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何新访谈录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
——何新访谈录
吴月辉　张益俊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０周年之际，一位中年学者说，今后１０年内，中国共产党赖以存在的群众基础将更加广泛，它和群众的联系将更加密切。就这一意义而言，他确信党内和党外的民主将会有新的发展。
但是他说：“我不相信中共会发生西方期待的那种‘民主化’。”
４２岁的全国政协委员何新，是针对西方一些人做出中共将在今后１０年内发生“民主性的变化”的预言而说这番话的。他认为多数西方预言家们并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因而他们有关中国前途的许多预言，已被证明成功率很低。
何新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来的７０年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作为一个主导着中国现代历史潮流的政党，中共面临当代世界变化的潮流，必然要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进行新的适应。适应就要改革。在改革开放的十年中，中共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当笔者提到西方有人预言中共在今后１０年将发生“和平演变”时，他说，本世纪的最后１０年对中国的确极为重要。他说：“我也认为中共在今后１０年中将有深刻变化，不发生变化是奇怪的。问题是如何变和向什么方向变。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与一些预言中共会‘和平演变’的人有许多不同。”
何新的兴趣本来注重在文化研究方面，在近几年由于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而就政治和经济问题发表自己独立性的见解。
他认为，在中国，以其他社会阶层为背景的政党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想象的。
他说，只要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即只要坚持为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服务，这个党就一定会继续成为凝聚十几亿人的政治核心和力量的源泉。他说，中国与一些国土小、人口少的国家不同，一两个街头事件，是不可能动摇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地位的。
他说，中国共产党过去在７０年中取得奇迹般的成功，由一个几十人的小组发展成今天世界上就人数言的第一大执政党，而且至今仍然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和拥护，这一点绝非偶然，而是有深厚根基和历史原因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在过去的７０年中一直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共产党使被列强蹂躏百年的中国人恢复了尊严和光荣，引导中国实现了工业化，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从而创造了中华文明复兴和民族振兴的历史可能性。毛泽东曾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从历史看，这个党无愧于这个称号。
他说，他曾花力气系统研究过中共的历史。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现代中国历史中塑造了一种崭新的政治传统。中共引人注目的一个政治特点，就是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独立自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这也正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之处。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继承了毛泽东思想。有人认为中共早晚会追随什么外部的潮流东施效颦，那是低估了这个党的政治能量。像中共这样一个饱经国内外政治风雨磨练的党，是不会轻易垮台的。
何新说，诚然，中共在７０年中犯过许多错误。但这个党总是能够顺应历史的新变化，而主动地纠正自己的错误，同时不断拓宽自己的社会基础，这就是统一战线的发展。共产党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正面和反面的教训，把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公开出来，甚至批评自己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
他说，不可否认，在当代，由于货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共内部和社会上近年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如腐败问题。
但他说：“根据我的观察，中国大多数高层领导人是廉洁、奉公、守法，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家，而不是搞腐败的特权主义者。此外，解决腐败问题，不能靠一时激愤，而要靠制度，靠法治，靠改革。”
在谈到所谓“特权”问题时，何新认为：第一，为国家领导人提供公务上的某些便利，是世界各国的通例；第二，中国高级干部享受的这种便利，以及他们日常生活与普通人民之间生活上的差距，实际上是有限的。在这个问题上，他曾看到一些海外报刊的渲染。他认为这些渲染，有的是政治谣言，有的是夸大不实之词。他说，毛泽东搞文革，动机之一是试图解决社会主义的特权问题（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但方法不当，并未成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政治改革，一个重大措施是废除了领导人的终身制。这一改革意义重大，它使权力被法制保障成为公器，任何人不能终身垄断。同时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及身而没，也不能世袭和传递，这就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资产特权和封建制度的特权，在性质上有了根本的不同。
他说：“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的干部不应当追求特权，他们应当是人民的服务员。的确，在现实中，有的干部滥用权力。但这在制度上是被约束的，在道义上是被谴责的。”他认为，前些年在这个问题上确曾有过失误，就是有的领导人忽视了干部的政治道德问题，导致一些干部也一切向钱看，从而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但是他说：“这恰恰是由于接受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而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他说，“如果真正谈特权问题的话，还是应当到西方去看看。且不谈那种亿万富豪，就是美国的总统和英国的王室，他们享受的特权和豪华生活，也是一般平民所不能梦想的。但在私有制下，这一切特权都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
他注意到人们对货币和商品侵蚀政治的现象的强烈不满。他说，但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现象，类似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相当普遍，在发达国家也并不罕见。但为什么会在中国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批评呢？何新认为这种批评，恰恰反衬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传统所历来崇尚的清廉作风。
他提到新上映的电影《焦裕禄》。何新说，像焦裕禄这样一种克己奉公，近乎无私的人格形象，对西方那种个人主义文化来说是陌生的，甚至是不可理解、是不可思议的。但这种干部在中共的历史上实际是很多的，他自己在过去的生活中就遇到过不少。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为高于一切，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是中共所坚持的传统价值之一。这种价值观，既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同时在中国传统的某些政治道德观念中也有渊源。中共坚持的许多价值观念都既是现代的，又具有传统根基的。正是根据这种深厚的价值传统，一些人的腐败才在舆论中受到了格外强烈的批评，面临着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
他认为中共今后会建立更加严密的法规，并对内部的腐败现象，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戒除。但是他说，个别性的腐败现象是难免的。但只要不懈地坚持清除，那么认为中共会因为腐败问题而垮台是没有根据的。
何新目前以主要精力和时间从事中国现代化、经济改革和国际问题的研究。在谈到国外对中共意识形态问题的批评时，他说：“中共的意识形态具有现代性，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现代化的进程。对此我深信不移。”
他说，他注意到一些西方人批评中共的意识形态是僵化的教条主义。他认为这是不真实的。他说，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也在改革，在不断适应形势的变化向前发展。这种发展具有相当广阔深厚的社会科学基础。他说，中共意识形态的这种适应性和发展活力，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所坚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上，也体现于陈云所倡导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上。根据这种原则，中共的意识形态不可能陷入僵化。
何新认为，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在不断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而调整、修正自己对现实和历史的认识，以及作出科学、客观、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解释，例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就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说中共的意识形态僵化毫无根据。
但他说，中共在意识形态的发展中当然也一直注意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意识形态的相对稳定性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持中国社会的安定团结。他认为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针上有两个法宝，一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维护国家政治稳定性的四项基本原则。前者可以防止僵化，后者防止发生政治失控、无政府主义和自由化。
在谈到中国思想界的现状时，何新说，最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都发生了重大深刻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发展时期，出现某种思想混乱和不稳定是难免的。但这种混乱如果听其扩大下去，就可能打破政治稳定，这虽然是有些人所欢迎的，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却是不利的。不过这种混乱已被中共明智地克服了。他说，有人说坚持四项原则就是僵化。他认为这不是僵化，而恰恰是大智慧。不如此，中共就垮了，中国社会主义就垮了，中国和中华民族也垮了。
当笔者谈到国外有人认为中国存在“信仰危机”时，他说，根据他理解，所谓信仰危机是价值体系的大崩溃，是政治思想的大混乱。但这种情况在中国目前并没有发生，看来今后也不大可能发生。他说：“我认为中国思想界目前存在问题，但并不是危机。如果把一些探索，各种观点的争论和分歧，都称作危机的话，那么西方思想界，不是每天也都在发生危机吗？争论和探索可以是积极的，能够刺激新思想的发生和理论的进步。问题仅仅在于，让什么样的思想去掌握主流。”
他认为中国思想界目前的主流并不是在走向无序化的危机或崩溃。一方面，探索和寻求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新思想的进程，继续在积极地发生。但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指导下，新的思想秩序也在建设中，这才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流。
何新说，一些西方人往往只看到近年思想理论界的局部现象，就做出普遍性的归纳。这种思维方法本身是可疑的。就当前来说，他们低估了中国思想界中健康清新力量的发展和成长，以及这种力量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