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奉献无他求——悼念侯学煜教授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毕生奉献无他求
——悼念侯学煜教授
段晓元
“侯老，侯老……”我千声呼，万声唤，未能将他从沉睡中唤醒。
他走了，走完了他为科学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实现了他的诺言：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我跟随侯老多年，与他朝夕相处，对其渊博学识、治学严谨的科学态度，襟怀坦诚，敢言直言的无畏精神，有民族之大志、无个人享乐之奢求的高尚品质，仰慕至深。
而今，斯人已故，但他的音容笑貌总在我脑海里萦回不去。
新中国刚刚诞生，一封“我即将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加急电报，从太平洋彼岸飞到侯先生的夫人林厚萱手中，当时她已考取赴美留学资格，办好护照和船票，准备赴美与夫团聚。这是一个关键时刻。侯老怀着对祖国的拳拳之心，耿耿之情，毅然抛弃优越的生活、高薪聘请，辗转回国。
回国后，侯老即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植物生态学研究室，实现了他为国献身的夙愿。如种子遇上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工作，在连购买试验室的仪器设备都要他骑自行车满城跑的情况下，先后完成了《中国境内酸性土钙质土和盐碱土指示植物》和《中国植被》等专著，推翻了“世上无土壤指示植物”的论点。他还编制了中国植被图。他的学术著作、论文使外国学者叹服，争相索购。他从３０年代起，笔耕不辍，共撰写专著１０多本，论文３００余篇。
侯老在潜心钻研，著书立说的同时，很注重对年轻人的培养。他曾兼任清华、北大等高校教授，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研究和教学人才，其中不少人已是科学家、知名教授。可谓桃李满天下。
侯老一生酷爱读书，但不是书呆子。几十年来，他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时时关心祖国的经济建设，殚思竭虑，献计献策。著名的“大粮食”、“大农业”观点，就是他以生态学原理，研究具体国情后，向党中央提出来的。这一科学观点，为我国农业政策的修改和重新制定，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１９８１年３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原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的报告》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了要“建立良好的大农业生态体系”，“要有大农业与大粮食的观点”。早在１９６３年，侯老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以发展农林牧副渔为目的的中国自然区划草案概要”的论文中阐述了这一观点。周恩来总理阅后很重视，曾指示作为内部文件下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一科学观点未被采纳。
当初有人对侯老积极向党中央提建议不理解，认为是“弄潮”。侯老对此报之一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他求”。方毅同志高度赞扬了侯老的“弄潮”精神，代表党中央专程到中国科学院看望了他。
“大自然是永远读不完的天书”是侯老毕生的座右铭。“读天书”是他治学精神的升华。他把深入实际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和规律，当作人生的最大乐趣。
侯老生前是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的顾问，他极力倡导保持生态平衡和保护环境，为之奔走呼号。即使在他的晚年，仍不顾年事已高，身体患病，坚持每年到野外考察。他每到一地，不是走马观花看看了事，也不是颐指气使指点指点作罢。而是虚怀若谷，到工人、农民中去，口问笔记，十分认真。几十年来，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侯老调查，有一整套调查的理论和方法。一次人大常委会上，彭真同志赞誉：“侯老会调查，大家应向他学习。”记得有一次侯老到某省考察，一天早晨出发时，我见他一身“土气”打扮，觉得好笑。当我们调查结束后，他笑眯眯地问我：“怎么样，收获不小吧？”“收获很大！昨天省里的同志还说‘没有打白条现象’，可今天……”他顿时哈哈大笑，“你明白我为什么这身‘土气’打扮了吧！”
侯老在世时，职位较高，但他平易近人，从不搞特殊化，不摆官架子。他出差一般是乘飞机，机票都注明“ＶＩＰ”（要客，免检）。但只要不是代表团或视察团集体外出，他都是与普通乘客一样，例行检查。我多次劝他“免检”，他总是讲：“不用了！”有一次在候机检查处，我见他的皮箱被翻来覆去，就向检查员说明侯老的身份。话音刚落，侯老立即从后边拽了我一下，示意服从检查。检查员赶忙立正敬礼：“对不起！”侯老主动起身与他握手，温和地说：“没关系！这是你们的工作。”
侯老出生在一个较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一生简朴，仔细认真。平时他让我将用过的纸装订成册，以备用反面打草稿、画草图。他给单位同事或给我写便信，从来不用新信封。侯老是国内外知名学者，海内外来往公函很多，平均每天经我发出的公函和邮件，不下四五封件，日积月累，开支不小。我曾多次提醒他到单位报销，但他总是讲：“没几个钱，算了！”多年来，我只报销过一次，还是瞒着他办的。
侯老是个爱憎分明的人。他生前对丧事从简，大加赞许，多次叮嘱我，他的后事千万从简。他对单位为灾区组织的赞助活动，从不吝啬，慷慨解囊，捐衣捐物，从未漏过一次。而他对社会上的吃喝邪风，深恶痛绝，坚决抵制，并洁身自好，身体力行。无论是会议上，还是外出视察活动中，他经常宣传党中央提倡的廉政勤俭作风。尤其是他带队外出，更是三令五申地通知地方：不请客送礼，不吃酒，按规定用餐，轻装简从。
一次，侯老到我国著名酒乡视察。地方的一位领导认为事先的“三令五申”是作样子，席间一再邀侯老“品尝”名酒，侯老十分不悦，正色道：“我来之前就说过不吃酒……要吃，你自己吃吧，党的优良传统让你们这样的人搞掉了。再说一遍，我来是工作的，不游山玩水，不吃酒，按规定进餐。”尽管这位领导碰了一鼻子灰，挨了侯老严厉批评，事后他找到我心悦诚服地说：“侯老确实不简单……”古人云：“有诸者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侯老就是这样做的。
侯老一生“不知有机巧，无事干心胸。”他耿直豁达，光明磊落，不说违心话，办违心事。在人大、政协期间，在学术界，他的敢言直言是有名的。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是他认为要说的话，就会毫不保留地直抒胸臆。
侯老一生爱惜时间，胜过自己的生命。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刻苦学习，不分昼夜。凡是可以利用的时间，他决不会让它白白流过，即使是蹲厕所。３０年代，他每年野外考察都在１０个月左右，有时赶写调查报告，春节也不回家；在美国写博士论文，他４０多天不出试验室，渴了喝口开水，饿了吃几口干面包；５０年代，为赶绘中国植被图，他一个星期没有在床上睡觉；即使在他年近八旬的考察中，仍然是见缝插针，随走随记，考察结束时，他的论文或调查报告的初稿随之完成。在侯老的日历中，没有星期天、节假日。有时逢年过节我去他家，见他不是奋笔疾书，就是阅读参考书籍或文件，从未见过他一日无所事事。就在他住院前一天上午，还在家里接待了出版社的编辑，一谈就是半天；下午又到单位开了４个小时讨论增选学部委员的会。倘若偷得半日闲，我想，侯老也不致于过早逝世。
即使是住院以后，他还念念不忘政协的工作和大会发言稿，邀中国科学院领导商谈学部委员增选工作，派我代表他出席生态与经济会议。当听到我代表他宣读贺词后，与会者对他认真负责的精神，报以长时间热烈鼓掌和会议主席代表与会全体同志祝他早日康复时，他欣慰地笑了。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人固有一死……我的时间不多了，与其让我等死，不如抓紧有限的时间，多做些工作。他那颤抖的手，又握着那支跟随他几十年的笔……
寥寥数语，朴实无华，却反映出一个真正科学家毕生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
侯老走了，带着欣慰走了。而留下一颗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