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事求是旗帜下——《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 [复制链接]

第2版(要闻)
专栏：

　　在实事求是旗帜下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
新华社记者 曲志红
两年前，一位青年学生为求购一套《毛泽东选集》，跑了许多书店却只能空手而归。他不得不借新闻媒介发出寻呼：哪儿能买到《毛选》？
从１９８９年开始，“毛泽东热”悄然兴起，各地书店积存的《毛选》一购而空，买不到书的读者翘首以待。
１９９０年５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复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报告，决定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修订后再次出版，以满足广大干部群众包括青年学生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迫切需要。１９９１年７月１日，正值建党７０周年之际，《毛选》第二版面世了。
实际上，对于当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毛选》一至四卷，广大干部群众并不陌生。自５０年代初开始出版并广泛发行，《毛选》对全国人民的思想进步起过巨大的促进作用。也许正因为如此，凝聚着毛泽东思想最精华部分的《毛选》一至四卷的修订，引起各界的热切关注。
为了更多地了解新版《毛选》的修订过程，记者于“七一”前夕走访了这次主要承担修订工作的中央文献研究室。
保持原著的历史面貌
文献研究室负责人在向记者介绍修订情况时开宗明义：保持原著的历史面貌，是中央批准的这次修订工作的基本原则。我们对毛选正文的修订，主要是订正错讹的史实和明显的错、漏字及文章的写作或发表日期等，对著作中的内容没有任何改动。
尊重历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从事任何严肃的科学工作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毛泽东的众多文章中，也难免有个别的观点或提法，现在看来不尽妥当或不妥当。例如，《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要么站在反帝国主义的战线，没有中间的道路。后来，毛泽东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民族主义中立国家的出现，对他原来的观点作了修正。１９５８年９月２日，毛泽东在同两位巴西记者的谈话中，表达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新观点。这次修订《毛选》时，编委会并未在正文上作任何改动，而是加一条注释对此作了说明。
的确，毛泽东的伟大，并不在于所谓他的话“句句是真理”，而“实事求是”才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从事校订《毛选》工作的同志，也正是将这一原则作为自己的指导方针，它不仅使亿万读者看到了一部“原原本本”的毛泽东著作，而且也从中领略到一个成熟的政党对历史、对自己的领袖及其著作所应有的科学态度。
只增加《反对本本主义》一篇文章
实际上，对《毛选》一至四卷的修订，毛泽东同志生前早已提出，并于１９６２年着手进行。中间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参加《毛选》修订工作的一位同志介绍说，当年修订时曾提出是否增选一些文章，但毛主席没有同意。所以，这次的修订，仍根据毛主席生前的意见，保持原有的篇目，唯一增加的一篇文章是《反对本本主义》。
据介绍，《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所重视和心爱的一篇文章，也是颇能体现毛泽东思想基本观点的重要文献。当年之所以没能收进《毛选》，是因为原著散失，直到１９５９年才在福建龙岩发现。毛主席见到阔别数十载的这篇文章时，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老人家曾经说过，丢掉这篇文章，就像丢掉一个孩子一样，时常想念。
这次修订，将１９６４年经过毛泽东本人亲自审定的《反对本本主义》补选入《毛选》第一卷，应当说这是符合毛主席的心愿的。
严肃审慎——修订工作的座右铭
毛泽东的博学，举世公认。毛泽东的著作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化等各方面。为这样一部恢宏巨著做修订工作，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深感责任重大。他们将实事求是、严肃审慎、务求精当作为修订工作中的座右铭。自去年６月修订工作全面展开，他们对《毛选》一至四卷的每篇文章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反复阅看和推敲。
每篇文章题下标明的日期，对许多普通读者来说，也许并不觉得重要，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却十分注意和重视。历史，本来就是由一个个日期组成的。订正一篇文章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有时对于研究整篇文章的背景和历史事实的来龙去脉是非常重要的。
这次修订编委会对全部１５８篇文章题下的日期一一作了核校和考证，共有１５篇文章的日期作了订正，使作为“史实”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章日期更为精确可靠。
对《毛选》中的每一处改动，都是非常慎重的。不仅是要有确实可靠的主要依据，而且要有其他多方面的材料加以确认和作为佐证。有的还要做实地调查，并向专家和专门机构请教。“决不能因我们工作中的某一疏忽而给《毛选》第二版留下疵点。”这是参加修订工作的同志在介绍他们工作过程时反复强调的。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到，１９２８年选举的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委会中一位委员的名字，第一版中印作“圆盘珠”。８０年代，湖南酃县党史办的同志发表的文章说“圆盘珠”应为“盘圆珠”。为了彻底弄清这一人名，参加修订工作的两位同志不仅到酃县党史办进一步了解他们所掌握的材料，而且还到盘圆珠的家乡酃县中村进行访问，一一核实后才落笔改正。
就是一个标点符号，他们也决不草率从事。为了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第五节中的一个句号改为逗号，他们不仅自己斟酌再三，还特别去请教了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教授和其他的语法专家，才最后确定。参加修订工作的同志高度负责、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注释校订精益求精
作为这次修订的主要部分，注释的校订格外引人注目。
虽然注释并非正文，但由于它对人们的阅读起着直接的影响，同时也因为它确实对学习和研究正文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它已成为《毛选》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参加注释校订工作的一位同志向记者介绍概况时说，第一版的注释，是当时的《毛选》编委会组织一些专家写成的，总的说水平较高。但由于当时有些资料不够，又受到学术界研究水平的限制，因此有些注释在史实上和提法上存在一些错误和缺点。这次修订中对８７２条原注都作了重新审核，有实质性改动的大约３００余条，加上文字上的修改、补充及新增加的８４条，整个注释的改动率约占３／４。他对新注特点的概括是：史实更加准确，内容更加充实，对人物、事件的评价更为客观、全面。
这次校订《毛选》注释，大量的工作是对原作失实之处进行正误。例如《学习和时局》一文中对“河南战役”的注释，原注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河南战役”的日期是“１９４４年３月”。而事实上“河南战役”是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７日开始，５月下旬结束。新注把“河南战役”的日期改为“１９４４年４月至５月”。这类史实订正，在第二版的注释中数量不少，校订者为此付出很多心血。　　
另一项颇见校订者功力的是对众多人物的注释。《毛选》中提到的人物极多，而且多是知名人物。对他们如何作注，牵涉面广，难度较大。
第一版和第二版两相对照，发现差异的不少。有的原注对人物的介绍断语较多，如：“张国焘，中国革命的叛徒，早年投机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又如：“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党员，……坚持反对革命，咒骂革命文艺”。观点固然鲜明，却失之偏颇。而在新注文中，大都采取如实介绍人物的主要经历和历史表现的写法，不妄下断言。在诸如陈独秀、张国焘、戴季陶、胡汉民、梁实秋、周作人等等知名历史人物身上，往往集中着某种复杂的矛盾情况和变化，让读者对他们有一个比较全面而客观的了解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新注的这一特点，使自身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得到了充分体现。
对于过去一些确有失误或不当的提法及断论，这次校订都实事求是地给予改正。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一文的原注中，关于民盟解散一事写道：“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下，民主同盟中的一些动摇分子发表了解散民主同盟、停止活动的公告。”经多方查证，“动摇分子”的提法与历史真实不符，新注文对此给予重新介绍。
再如“ＡＢ团”、西路军以及涉及到国民党、蒋介石抗战的评论等多年来被视为敏感的问题，这次校订都采取慎重态度，对原注不妥当或不完善的提法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似乎不仅仅是几条注释的变更，而且显示出我们党史研究中的许多重要进展。
正如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们所说，多年来党史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的成果，为《毛选》修订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学术方面的依据；而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我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是这次修订工作的思想方面的基本前提和保证。
毫无疑问，这一切条件，加上所有参与修订工作的同志的心血和努力，向全国人民奉献了一部更为完善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
当然，《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修订工作，还要接受广大读者和时间的检验。
请相信，历史和人民将会作出最公正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