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建研究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关于党建研究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韦行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不仅要继续经受执政的考验，而且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考验，面临着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在严峻考验面前，我们一定要紧紧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引自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错误，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党建研究引起普遍的关注和广泛的兴趣。越来越多的同志认识到，党的建设有待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党建水平的提高，和党建研究关系密切。党建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党的有关文件的诠释和宣传（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和非常重要的），不能停留于既成材料的分类排列和重复某些众人皆知的政策条文。深入进行党建研究，就必须进一步探讨方法论问题。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这里已经存在着党建研究的科学的和非科学的乃至反科学的方法论的原则界限。所谓科学的方法论，就是围绕党的指导思想、性质、宗旨、地位和历史使命，推进党建研究的方法论。
从目前大量存在的党建研究著作来看，可以提出三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
始终坚持共产党独有的思想政治优势
共产党不同于其他阶级的政党，也不同于工人阶级的其他组织。它的独有的思想政治优势可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严格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共产党员的纪律、团结、革命精神以及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１９２１年７月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没有一支枪、一寸土地，只有五十几个人。但是从这时起，党屡经磨难，一次一次从血泊中站起，打开新的斗争局面。不过２８年，结束旧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凌辱、封建主义压迫的历史，实现几代赍志而没的仁人志士的梦想，赢得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党以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废墟上建立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把中国历史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国内外敌人和我们的朋友都曾经惊愕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秘密。这个秘密就在于党的思想政治优势。这个百战百胜的法宝，是任何其他政党也学不到的。
问题首先在于，这种优势是仅仅适用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呢，还是适用于党存在的全部历史时期；是仅仅适用于革命战争呢，还是适用于党的全部工作。第二位的问题才是，如果它适用党的其他工作，应该怎样根据工作条件、工作性质和工作任务的改变，在继承过去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新的丰富、发展和创造。这恰恰是党建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完整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以后，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历史性标志。如果没有这个转移和与此相关的正确路线及一系列方针政策，十多年来我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就，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将完全不能想象。但是历史本身提出了异常尖锐的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几度泛滥，这种泛滥不仅没有得到抑制，而且酿成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若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政局逆转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巍然屹立，说明我们党保持着自己的思想政治优势，说明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但是经济工作、党风、社会风气中多年积累的问题，一些牵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的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这又说明，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思想政治优势，仍然具有严重的、紧迫的性质。
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关心经济工作、学习经济工作，给党的建设和党的各项工作注入新的活力。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社会主义最终要靠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战胜资本主义，然而社会主义所以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正是因为它不应该也不可能重复１６４０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范围内发展经济的老路。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资本主义乃至整个私有制度的否定而历史地出现，走着一条继承人类全部文明成果又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道路。人类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大大加重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领导核心的共产党进行创造性工作的责任。如果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神圣化、绝对化，放弃创造的责任，满足于照抄照搬西方经验，结果将使经济本来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亦步亦趋，失去生机，永远落后下去。保持和发扬党的思想政治优势，正是摆脱这种历史运动的恶性循环圈的唯一锁钥。于是有第二个问题：即使在领导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的时期，党也仍然是政治组织而不是经济组织。邓小平同志１９８１年批评了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软弱涣散态度。１９８３年他又指出：“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１９８５年他又专门阐述了党的思想政治优势：“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这个真理，有些同志已经不那么清楚了。”这些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辉而又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意见，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些同志已经不那么清楚了”：一方面，我们在公开报刊已经很少看到如何从思想政治上加强党的建设、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角度提出和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的论著；另一方面，相当一些共产党员、党员干部确实存在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在相当一些地方成为近似于被遗忘的往事回忆。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政局逆转的严酷事实使一部分同志警醒，但是离认识的普遍提高和在实际工作中的落实，仍有不小的差距。不久以前，曾出现有的报刊重提“不问姓社姓资”口号的情形。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提倡“不问姓社姓资”，那么在政治上还要人们问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
在党建研究中贯穿历史辩证法的原则
工人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使它不应该抱有幻想，似乎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实现自己的斗争目标。一切都是具体的，一切都以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就要求我们在党建研究中必须严格地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考察。党的最高理想和作为指导思想的一般理论原则，只有在同历史条件的结合中才能找到生存的根基。
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指出，共产党人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但是，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必须为着当时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现实目标而奋斗，“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出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党必须在处于执政地位而且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条件下继续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必须在领导经济建设、发展商品经济的环境中愈益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必须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同时坚决抵制和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在这里，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认为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党员。
比如改革开放。历史使我们在一个农民人口占多数，由于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压迫而贫穷落后的国度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下来，随着极大地解放社会生产力，它本身需要改革即自我完善和发展，生产力的进步也需要积极吸取世界各国特别是人类在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文明成果。这是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发展的结果和继续发展的要求。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过社会主义制度自我改革的积极尝试，也为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做出了极大的努力。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不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而且在党的建设中，都具有划时代意义。这里出现了两种共产党员。一种，坚持改革开放，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社会主义的尊严，把改革开放看做是增强社会主义祖国自力更生能力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步骤；另一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丧失国格、党格、人格，心甘情愿充当西方资产阶级的附庸。这种被糖弹击中者的历史视野，不会越出一个小小的钱眼。
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是与世隔绝的。一个领导人民最终埋葬几千年私有制度的政党，受到剥削阶级思想侵蚀和旧的传统、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是不足为怪的。历史运动的车子飞快地前进，总有一些人会被抛在后边或者摔得头破血流。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经得起革命战争的考验，未必经得起和平建设的考验；经得起顺境的考验，未必经得起逆境的考验；经得起生死的考验，未必经得起吹捧、行贿的考验。考验与生命同在。党的成长和党员个人的成长，都表现为同一种过程。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只是想指出党建研究应该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应该是推动党不断地清除腐败分子、战胜腐败现象，吸收新鲜力量，日益兴旺发达的研究，而非为任何落后、污浊进行辩解和止步于徒然表示义愤或者无所作为的研究。
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局逆转，至今还被西方敌对势力看作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杰作而欣喜若狂。美国政府的研究人员福山，不仅由此断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失败，而且宣布这是“历史的终结”。资产阶级曾经在其尚有生气的时候推出了辩证法大师黑格尔，但是他们的不肖后辈今天的历史观已经多么遥远地离开了黑格尔啊。黑格尔的遗产被马克思进行唯物主义的改造并且成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武器。至于宣布“历史的终结”，只不过是宣布自己的历史短视和历史末日，只不过是自己看不到历史长河的奔腾却宁愿在几个浮面的泡沫里打转而怡然自得罢了。
联系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研究党建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就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形成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形成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同时也应该是党建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和优点。
党在人民中、作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活动。党的发展壮大同人民历史创造活动的展开、人民社会能量的释放是同步的。因此，不能设想可以把党建研究仅仅归结为记录党的会议、文件、领导人活动。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站在人民的最前列，通过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自己成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人民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走向团结和奋斗。同时又避免尾巴主义，克服人民中存在的落后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那些否定党的历史功绩的人经常卖弄一个从西方某些著作中抄来的论点，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一场农民革命，指责毛泽东同志是民粹主义者和农民革命家。他们完全无视一个基本事实：毛泽东思想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战斗力很强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东方大国里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而且是实现这一任务的辉煌范例。毛泽东同志始终强调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他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已经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直到晚年，他还一再告诫全党，必须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入到无产阶级思想的轨道。
党同人民的关系决定着党的生死存亡。这个道理，在革命战争年代比较容易被理解；在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权力的腐蚀，使一些人滋长官僚主义乃至以权谋私的欲望，也使一些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人民的利益来自自上而下的赐予而不是来自人民自己的斗争。这就完全把事情弄颠倒了。马克思主义不崇拜任何偶像，但是无比地赞赏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把它看作是判断社会运动价值和深度的真正标尺。别人嚼过的馍不甜。列宁在研究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的时候说，马克思能够理解历史上常有的一种情形，即群众正在进行殊死斗争甚至是一件没有胜利希望的事业，但对进一步教育和训练群众去做下一次斗争却是必需的。共产党人为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而斗争，为这种斗争的些许成果而高兴。但是如果这种改善以工人阶级的政治消沉和人民历史主人翁精神退化为代价，那就是极大的悲剧了。因此，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无论是在革命战争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只能建立在党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历史主动精神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姑息迁就人民中存在的落后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的基础上，否则就无异于放弃领导的责任。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过程中，曾经有过某些党组织面对思想文化领域中煽动自发性、原始性，助长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劣迹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情形。至今还可以看到，有些党组织、党员干部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口实下奉行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而不惜以小单位的、局部的利益，损害人民的整体的长远的根本利益。这些现象，无论如何是同工人阶级政党的建设不相容的。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的国内建设、改革的任务，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人民群众天天都在创造新事物、提供新经验。这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党能够不断前进的最深厚的和最强有力的动力源泉。悉心倾听人民创造历史的足音，对人民的经验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括，不仅是加强党同人民联系的基本步骤，而且是党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和提高党建研究水平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