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真话”和“真诚”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也谈“真话”和“真诚”
尤林
人要讲真话，作家要写真话。这个道理，大约是众人都同意的。即便是伪君子，也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反对讲真话。“唯乐不可为伪”——这是两千多年前《礼记·乐记》中的话。其实何止“乐”，诗、文、画，都不可为伪。
别林斯基说：“现实主义有两个基本条件：真实的外界的描写和内心世界的忠实的表达”。所谓“真实的外界的描写”，并非只是见到什么就原原本本地摹写什么，艺术需要典型化；所谓“内心世界的忠实的表达”，是指写出作家心中真实的感受、真诚的愿望，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真情实感”。
恰如求婚者无不声称“除却巫山不是云”一样，作家几乎都标榜自己的作品是真诚的。但人的秉性不同，“真情实感”也大相径庭。墨子的真心话是“兼爱”；杨朱的真心话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范仲淹的真心话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柳永的真心话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宋徽宗赵佶当俘虏的时候，写过一首《燕山亭·北行见杏花》：“……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有时不做。”感情倒是满真实的。这位昏君面对国破家亡，念念不忘的仍只是过去豪华奢侈的生活。像这样的“真情实感”，即使和盘托出，又有什么积极意义呢？
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时候，有多少“文化精英”打着“真诚”、“敢讲真话”的旗帜招摇过市？据他们说，党性和人性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早已把人性给“异化”了，使人丧失了“主体性”，根本不会讲真话；只有他们这些超凡脱俗的“精英”，才有“主体性”，才具备“独立人格”，他们富有“忧患意识”，是“社会的良知”、“社会良心的代表”，最敢于讲真话。按照“精英”们的高论，什么“大公无私”啦，什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啦，统统是超级的“废话”、“空话”、“套话”、“假话”；什么“自我实现”、“以自我的需要为本位”啦，什么“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啦，这才是最实在的真话。你说社会主义好，这就是假话；他说资本主义好，这就是真话。
我赞成作家要讲真话。没有真情实感，写出的作品怎么可能打动读者的心呢？不过，在肯定真话的时候，不妨也要注意以下两点。
一、真诚的调子唱得最高的，未必是最真诚的；不故作真诚状的，未必是不真诚的。曹雪芹并没有故作真诚状，他自称《红楼梦》是“满纸荒唐言”，但曹氏决不是在那里“玩文学”，他是把自己的心掏给读者。鲁迅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于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刘宾雁到处标榜讲真话，有人把他捧为中国最真诚的“民主斗士”，他的报告文学却充满着凭空捏造。他在台湾的肉麻表演，充分暴露了这位“民主斗士”在真诚、忠诚的外衣下的大不忠、大不诚。所以，对于贴上真诚标签的东西，我以为大可不必全部信以为真，还是要分析一下，是表里如一还是装模作样，否则难免上当受骗。
二、即便对于并非假意的“真话”和“真诚”，也要作具体分析。写真话是文学创作的起码要求，还不是最高要求。真话不等于真理，真诚的愿望不等于合理的愿望。主观愿望只有符合于客观实际，符合于人民的利益，才是合理的。前几年不大讲世界观了。其实，有不同的世界观，就有不同的真诚。康进之在《李逵负荆》中塑造了一个可爱又可气的“黑旋风”形象。李逵要杀宋江和鲁智深，其动机不可谓不善良，他真诚地在那里除暴安良，心中不乏一股正气，但李逵把假象当成了真情，最终不得不负荆请罪。《李逵负荆》是一段老故事，它至今并没有丧失启示意义。今天，李逵式的真诚是否还存在着呢？譬如，人们看到生活中的阴暗面，难免要产生义愤，难免要进行抨击。这些都是完全合理的，文学也应当肩负起抨击丑恶现象的责任。但还没有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有抓准产生丑恶现象的真正根源，就“抡起板斧，排头砍去”，乱抨击一通，这就难免会伤害好同志，甚至伤害党和社会主义。李逵知错必改，是好样的。如果自恃“真诚”，以为“诚则灵”，以至一意孤行下去，后果就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们不能只问主观上是否真诚，还要看看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符合人民的利益。真正讲真诚的，也一定会顾及客观实际、顾及社会效果。如果游离于群众之外以至高踞于群众之上而大讲真诚，那么，这种真诚也只能是一钱不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