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读《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俞泉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７０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薄一波同志的重要著作《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多年来，薄老有一个心愿，想以自己所了解的中央若干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和贯彻执行情况为基础，再查阅有关参考资料，对建国后头１７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作些回顾、分析和总结，以为工作中的鉴戒，并为中央有关部门撰写正式的党史、国史，为专家、学者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一些史料和见解。显然，薄老所作的这件工作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
读完《回顾》上卷，我们深感它内容丰富，史料翔实，观点鲜明，立意新颖，是一部有深度的力作。它的问世，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无疑具有借鉴和启发作用。
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写的，是侧重于“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建国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国家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各项重大决策是否正确。决策正确，经济建设就顺利发展，国家就兴旺发达，人民就安居乐业；决策失误，经济建设就会发生挫折，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要受到严重损害。因此，为了使我们在决策上和工作中尽可能减少失误，对建国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重大课题。党的重大决策是在党的高层领导集体中进行的，参与决策的只是少数人，了解它的人不可能很多；再加上资料利用方面的限制，就使这一课题的研究增加了难度。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还没有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薄老这本书恰恰在这方面填补了空白。建国以后，他长期担负经济战线的重要领导工作，“对中央若干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和贯彻执行情况有所了解”；在写作过程中，又得到中央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因而在这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可喜的成果。
在上卷中，涉及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的篇目很多。比如，进城前后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接管城市的方针；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外交格局；统一财经，平抑物价；新区土改中保存富农经济；为了防腐蚀而发动“三反”斗争，处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农业互助合作方面的分歧和争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的过程；统购统销制度的确定；“一五”计划和以“１５６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三大改造的巨大成功和某些工作上的失误；《论十大关系》这篇名著的形成；反冒进和党的八大正确决策，等等，读后都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这些重大决策和事件，大都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但它们的形成过程，除了当年一些参与其事的老同志外，其他的人并不是都能说得清楚的。薄老的这本书，重点就是要把这些决策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可以说，该书基本上达到了这个目的。例如，为了说清七届二中全会决定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作者追溯了１９４８年９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追溯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对张闻天同志提出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研究和修改，追溯了１９４９年１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进一步讨论，追溯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与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同志商讨的情况。读完这些，读者对进城前后中央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可以一目了然，从而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理解也就可以加深了。
又比如，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之后，党中央在１９５３年适时地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作者根据１９５２年９月中央开始酝酿总路线到以后继续讨论的历次会议上他本人的记录，根据刘少奇同志给斯大林写的关于我党中央酝酿总路线过程的信，以及根据他亲自接触到的其他一些情况，把总路线形成的经过说得一清二楚。
　　这部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作者不但讲述了许多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的形成过程和发展情况，而且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它们进行深刻的实事求是的评析，做到有“史”有“论”，“史”“论”结合。
书中的许多篇章，在向读者展示革命和建设的雄伟画面的基础上，通过诸如“不能忘记的历史启示”、“今天的反思”、“回顾中的思索”、“改革中的评说”、“应该记取的教训”、“失误在哪里”、“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估价”、“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这样一些专门章节，使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得到升华，使读者受到深刻启发和教育。比如，“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作者首先讲清楚了围绕刘少奇同志１９５１年７月３日关于山西农业互助合作的批示引起的争论，接着追溯了这场争论是１９５０年关于东北富农党员问题争论的继续，最后作者在“今天的反思”一节中又进行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述。一方面指出，少奇同志的批示和作者当年处理这个问题时是有缺点的，一是在批评中上纲过高，二是对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起到的作为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中间环节的作用缺乏正确认识，三是过分强调了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肯定了少奇同志的批示在主导方面是正确的，它抓住了刚刚露头的妨碍我国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三个重要的思想认识问题，即，一是过分害怕农民自发倾向引起的两极分化，二是把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当成社会主义，三是离开工业发展去谈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少奇同志的批示受到了批评，我们对这三个思想认识问题长期是模糊的，以致后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失误。这种看法是中肯的深刻的，它既不是肯定一切，也不是否定一切，而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具体分析，作出科学结论。
书中不少地方，作者还运用夹叙夹议的手法，阐述自己的看法，而且常常是寓意深长的。比如，在“统购统销的实行”一篇中，作者把当年为什么要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背景，中央是怎样提出八种方案进行反复筛选、比较才最后作出决定的情况写清楚后，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党的决策工作，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今天我们仍不能说对这门学问已学习和掌握得很好了。但是，我觉得当年党中央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却为我们立足实际，正确地进行决策提供了一个范例。无论在决策的程序，还是在决策的方法上，都留下了一些可贵的经验与启示。这在陈云同志的报告、小平同志的讲话和毛主席的发言中都有体现。从决策程序上说，党中央和毛主席首先责成主管部门中财委全面考察情况，提出解决粮食供销问题的方案、办法，然后召开有关会议集体讨论，并多方征求党内外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确实是慎之又慎的。从决策方法上说，不仅提出了８种方案和办法，而且逐一条分缕析，反复论证，反复比较，论证可行性，比较得与失，最后确定统购统销为可行政策之后，还要陈述利弊，指明利是什么，弊在哪里，让大家思想上早作准备。确实是既唯物又辩证。这种民主的决策程序和科学的决策方法，我以为至今仍值得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各项决策工作中，认真加以效法和发扬的。在决策的实践中，事事要求万全之策、万无一失，自然是不现实和难以办到的；但是，只要循此程序和方法去做，减少失当之处，防止和避免大的失误，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这部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其中不少素材虽非“秘闻”，但确实尚未见于史籍，鲜为人知。
撰写历史著作或回忆录都应力求把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史实弄清楚。这是历史研究工作者的第一要务。只有在弄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才能揭示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发表的议论才是中肯的、深刻的，而不是空洞的、肤浅的。薄老的这部书虽不是全面撰写建国后的党史或经济发展史，但对所涉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脉络写得比较完整、清晰，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写得淋漓尽致。比如，建国后土地改革中的富农政策问题，作者首先追溯党从土地革命时期以来对富农政策的历史演变，进而把中央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和形成决策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记述，最后又讲了实施这一政策的情况和效果；对１９５３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问题，作者通过“严峻的粮食购销形势”、“两种‘炸药’中的选择”、“统购统销政策的基本内容”、“统购统销制度的发展”、“改革中的评说”等五个部分，把这项实行了几十年的关系全国人民吃饭穿衣问题的重要政策说得清清楚楚；在“《论十大关系》形成前后的调查和探索”一篇中，作者把１９５６年春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分别听取三十几个部委的汇报，到形成《论十大关系》一文，以及由此带来的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情况，写得详细周密；作者还对１９５５年出现的冒进，１９５６年以后进行的三次反冒进和在反冒进过程中形成的八大正确决策，也写得有条有理。这也充分反映了作者扎扎实实的工作精神和作风。
作者在“前言”中指出：“书中有不少情节是历史档案中所没有的。我觉得，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如实地写出来，留给今人和后人去探讨，是我的责任。”作者长期处在重要领导岗位上，参与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见多识广，因此他在书中有关个人的一些回忆也是十分珍贵的，填补了史料上的某些空白。例如，建国前后，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先后访苏的前前后后，１９５２年中央最后下决心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过程，作者都提供了一些珍贵的回忆资料。这些“新材料”、“活材料”使人读来感到新鲜、亲切。
　　这部书还有一个特点是，客观公正，对历史问题、历史事件的本来面貌作真实描述，评估恰当。
我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史学著作汗牛充栋，涌现了许多优秀史学家，如司马迁、班固、刘知几、章学诚等，还形成了“秉笔直书”、反对曲笔的优良史学传统。我们共产党人以实事求是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写历史更应该“求实”、“存真”，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出能够昭信于今人和后人的信史来。薄老这部书是力求按照这个精神去做的。他在写作过程中，经常强调的重要原则就是要按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写，即使涉及他本人的事，也同样当作客观存在的事物来研究。
在１９５３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因为修正税制的问题，他受到了批评。高、饶在会上趁机大搞“批薄射刘（指刘少奇）”，向党发难，使他受到了委屈。高、饶问题揭露以后，他的问题得到澄清，对他的误解也得以消除。３８年后的今天，作者在回顾这件事时，如实地把会议的起因、过程和会后的处理情况写了出来，毫无文过饰非之意。直到今天，他仍然承认，当年受到批评是事出有因的，修正税制工作确实存在着一些缺点，表示他自己“应当永远完全承担这个责任”。这种既实事求是又严于责己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又如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他根据自己的亲身接触，在讲清事情经过的基础上，对讲话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既肯定讲话的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的，是力图贯彻毛主席的思想和主张的，在当时的实际工作中也是起到了良好作用的，同时又指出，讲话中确有个别言词不妥，“走了火”。
即使对高岗、刘青山、张子善这些由正面走向反面的人物，在揭露他们的错误和罪行时，也是采取历史分析的态度，而不是采取全盘否定的、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抹煞他们在历史上的功绩。比如讲到高岗时，作者指出：“他在开辟西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东北解放区的革命和建设，在支援志愿军入朝作战，以及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经济建设等方面，曾经是做过大量工作的，是有贡献的。那时，党中央、毛主席对他也是器重并注意培养的。”讲到刘青山、张子善时，作者指出：“应该公正地说，他们的确曾经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曾经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出生入死地苦斗过，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只有坚持以这种忠于史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写历史，才能令人信服，才能写出信史来。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薄老着手写这部书时已步入８０岁高龄，为了完成这部著作，他兢兢业业、不知疲倦地工作，反复推敲、严谨治学，表现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革命精神。薄老在书的“前言”中谈到已着手进行下卷的写作，我们殷切地期望能够早日读到他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