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大第六（法律）委员会十二月四日会议上 维辛斯基关于侵略定义问题的演说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在联大第六（法律）委员会十二月四日会议上
维辛斯基关于侵略定义问题的演说
一、美英集团正在企图阻挠
确定关于“侵略”概念的定义
第六委员会关于侵略定义的讨论即将宣告结束。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代表团的极大兴趣，这种情形本身就证明了这个问题的巨大重要性和圆满完成委员会面前的任务的巨大重要性。然而，必须了解：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迄今并没有使联合国比以前接近于完成大会去年的决议所规定的任务。我认为必须记住：在这个决议里，大会建议秘书处向第七届大会提出一项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必须彻底地解决侵略定义问题，同时对于各国代表在第六委员会上表示的意见以及就这个问题提出的提案和修正案，予以应有的注意。我们知道，大会在要求秘书处完成这一任务时说：为了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制订国际刑法，根据侵略的要素确定侵略的定义是可能的，也是适宜的，而且，像决议中所说的，制订一些准则以便将来受权决定谁是侵略者的国际机构有所遵循，无疑是有好处的。
必须明白指出：秘书处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关于这个报告的特点，我不愿特别地加以评论——这个报告获得了某些代表的大大赞扬，这些代表们显然没有尽到客观地研究这一问题的责任，而是按照外交界的礼貌在办事的。我仅仅要说：这个报告实际上是一个肤浅的、没有经过认真编制的报告，它的意图显然在于支持那些过去和现在一直反对确定侵略定义的代表们所采取的立场。
我不得不请你们注意这个报告令人难以容忍的别有用心的性质，注意它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和诽谤苏联的用意。秘书处一字不差地复印了国际联盟的几个报告中的虚伪谰言，它这样作显然是想借此提出各种污蔑苏联的废话和暗讽，以便取媚于它的主人。使得某些代表，首先是美、英、瑞典、荷兰及其他国家的代表称赞并支持这个报告的，想必就是秘书处这个报告中所包含的这种污蔑苏联的暗讽。
由此可见，联合国大会给秘书处的任务——提出一个关于侵略定义的完备报告——并没有完成，这当然免不了对第六委员会的工作发生不良影响，使它只得在这里浪费光阴。
的确，将第六委员会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所进行的讨论加以透彻的研究，就可以无可辩驳地证明：第六委员会在今年一年内，在本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在完成它面前的任务的工作中并没有进展，这个任务就是草拟一个侵略定义，以便作为国际机构将来行动的准则；一九五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规定：这个国际组织的任务在于指出谁是侵略者。
这是非常可悲的，但这是一个不应忽略的事实。
某些国家政府的代表在反对草拟和通过侵略定义的时候，特别卖力气，这些国家认为在其它委员会里，在其它问题上，他们的主要任务也是阻挠各委员会、联合国大会和整个联合国沿着联合国宪章、它的原则、任务和宗旨所指出的道路前进。这些代表就是美国、英国和某些其它支持他们并属于以美国为首的集团的国家的代表。在这整个一段时期内——已不是第一年了——这些代表一直在尽一切力量阻挠联合国大会通过侵略的定义，千方百计地阻碍负有这种任务的机构例如国际法委员会以及第六委员会的工作，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二十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在有计划地反对关于草拟和缔结一个侵略定义特别公约的建议。他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在捏造藉口，提出论据和种种动议，其唯一目的就是要破坏这个工作。他们从国际联盟时代起一直到联合国的许多机构的工作为止这段时期内，一直遵守着这个方针。本届大会第六委员会关于侵略定义的讨论，以及委员会在本届大会中的工作的可悲结果——反对侵略定义的人的态度所造成的结果，就充分揭露了这一点。
在这一方面，特别热心的是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先生们。在一周之内，英国代表、外交部法律问题专家费兹摩利斯先生在第六委员会的演说中曾三次说苏联的侵略定义是危险的。他说，一般说来，侵略定义并不能有助于维持和平与安全，并不能帮助那个必须表明它是否认为侵略已经发生的国际机构。他说，甚至没有侵略定义，国际机构也能够决定是否发生了侵略。他同时硬说第六委员会的辩论证明大多数赞成确定侵略定义的代表团的主要动机是个政治动机，而不是安全动机。
费兹摩利斯先生的几次演说中的糊涂地方还不仅是这些。几乎在他每句话里都有这种糊涂观念。他显然不了解把安全动机拿来和政治动机对比是不正确的。他显然没有想到，保证安全的任务不能脱离政治来完成，也可以说，不能脱离政治动机来完成。他之所以认为必须说到政治动机，只是为了要一口气说出苏联代表团所建议的侵略定义纯粹是一种宣传。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一些其他代表团
（阿富汗、伊朗、玻利维亚和某些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赞成给侵略下一定义，并且公正地指出这样一个定义就足以使国际形势缓和下来，这个事实又当怎样解释呢？英国代表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正像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同样态度的美国代表、参议员格林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二、必须揭破历史捏造者！
美国和英国代表及某些支持他们的代表，对于确定侵略定义一事所采取的态度，与他们的政府多年来一贯的立场相比，一点也没有新的东西。如果这些代表在本届大会上的演说中有点什么新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他们的辩词的内容更恶毒、更空洞。他们毫不犹豫地、明目张胆地歪曲和捏造事实。如果我们听一听参议员格林，费兹摩利斯，以及荷兰代表、新西兰代表、瑞典代表和希腊代表的演说，我们就不得不注意到他们的发言中有一个共同特点。这次，他们的主要努力集中在证明这样一件事：包含一九三三年苏联所建议的侵略定义的各项协定，并不如我们上次所确言并要继续确言的那样，并没有提供苏联和其他国家间友好关系的基础，并没有开辟一条它们之间和平合作的道路。
上述各国的代表，好像听着一个信号的指挥似的，都企图证明我们的侵略定义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这些先生们好像在表现他们的毫无知识似的，他们傲慢地说，那些在一九三三年和苏联缔结侵略定义协定的国家并没有从这些条约的缔结中得到一点好处。
这些先生们拼命想用各种诽谤性的谎话在这方面欺骗舆论，他们不惜任意歪曲一九三三年以后发生的事件，并且故意绝口不提苏联从立国最初几年起就与爱沙尼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和拉脱维亚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事实，例如，早在一九二零年，苏联政府就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签订了和约。苏联先后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与立陶宛、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与拉脱维亚、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四日与爱沙尼亚分别签订了互不侵犯、和平解决争端的特别条约，从而把这种友好关系巩固了下来；尽管这些共和国当时的统治者想尽办法阻挠这种关系的发展，尽管他们实行敌视苏联的政策，这些条约却已成为苏联与上述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友好关系的巩固基础。
应该回忆一下的是：后来成为军事同盟的所谓波罗的海联盟，在当时曾在暗中进行敌视苏维埃国家的活动。
那时期发生的许多事实都表明：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当时的统治者都企图破坏这些条约，这个事实使得这些共和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极为不满，因此这些统治集团完全失掉了人民的信任；一九四零年七月间立陶宛议会、拉脱维亚议会和爱沙尼亚国家杜马的民主选举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普遍、直接和平等选举制度的基础上以不记名投票方式选出的拉脱维亚议会、立陶宛议会和爱沙尼亚国家杜马，表示了它们对于基本政治问题的一致意见。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人民表示了他们自己的意志，他们一致要求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建立苏维埃制度，要求参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美国、英国和某些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故意把这一切撇开不谈。他们还撇开不谈早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和十月苏联便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分别缔结了互助条约的事实；依照这些条约，苏联与上述各共和国承担互相给予一切援助的义务——包括在欧洲任何一个大国发动直接进攻或者造成直接进攻的威胁时给予军事援助的义务在内，并承担保卫这些共和国的国界、国家主权及国土完整的义务。
来自美英阵营的先生们在发言中企图隐瞒这一切，他们混淆事实，想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以为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民族权利和利益遭到了侵犯，可是事实上，这些条约和苏联对这些条约中的义务的履行，阻止了这些国家变成希特勒德国统治下的毫无权利的殖民地。
这些先生们一点也没有谈到过去十二年中由于执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所产生的成就。坚持不渝地执行这个政策，说明了波罗的海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苏维埃制度以来所获得的显著成就。
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说：“把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个加盟共和国与挪威、荷兰、比利时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三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业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上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
到一九五二年初，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已提高到战前水平的二点四倍；拉脱维亚共和国三点六倍，爱沙尼亚共和国四点一倍；而在同一时期，挪威、荷兰、比利时的工业生产水平只稍稍超过了战前，而在战争中这几个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所受的破坏要大得多。
值得指出的是：在旧的资本主义拉脱维亚，甚至根据经过当时的统治者窜改过的数字来看，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三九年（即在二十六个年头中），工业生产只增加到一点五倍；而在新的苏维埃拉脱维亚，从一九四○年到一九五一年（即在十一个年头中），尽管还有战争和敌军占领的蹂躏，工业生产已增加到三点六倍。
农业发展上的成就也是一样的巨大。”
因此，美英集团代表在这些事实面前不能掩盖他们的愤怒，不惜捏造各种事实，对苏联进行敌意诽谤，这是不足为奇的。
例如，这些先生们为了要贬低一九三三年苏联和芬兰签订的条约的重要性，他们也同样歪曲了关于当时的芬兰政府对苏联发动战争的一切事实。他们隐瞒了这个事实：一九三九年夏天，希特勒的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访问了芬兰。当时反动的芬兰统治集团和希特勒分子正在缔结一项将芬兰变成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的跳板的协定，哈尔德就是特地为了这件事去指示芬兰陆军高级司令部的。他们还隐瞒了这个事实：芬兰统治集团曾先后拒绝了苏联政府提出的几个友好建议，这些建议的目的在于保障苏联的安全，特别是保障列宁格勒的安全。当时苏联准备把苏维埃卡累利阿境内较卡累利阿地峡大二倍的土地割让给芬兰，只要芬兰政府同意苏联的建议，将芬兰在卡累利阿地峡的国界向后移退几十公里。他们也隐瞒了这个事实：当时芬兰政府还拒绝了苏联要求缔结互助条约的建议。最后，他们还隐瞒了这个事实：当时英法两国的统治者有计划地供给芬兰以军火，并热心地准备派十万人远征军到芬兰去。这是张伯伦一九四零年三月十九日在下院中公开说过的。这也是在瑞典外交部的白皮书里的所谓一九四○年三月二日甘切尔备忘录中公开提到的。瑞典代表对这个事实也竟只字不提。然而这个文件说：“派遣这批军队，是进犯苏联的总计划中之一部分”，而且这个计划“将于三月十五日起开始实行以进攻巴库，至于经过芬兰的进攻那还要更早一些”。这位瑞典代表在芬兰战争问题上这样厚颜无耻地攻击苏联，假如他能看一看瑞典外交部的白皮书，那倒不是一件坏事情，他可在那书的第一百一十九页上找到我所引证的这些话。
至于有关一九三九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一些胡说八道的诽谤谰言，也早为苏联和它的友人所揭穿了。现在只追述一下当时国际形势中的某些事实就够了。
应该指出，例如一九三九年春天和夏天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当时英法统治集团政策的目的在煽动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这个也受到美国支持的英法统治集团的目的，在一九三九年在莫斯科与英法军事代表举行的谈判中便充分暴露了出来。这次会议完全显示出英法两国没有兴趣与苏联缔结一个适当的反对德国侵略的互助协定，英国甚至在与苏联谈判的同时，与德国进行幕后谈判，企图让希特勒知道苏联没有同盟国，并且让希特勒知道如果他进攻苏联，不会有英法两国反对德国的任何危险。
必须指出：一九三四年伯茨克时代的波兰，既有英国和法国作为盟国，又与希特勒方面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一九三五年英国和希特勒德国间由英国外交大臣霍尔与里宾特洛甫间以交换信件的方式缔结了一个协定；一九三八年，英法两国分别和希特勒发表了互不侵犯的联合宣言；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张伯伦、墨索里尼和达拉第签订了可耻的慕尼黑协定。美英两国代表先生和他们的朋友们对于所有这些事实都绝口不谈。可是他们却再度使用那些已屡次被揭穿的歪曲和伪造历史事实的骗人伎俩，以掩饰当时英法统治集团的侵略政策，并不惜含沙射影，中伤苏联。
让我们追述一下，一九三九年苏联与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有重大的政治利益，因为苏联保证自己获得了一年半的和平时间，得有可能来准备自己的力量以反击法西斯侵略者。正如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斯大林大元帅在他发表的历史性演说中所说：这“毫无疑义是我们赢了，而法西斯德国输了”。这是在当时形势下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个有远见的、贤明的步骤。这一步骤不仅为苏联，而且也为一切爱好自由的国家预先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圆满的、胜利的结果。
这一点是特别值得那些由苏联军队的战士和军官的英雄主义和鲜血把它们从当时威胁着它们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可耻桎梏下拯救出来的国家牢记着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用不着再多说了。
我所列举出来的事实都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在历史中根深蒂固存在着的事实。这些事实表明苏联始终如一地奉行爱好和平的政策，反对希特勒的侵略。这个政策不仅对确保苏联安全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而且对一切反对希特勒侵略的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一个贡献。
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回顾一下英国海军大臣邱吉尔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的广播演说，并不是多余的。他对苏联进行了一连串的恶意攻击之后说：俄国军队应当进驻这条线上，这对于保障俄国的安全以及反对德国的威胁，是绝对必要的。不管怎样，这些阵地已经占领，东方战线业已建立，纳粹德国不敢进攻这条战线。上星期里宾特洛甫被邀请到莫斯科去，便是为了使他了解这个事实，使他认识到纳粹对波罗的海国家及乌克兰的计划必须打销。
在这种事实面前，荷兰代表竟然说我们歪曲过去的事实，这真是太无耻了。他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使大家不去注意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的“历史家”为了诽谤苏联的爱好和平的愿望而粗暴歪曲历史真相的行为。苏联是一贯力求加强和平与国际合作的。苏联在为这个目的奋斗时，还努力争取制定一些指导原则，以便帮助有关国际机构来完成确定侵略者的任务，我们认为，侵略定义可以使安全理事会得到一个有力的工具，安全理事会在这样的定义的指导下，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解决每一个具体的侵略问题。美国代表、参议员格林反对我们这种意见。参议员格林在表示反对我们的意见时，提到了在朝鲜的侵略。这一次他把事情说成是“北朝鲜侵略”。
在他之后，又有几个其他的代表也重复他的说法，力图矇混舆论，想掩饰北朝鲜是美国侵略的受害者这一千真万确的事实。
但是，在说到“北朝鲜侵略”的时候，我们的对手对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证据确凿的事实，却只字不提，只是讲些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而相反地，苏联在大会的会议上已经是第三次提出证明、证据、解释、声明和战略地图，充分证明了美军司令部侵略北朝鲜的罪行。
在第一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艾奇逊先生在他的第一次发言中就说，他有一幅据说能证明北朝鲜司令部和北朝鲜政府进攻南朝鲜的罪行的地图。在这个问题讨论的一个半月的时间中，艾奇逊先生并不敢再向第一委员会提出他的证据；现在我们已经结束了这个讨论，而那幅地图却始终没有拿出来。因此，我说艾奇逊先生所说的地图，不过是捏造的事实，不过是一次吹牛。但是另外有一幅地图，我在两年前就把这幅地图在第一委员会中提出了。这幅地图证明：李承晚的武装部队、美国司令部和美国统治集团是犯着组织干涉行动和进攻北朝鲜的罪行的。
我们对方的先生们现在把这一切都置之不理，他们信口开河，硬说什么北朝鲜侵略。但是，即使不谈事情的这一方面，不谈对事实的态度，我也必须说我们的对方已暴露了他们对国际法问题的明显的愚昧无知。
大家知道：规定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中，一般所公认的原则是一个国家的内政不容许外国干涉。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中也有同样的规定。
国际法律科学的代表人物都一致同意：一个国家以进攻的方式干涉另一个国家（侵略），必须被认为是最严重的国际罪行。
侵略的概念已在国际法中牢不可破地建立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国家（侵略者）进攻另一个国家。国际法严格地把一方面国内冲突或内战与另一方面国际冲突或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加以区别。从来没有一个人把一个国家内部的斗争——内战——当作侵略。恰好相反，一个国家对任何另一个国家的内战即国内冲突进行干涉的行为，则确定不移地、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真正的侵略表现。这一点已由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了。美国、英国和某些其他国家的代表们对于这些事实都绝口不谈，为的是不使他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破产。
我们可以引证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中美国的南北内战作为例子，当时北方人打退了南方人的进攻，打败了奴隶主们的军队，完成了美国的统一，建立了美国的国家团结。那时，没有一个人想宣布北方人或南方人是侵略者。但是，当英国政府想利用美国内战为自己谋利益，企图支持南方人，并准备用武装干涉来援助南方人时，世界的舆论依照一般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正确地认为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干涉美国内政的政策。
我们还可从更近的历史中举出例子。例如你可以指出中国多年的内战，曾经扶植过、而且现在仍继续在扶植国民党集团的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国内交战双方，也不敢指出那一方是侵略者，虽然事实上，大家都知道美国本身的对华政策就正好是侵略政策。
很明显的，侵略概念不能应用在内战上。这个原则正好确切地包括在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大体上经国际联盟安全委员会赞同的对于侵略所下的定义中。那个安全委员会是由十七个国家代表组成的，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个原则也表明在苏联政府现在提出的侵略定义中。
由此可见，从一般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法律科学的观点来看，必然可以看清楚的一点是：假如有人说什么“北朝鲜侵略”南朝鲜，这是完全没有根据、没有意义的。北朝鲜人和向北朝鲜进攻的南朝鲜人之间的斗争是内战，侵略概念一般是不能应用在内战上的。
美国统治集团在朝鲜发动了侵略，而且还正在那里实行侵略。他们想用“北朝鲜侵略”的口头禅来转移人民对于美国干涉朝鲜的注意力。
上面所说的就足以揭露他们引用朝鲜事件来说明问题是荒谬的，他们只是企图利用这些事件来证明确定侵略定义毫无用处，硬说这种定义对于事态的演变毫无影响。反对确定侵略定义的人，提出一套论调作为拒绝确定侵略者的建议的理由，他们说：有效地防止侵略的办法在于拟订和实行一个保障侵略不得发生的解除武装计划。但是他们这些人，主要是美、英、法等国的代表，一面口里这样说，一面却在阻挠实行这种计划，他们不仅反对他们所说的解除武装计划，而且反对比这个还要来得和缓得多的裁减军备计划。
在苏联提出裁减军备的建议的时候，正是这些国家的代表拼命反对这个建议，百般想要证明裁减军备三分之一是不可能的，并用各种站不住脚的论据狡辩。在苏联建议采取防止侵略威胁的措施的时候，反对这种建议的仍然是这几个国家的代表，他们虚伪地提出他们自己的一套所谓解除武装的计划。他们接二连三地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阻挠实行裁减军备的计划，并阻挠采取防止侵略威胁的措施。与此同时，他们在拟订侵略计划，例如北大西洋集团所搞的那种计划，并且采取实行这种计划的措施；他们在另一方面则不断空谈他们对和平的热爱以及他们的所谓和平政策。他们这种虚伪的鬼把戏恶劣到什么程度，从我们在上届大会中在此地所揭发的一些事实中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事实与我们目前在第六委员会上所讨论的侵略问题有直接的关系。委员会的代表们当然还记得，在第六届大会议程上有一项是关于反对和平与人类安全的罪行的法典草案的问题。法典草案第六章第二条规定：任何一国的当局在他国进行或怂恿旁人进行恐怖活动，或者任何一国当局准许目的在他国进行恐怖行为的有组织的活动，都要被宣布为非法。
美国国会议员柯斯坦是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法的修正案的起草人，这个法律规定拨款一亿美元作为对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欧洲人民民主国家进行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的经费，他听到美国代表团准备在大会上支持这个法典草案的消息就吓慌了。他表示如果禁止鼓励恐怖活动的第二条能够通过，那就会阻止在美国通过他对十月十日法的修正案。……
因此，他开始坚持美国代表团应该改变它的态度。柯斯坦企图从议程中取消这个问题，或者至少把这个问题推到下届大会。柯斯坦就企图这样来消除他认为是实现那些后来以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法形式出现的措施的障碍，这个法律（加上柯斯坦的修正案）规定拨款一亿美元在别国进行破坏谍报恐怖活动。
柯斯坦在给美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奥斯汀的信中直率地说，奥斯汀自己既是一位立法家，他从经验中应该认识到，许多问题的解决决定于某些关键性文字的解释。在柯斯坦看来，这些关键性文字就是：恐怖活动，恐怖行为。
奥斯汀方面写道：必须认为“今日的世界形势需要有一点与过去国际法的准则稍稍不同的东西”。奥斯汀先生说，任何配得上加以联合国名义的法典，都必须承认今天生活中这样的一个事实。
这样就是说，必须放弃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因为这些原则和准则阻止美国政府为了侵略性的北大西洋集团的好战计划的利益而进行阴谋破坏和恐怖活动。
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了美国代表团在一切情形之下反对大会采取旨在排除对别国实行侵略计划的可能性的措施。他们反对大会研究所谓反对和平与人类安全罪行的法典草案——仅仅这个事实就可以说明一切。仅仅这个事实就充分清楚地说明了美国政策的虚伪和侵略性质。由于这个政策的结果，若干国家政府、统治集团和在他们指挥之下在联合国大会工作的各代表团都反对采取措施和制订国际法律来防止反对和平与安全的罪行。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反对大会研究所谓反对和平与人类安全的罪行的法典草案，在别种情形下，他们反对确定侵略定义。这些事实的本身就充分清楚地说明了一切。关于确定侵略定义问题的政治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