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演毛泽东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创作手札

　　我演毛泽东
王仁
在喜庆的日子里，我能以在银幕上塑造毛泽东同志的艺术形象，向党诞生７０周年献礼而感到荣幸。
我今年５９岁了。１９８０年我开始在话剧中首次扮演晚年毛泽东的形象。以后又在电视剧《故园行》中扮演６６岁的毛泽东，在银幕上扮演毛泽东还是头一次，并且是越演越年轻，这次《毛泽东和他的儿子》中的毛泽东形象是５６岁。当导演把剧本送到我手中时，我正患病住院。我翻开剧本就放不下了，竟流着泪一气读完。我被剧中领袖的博大胸怀和强埋下晚年丧子巨大悲痛的毅力所感动。我右耳失去听力，常处在眩晕和失去平衡的状态，导演问我：“王仁同志，想请你去试下妆，身体能行吗？”我激动了：“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不让我去，还不如叫我死。”
我怀着在表演艺术最后一搏的信念，走到摄影机前。
从舞台到银幕，是一个艰巨而又艰苦的创作过程。我不但要克服舞台上夸张的表演，还要克服年龄上的差异和大病未愈的病态心理，更需要对人物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因为影片的核心是情，是鲜为人知的毛泽东卧室、书房、餐厅、内院中的喜怒哀乐，用导演的话说是近距离看毛泽东，演员要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去塑造银幕形象。这要求演员要有出色的性格化的表演和扎实的艺术功力，只是满足于模仿的“神似”和“形似”已不能完成这部影片的任务。我还在病床上时，就读了大量的有关毛主席的书和资料。我认识到毛泽东从来不违背自己的意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一位有鲜明性格的伟人，也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伟人。然而，在这部影片中，毛主席要违背自己的性格和心愿，欲悲不能悲、有悲不能说，他要忍受多大的精神折磨！要演好这样一位感情复杂的伟大父亲的形象，需要用心灵去感受，要从表演的框架中跳出来，要从简单的模仿中走出来。为了不在镜头前有一丝一毫的分神，我做了艰苦细致的案头工作，将每个镜头的动作线串下来，将每个镜头的戏设计好默演几次，最后实拍时，我怀着一颗纯净的心去感受，去溶化……
现场拍摄毛主席被卫士惊梦发怒的一场戏时，研究中各抒己见以后，我请求导演让我按我准备的戏“走一遍”——
疲乏的毛泽东吃着红薯就进入梦乡了。在梦中心爱的儿子小岸英向他走来，给他送来了红薯，他抱起儿子亲着笑着，享受着天伦之乐。突然，他被惊醒，爱子消失了，他一看扰散他父子团聚的是小卫士，多日来强压在心底的悲痛如火山爆发，一掌将红薯打翻在地，赶走了卫士，不能抑制地在室内大步走着，欲将苦痛全部宣泄出来。岸英母子的照片让他回到现实中，想到刚才自己的失态，歉疚地拣起地上的红薯，轻轻地放在桌上，懊悔地走出门去……
这场戏导演很满意，摄影师用一个长镜头，将这场戏完整的拍了下来。
到山乡慰问烈属，是将主席的父子情升华到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的重场戏。这场戏是在湖南宁乡县偏僻的善山岭村王家茅屋拍摄的。当时，乡亲们听说毛主席来了！人们纷纷翻山越岭赶来看“毛主席”。我是怀着异样的心情在几百人的围观下，拍完了这场戏的。那时我看到了千百万中国人民的心。
我好像还未从影片的规定情景中走出来，影片就开始在内部试映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坐在观众席里接受观众的检验。
当我得知中央领导同志都看了影片《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并给予肯定，我兴奋得失眠了。我没想到影片会在社会各阶层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表明将毛泽东同志非凡的一生在电影和其它艺术作品中反映出来，是人民的需要，也是党的事业的需要，更是中华民族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