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复制链接]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调查与思考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本报记者 赵蓓蓓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人对死后也有不同的安排。有人热衷造棺修墓力图使自己永垂不朽，有人情愿“解体分尸”以求让他人重获新生。这不同的选择，展示了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境界。
为人类生死观注入新内涵
自３月１９日湖北黄大健同志《我愿死后捐献角膜》及记者的调查汇报《留下光明在人间》在本报刊登之后，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飞到了本报及北京同仁眼库，许多人不仅愿死后捐出角膜，也愿捐出遗体及器官。人们对此问题的思考，也不仅局限于解救残疾人、发展祖国医学事业，还延伸到人自身价值的确立、陈腐观念的破除以及对人类的责任等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去。
广东读者李丽瑛来信说：“我愿死后献出体内全部器官及角膜，为解除人类痛苦做一点实事。”
国家仪仗队战士刘华来信说：“我的家乡在江苏农村，那里至今仍实行土葬，浪费耕地和钱财，更严重的是根深蒂固封建落后的陈旧意识的延续。我是个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改变他们的旧意识，为推动社会进步作出自己的努力。”
年仅１９岁、不幸身患绝症的吉林读者赵峡，来信表示愿用自己健康的器官，挽救那些国家的栋梁之材。
在一封封来信、一次次交谈中，我经常看到、听到这些字眼：他人、社会、国家、人类。让自己死后为更大的群体、更广阔的空间注入活力和生气，还有什么样的死比这更有价值呢？
健康的角膜对死者已无任何意义，但对千百万因角膜病致盲者来说，则意味着光明和幸福。河南有位老农民，今年在同仁眼库做了角膜移植手术后，兴奋地扔掉用了多年的拐杖，回家请人唱了３天大戏。这种心情，任何人都能想象到的。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把捐献角膜同如何帮助残疾人实现自己应有的权利联系起来看。他对记者说：“残疾人权利的实现不是抽象的，是很具体的。讲人权，劳动、就业是最大的人权。救盲工作使大量劳动力得到解放，使许多残疾人家庭从经济上翻了身。”中国残联副主席刘京用第一手材料说明了这一点。建立眼库，解救盲人，“既是精神文明建设，也是物质文明建设。”也许是基于这种共识，中国残联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志愿死后捐献角膜或遗体。残疾人杂志社主办的《三月风》杂志还明文宣告：“凡有自愿死后捐出眼球者，本刊得知，将刊载大名，以向这些给活着的盲人带来光明者表示敬意！”
“化腐朽为神奇”
遗体器官移植的现状表明，现代科学技术已发展到能够“化腐朽为神奇”，而众多志愿者死后献遗体的涌现，则反映了现代文明对传统意义上的“分尸”行为的认知。
早在１９８３年，得知我国医学教研工作常受遗体缺乏的困扰，杨尚昆、胡乔木、余秋里、谷牧、陈丕显、邓力群等领导同志曾在本报联名发表了“把遗体交给医学界利用的倡议”；上海市遗体接受站自１９８２年建立以来，已有近４０００人登记申请，献遗体者已逾５００人。遗憾的是，医学教研缺乏遗体的状况在北京等许多地方至今仍未完全改变。
我国还有数百万因体内器官的损害而失去健康的人。他们也与角膜病患者一样，不借助他人的健康器官，就将永久地失去健康甚至丧失生命。目前，我们绝大多数肾功能衰竭的同胞，因有“方”无“药”只能坐以待毙。而我国每年因车祸意外死亡者就达４万之多，他们中许多健康的器官本可以挽救不少濒临死亡的生命，但由于我国尚未确立脑死亡标准等原因，大量的健康器官被白白浪费了。
然而，角膜及遗体捐献工作的开展，毕竟给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有幸接受了张晓楼教授角膜的北京女工曲国华表示，“将来如果有人需要我的器官，我愿捐献”；另一角膜移植受益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楼向荣与其同学们发出为角膜捐献这一神圣事业摇旗呐喊的倡议……
互助，使弱小变成强大，使不可能成为可能。互助，促进了互爱。谁能估计出爱有多大力量？
变压力为动力
去年，同仁眼库共实施角膜移植手术１２４例，成功率达９０％。越来越多的角膜病患者，从四面八方赶来求救。然而，角膜材料仍少得可怜。按目前我国的手术速度，要解救所有角膜病患者，需用上千年时间。
在北京，这种巨大压力正在变为动力。今年４月４日，同仁眼库理事会成立；下半年还将举办全国眼库技术与角膜移植学习班。在全国残联的支持下，正规划建立全国眼库网络……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这是如今颇受年轻人喜爱的一首流行歌曲中的歌词。为使人人活得健康，过得幸福，朋友，想一想你该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