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霞映丰碑——来自中顾委的报告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庆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

　　晚霞映丰碑
——来自中顾委的报告
新华社记者 邹爱国 周立宪
中南海。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
这里，聚集着一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记者在这里采访，探寻着这样的问题：这些身经百战，为党、为国家、为民族立下丰功伟绩的老共产党员们，退居二线、三线后，是怎样保持永不衰竭的昂扬斗志，奋发不止的革命精神的……
　　　　“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我们终身奋斗的目标！”
这个党小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党员的年龄大——最年长的９５岁，最“年轻”的８２岁，平均年龄８７．３岁；党龄长——绝大多数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最晚的入党时间是１９３８年。
这个党小组，是中顾委第７党小组，现有党员２５人。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之后，一批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的老同志，继续在中顾委过党的临时组织生活，由他们组成中顾委临时机关党委的第６支部。这个支部的３６名成员平均年龄在８０岁以上。大家推选何长工担任党支部书记。
“要我当，可以，不过，我得找两个身体比我好点的当助手。”何长工提了个条件。
大家又推选袁任远、李贞任副书记。何长工指着他俩说：“如果我不行了，他们两位就顶上。我们这些老同志离休了，但我们不能离开党，不能离开组织。我们人退志不能退，党的信念不能退。”
当时这个第６支部的成员还有：李井泉、肖劲光、傅钟、杨献珍、周扬、林铁、帅孟奇、郭化若等著名的老共产党员。
从此，第６支部开始了不寻常的组织生活。５年过去了，第６支部一批老同志先后与世长辞，一批新退出中顾委的老同志又进来了，第６党支部也改成了第７党小组。不论是何长工、张苏任支部书记时，还是黄火青、平杰三、赵毅敏任党小组长时，他们两周过一次组织生活的制度一直坚持着。
今年６月１２日上午，是第７党小组的组织生活日。出席这天会议的有８位老同志，他们有的拄着拐杖，有的由别人搀扶着，准时来到会议室，围坐在一起畅谈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０周年的历史。记者旁听了这次党小组会。
９０岁的黄火青第一个发言。这位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习惯地打开他的绿本子，上面写着他的发言提纲。为了准备今天的发言，他昨天一夜未睡好。
他说：“我们党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党的领导。如果放弃党的领导，就意味着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江山付之东流。”
小组会一直开到中午，大家意犹未尽。从他们的发言中，记者强烈地感受到，他们虽然退出了领导岗位，不再担负具体工作，但是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依然那么坚定，对党的事业依然那么忠诚，对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依然那样关切，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依然那样充满信心。
“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我们终生奋斗的目标。为了党的事业，我们要在晚年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已故中顾委常委何长工这段话，表达了老同志的共同心声，曾被薄一波同志在中顾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引用，受到大家的热情赞扬。
为了党的建设，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中顾委的许多老同志就是以这种精神忘我工作着。高扬、章蕴就是杰出代表。
中顾委委员高扬从第一线退下来以后，认真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怎样更好地加强党的建设。这位在“一二九”运动中投身革命的老同志，无论是在河北任省委书记时，还是在中央党校任校长时，都十分关心党的建设。他说：“我长期从事党务工作，应该为党的事业尽我之所能。”
他提出，党的高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讲党性要坚持一切从党的事业出发。在党的会议上，他直言不讳地批评违反党的原则的人和事。
这些年来，高扬撰写了许多文章，仅有关加强党的建设的文章就有２０多篇。有人问他写文章的诀窍。他笑道：“一研究调查，二勤奋读书。”
高扬读书广泛、孜孜不倦，早已闻名。无论是政治、经济方面的书，还是历史、文艺方面的书，古今中外，他无不涉猎。他认为：“党的高级干部不注意学习，不经常读书，就做不好工作，就不配当党的高级干部。”
在采访中，记者听到原中纪委副书记章蕴这样一个故事：冬日的北京，寒气逼人。北京汽车制造厂转向机分厂四工段党支部接到通知，章蕴要参加他们的支部会。听到这个消息，年轻的支部书记既高兴又不安：工段开会在一间简陋的工房里，这么冷的天，没有暖气，把老大姐冻坏了怎么办？
正在犹豫，章蕴已经进了门。支部书记不好意思地说：“这里条件太差了。”章蕴拍着身上的大衣说了句“我不冷！”就在工人中坐下了。
开会了，党员们开始发言。章蕴掏出了本子，认真地记起来。手冷得抓不住笔，她就向手呵气，一边呵，一边记；有时还在大家发言中插上两句，提提问题。天气虽冷，而会场上的气氛却很热烈。大家见章蕴那么大年纪，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听、记、问，也都忘记了冷。
这一年的冬天，章蕴参加了十多次不同系统、不同部门的支部会、座谈会，调查党员素质情况，听取各方面对提高党员素质的意见。除在北京外，她还到南京、天津、石家庄等地调查。
在近１００天的时间里，她记下了４大本调查记录。回到北京，她动手起草《全面提高党员素质是党风根本好转的坚实基础》的文章。她左眼完全失明，右眼视力仅０．０６。写字时她左手举着放大镜，右手艰难地写下一笔一划……
就这样，在６年的时间里，章蕴通过调查走访，写下了１３篇长达１０万字的关于党的建设的文章。人们赞扬她的文章“有的放矢，言之有物，见解深刻”，谁能说得清楚，这些文章凝结了这位１９３５年投身革命的老党员多少心血！
　　“搞些调查，琢磨点问题，是我们为党工作的新形式”
在中顾委办公室里，记者看到了一份份调查报告：
康世恩：《对大庆青年大学生成长的调查与思考》；
黄火青：《关于中医中药的调查》；
谭启龙：《从“下丁家”所走的道路看老少边穷地区脱贫致富问题》；
方志纯：《林业生产方面存在的几个问题》；
戴苏理：《关于发展有机农业的调查》；
……
中顾委机关的同志告诉记者：近５年来，中顾委委员和退出中顾委的老同志大约写了４００多篇调查报告。许多调查报告，经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批转中央和有关部门参阅后，得到好的反映，有的建议已经被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党委采纳；有的已经在报刊上发表，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以新的方式履行自己的责任——是人们对中顾委委员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的赞许。这些为革命操劳一辈子的老共产党员们，在晚年仍然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尽心竭力地起着“参谋和助手”作用，为党为人民的事业继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顾委常委王首道是上过井冈山，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他退居二线后说：“革命几十年，可以说酸甜苦辣都尝过，就是缺个闲哩。这个闲就是要静下心来，好好搞点调查研究，琢磨点问题。”
他不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便来到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对当时农村出现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以及这个地区的民族工作、生产建设等情况，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写出了３篇有事实、有分析、有见解的调查报告：《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萌芽——湘西农村专业户和经济实体》、《两江河水颂伟业，三江灯光照宏图——湘西山区小水电大有可为》、《民族工业的春天又到来了——发展中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三篇报告引起了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在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的住处，记者见到他刚刚送交党中央、国务院的一份调查报告。这位“一二九”运动中投身革命的老同志退下来之后，对两个问题感兴趣：一是如何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二是如何搞活大中型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这份题为《对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意见》的报告，是他对几家大型钢铁企业广泛调查后，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写成的。他提出，首钢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依靠工人阶级，从严治厂，注重技术进步，勇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等经验值得推广。
７７岁的郑天翔现在正在研究企业如何推广先进科学、加强技术改造的问题。他说：“只要我们真正重视技术改造，就能把科学转化为生产力，大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退出了第一线，有了空暇，许多老同志重访以前战斗过的地方。他们在看望亲友，搜集革命史料的同时，也对当地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情况进行了调查。
１９９１年４月，中顾委委员、７５岁的袁宝华回到了阔别５１个春秋的故乡河南省南召县。这位长期从事国家经济计划工作的老同志，退下来以后依然关心着企业的情况。他在家乡尽管只停留了３天，仍忙于参观企业，召开座谈会。他说：“当年离开家乡时，我还是个２０多岁的小伙子，今日回来已是白发苍苍。想起当年和我一起搞地下工作的老同志、老党员，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如今活下来的屈指可数，真想大哭一场。但是，我看到家乡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看到青年时代的梦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又真想纵情大笑一场。”
“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看到家乡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巨变，袁宝华热泪纵横。从河南归来，他带回的不是家乡的土特产，而是有关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调查报告。有人作过这样的统计，袁宝华从１９８８年退居二线到现在，已经写了上百篇调查文章。
在采访中，记者还听到这样一桩事：一位为中国革命奋斗了６０个春秋的将军，７７岁高龄时，支撑着患了５年肺癌的病体，在当年江西苏区的山道上，每日驱车行程二三百公里，整整奔波了４５天。回到北京，将军写完调查报告不久，便与世长辞了。他就是中顾委委员、前中央军委纪委书记甘渭汉。
一天下午，甘渭汉从２５０公里外风尘仆仆地赶到乐安县城。脚未停稳，又去全县两个有名的贫困村调查。走进农民张章生的家，他在屋子里这里看看，那里摸摸。床上只有一条又黑又烂的破被子。将军摸着这条破被沉吟良久。来到烈属邓丁生的家，将军揭开锅盖，稀粥里还掺着芋头。将军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了。
将军服了一片硝酸甘油，又叩开村头茅草屋的门扉，看望十几个聚居在这里的光棍汉，倾听他们的呼声。将军认真听着、记着。经过５天的奔波，他理出了症结之所在：有些掌握一些权力的“父母官”，已经从人民的公仆蜕化为人民的“主人”。有的人把国家拨给老区的建设经费攥在自己的手里；有的人有请必到，逢到必吃，逢吃必醉。他们徒有共产党员这一神圣的称号。如此状况，老区怎能改变面貌，人民怎能摆脱贫困？
一个半月的老区之行，将军的血色素降到只有正常人指数的一半。就在将军住进医院的那一天，一份９０００字的老区调查报告送进了中南海。老区之行成了将军最后的行程，老区的调查报告成了将军的绝笔！
　　　　“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晚节，不能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中顾委的老同志们几乎每个人都是一部传奇故事。战争年代，他们前仆后继，英勇奋战，为新中国的诞生，身上留下了累累伤痕；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的未来呕心沥血，奔波操劳；退居二线后，他们言传身教，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的尊敬，为我国１８０多万离休干部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１９８５年在全国党代会上，一些中顾委老同志主动请退。邓小平等同志在会见部分退出中顾委的老同志时赞扬他们，以实际行动为我党从终身制向退休制过渡起了表率作用。双目失明的总后顾问万毅将军在讲话中引用清人龚自珍的诗句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表示退下来之后，仍要为党尽全力工作。
在“文革”中饱受磨难的万毅将军退下来之后，仍然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对生活充满信心。每两周一次的组织生活，他一直坚持参加。他并未因双目失明停止学习，相反，他博闻强记，对许多问题了如指掌，发言有理有据，阐述透彻。在生活会上，他谈得最多的是党风和社会风气问题。他常引用陈云同志的话：在整顿党风党纪问题上，不存在离退休问题。
１９８９年８月，北京热浪扑面。万毅来到京郊一家有７０００多名职工的大厂进行调查。在３８天中，他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参加各种会议，了解工厂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生产情况，询问工人的生活和思想情况。
老将军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职工们的信任。有人还向他检举揭发个别干部存在的不正之风。为了一个普通工人的揭发材料，他找监察部，找北京市政府，找北京市经委，反映情况，商谈解决办法。有人劝他不要多管闲事。耿直的老将军说：“这类事群众找上门来了，我一定要管，而且要管到底。”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记者看到这样一个条幅：“视名利淡如水，看事业重如山”。这是原中顾委委员、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苏生前为高检老干部题写的。
张苏常说：“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最重要的是保持晚节，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张苏一生生活简朴，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讲究。几套料子服，是５０年代为外事工作需要做的；热水瓶是５０年代买的；台灯是建国初期一位工人为他做的。１９８５年检察机关统一着装，院里考虑到张苏等一批老同志长期从事检察工作，准备给他们每人做一套服装。张苏坚决不要，说：“我现在不做检察工作了，没有必要做检察服，做了是个浪费，我们不应当多花国家一分钱。”
在北京西城区一个院子里，记者采访了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９４岁的帅孟奇。１９８５年她离休后，把全部精力和热诚倾注在对青少年的教育上。她担任了北京市西城区关心下一代协会的名誉主席，参加孩子们的活动，向他们进行传统教育。她告诉孩子们先烈们用头颅和鲜血换来的新中国来之不易；勉励他们努力攀登科学文化高峰，为建设灿烂明天做贡献。
帅孟奇早年投身革命，读书不多。她常说，祖国要腾飞，教育是基础。她竭尽全力支援教育事业。１９８０年，她的故乡湖南省汉寿县遭受水灾，新民小学被冲垮。帅孟奇得知后，马上把她积蓄的５０００元钱汇到了汉寿县。１９８４年，湖南团省委创办青年自学成才奖励基金会，帅孟奇又向基金会捐款２０００元。１９８７年国家教委为提高教学质量成立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她除了自己捐了５００元以外，还在亲友中募捐了５０００多元。１９８９年，她又向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局捐款２０００元，向团中央扶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的“希望工程”捐款２０００元……
据粗略统计，这些年来帅孟奇捐给教育事业的钱达１．３万元。在大笔捐款的同时，她的生活却是低标准的。一双皮鞋穿了３０年；家里的电视机还是一台３１厘米黑白的。她的饮食更简单：中午以素菜为主，早晚喝点稀的。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大姐的钱是从嘴边省下来的。”
１９７８年，帅孟奇得到彻底平反，补发了“文革”中扣发的两万元工资。她毫不犹豫地把两万元工资和利息全部捐给了国家。
看到帅孟奇省吃俭用，有人劝她：“大姐，对自己不要太苛刻了，该吃的吃点，该花的花点。”帅孟奇笑呵呵地说：“我生活不是过得很好吗？现在国家还有困难，教育经费不多，工资我花不了多少，节余一点就捐一点，尽我微薄之力。”
中顾委的老党员们，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他们用自己的行动给亿万人民竖起了一座晚霞似火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