限目标，大力协同的原则，采取紧迫措施，集中力量发展几个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带动相应产业的建立与壮大。这种突出重点、集中力量、大力协同的方针政策，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制定出来并有效地贯彻执行下去。果然，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中国的科技事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开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而且爆炸的是铀弹，这是震惊世界的。据我所知，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甚至第二世界国家（除个别例外），爆炸的都是钚弹。我们的铀弹比钚弹高出一筹，这集中显示了共产党领导科技事业的伟大成就。
正是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我逐渐学会了总结过去、认识现在、规划未来的整套组织领导艺术；在规划未来时，我懂得了怎样根据国情和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业务方向，发展方针、战略战术以及具体计划。也是在党的教育下，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我逐渐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学术研究和学术领导工作。１９６０年８月我奉调筹建福州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现名），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物构所。我按照党教导的办法制定了建所的规划和指导思想：把物构所办成我国具有特色的结构化学综合研究基地之一，做到实验与理论、化学与物理（或其他非化学学科）、结构与性能、静态与动态、基础与应用等五重双结合，并对各组双结合实现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的基本要求。在这种辩证思想和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下，经过全所人员的共同努力，这个所逐步建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近１０余年来，取得多项重大成果，为国内外有关学术界所瞩目。尤其是ＢＢＯ、ＬＢＯ非线性光学晶体等“中国牌”激光高技术功能晶体材料的研究成功并实现批量生产和出口，为我国科技界赢得了国际声誉。ＢＢＯ通过鉴定以后，物构所陈创天研究员带着成果，出席在美国召开的学术会议，美国有关专家对我们公布的数据多少有所怀疑，我们就在斯坦福大学做实验来证明我们的成果，由于该校的测试设备先进，结果用他们的仪器测试出来的数据比我们在国内测试的精确度更高，结果更好。他们不得不十分信服和钦佩，并特地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庆祝会，做了一个大蛋糕，蛋糕上画了一个中国地图，地图上画了福建省，还标了一个点表示福州，在旁边搞了一个ＢＢＯ晶体的模型。这项晶体材料１９８８年荣获第三世界科学院化学奖，１９８９年荣获首届陈嘉庚物质奖。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８日在洛杉矶召开的美国激光技术会议上，国际权威杂志《世界激光集锦》编委会宣布，授予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陈创天研究员１９９０年度“光电子工业技术成就奖”。１９８９年初我到旧金山参加国际学会会议时，在非线性光学方面很有声望的美籍华裔学者沈元壤教授对我说：“卢先生，你们物构所能这样搞晶体材料科学，这本领很不容易学到，在国际上也没有几家能学到你们这个功夫”。我想，物构所虽是一个小研究所，但是从这普通的一斑也可以窥见全豹；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前景，特别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许多重要科技领域也像物构所一样，从无到有，甚至做出震惊世界的成绩，在世界科学的前沿阵地插上几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自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领导人召开党外人士协商会、座谈会、谈心会已有二三十次之多，我作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经常参加这些会议，共商国家大事。就以制定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１０年规划和“八五”计划来说，从去年１０月到今年３月，中共中央就曾３次邀请我们座谈协商，听取我们的意见建议。这个规划和计划再次明确规定，要把经济建设进一步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对科技工作给予极大的重视。最近在中国科协四大上，江泽民总书记又一次强调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一次吹响向科技革命进军的号角，科技兴国的又一个春天到来了。回想起来，从解放前无法实现的科学救国的理想，到解放后科技兴国的实践，是党解放了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是党的阳光照亮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道路，照亮了我们农工党前进的道路，也照亮了像我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前进的道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７０寿辰的时候，我们要进一步响应党的号召，奋发图强，为科技兴国建新功创大业，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竭智尽力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