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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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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1-07-16
第5版(理论)
专栏: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研究组 注释组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修订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向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更完善的《毛选》版本。
《毛选》一至四卷的修订工作,经毛泽东同意,从1962年就开始进行。当时主要进行注释的校订工作,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199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建党70周年出版《毛选》一至四卷第二版。
《毛选》一至四卷第一版共编入158篇文章,都是毛泽东亲自审定的。1962年修订工作开始后,毛泽东指出,第二版不再增加文章。这次修订,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保持原有的篇目,只增加《反对本本主义》一篇。这是毛泽东非常重视和心爱的一篇文章,因长期散失,没有能编入《毛选》一至四卷第一版。失而复得后,1964年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第一次公开发表。
除篇目以外,这次修订包括正文、题解和注释。
对正文的修订,包括五个方面。(一)对158篇文章的时间,一一作了核校和考证,共订正和补正了15篇文章的时间。(二)订正史实。一般说来,人名、地名、时间、数字有误的,采用直接改正的方法。对于有误而不能直接改正的史实,采用加注订正的方法。(三)少量词语,经过版本核对证实有误,采用直接改正的方法。(四)某些重要的观点,毛泽东后来在讲话或谈话中作了修正或进一步的说明,通过作注的方法加以介绍。(五)纯文字的修订。改正错字,补正漏字;按国务院关于文字规范化的要求,统一用字;改正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
《毛选》一至四卷第一版共有题解118篇。一至三卷的题解,有一部分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特别是他写的那些提供了重要历史情况、阐述了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的题解,具有重要的价值。第四卷的题解是编者写的。前三卷的题解同第四卷的题解,在体例和风格上不尽一致。这次修订,对题解中不准确的史实(时间、地点、数字、事件经过等)作了订正,对不准确的提法作了修改或删略。此外,还增写了4篇简单的题解。
《毛选》一至四卷第一版原有注释872条。这次修订,对原有注释的大部分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删去了12条不需要的注释,增写了84条注释,按体例增加了一些参见注释。第二版共有注释1215条,16万字左右。注释的修订,主要是:(一)订正史实;(二)修改对人物、事件的偏颇评述以及其他不准确的论断;(三)丰富了一些注释的内容。新增写的84条注释,有的根据正文的需要对某些人物、事件等作了诠释;有的纠正了正文中讹误而不能直接改动的个别史实;有的对正文中的某些观点提供了重要的解释和说明。
    实事求是,尊重历史
《毛选》一至四卷的修订工作,以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为指导,以确凿的史料为依据,订正了第一版正文中某些不准确的史实,也纠正了对个别文章(《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所作的不恰当的删节。
《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是毛泽东1948年10月11日写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所规定的作战任务,主要是消灭国民党刘峙集团主力的一部(不是全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打成一片,即通常所说的“小淮海”战役。后来在战役的准备和发起过程中,淮海战场和全国战局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重大变化,特别是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中央军委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规模。11月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华东两野战军首长的电报中,规定淮海战役的作战任务是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消灭刘峙集团的主力。至此,淮海战役已由原来消灭刘峙集团一部为战役目标的“小淮海”战役,发展为在徐州附近消灭刘峙集团主力为战役目标的“大淮海”战役,这个“大淮海”战役,才是解放战争中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之一。《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一电报的内容共五点。1960年编辑《毛选》第四卷时,删去了其中的第四点(第四点的全文是:“淮海战役的结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此时,你们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西兵团与刘邓协力作战的方法,亦是一部兵力打城,以主要兵力打援阻援,这样去各个歼敌。刘邓因为兵力不足,不能实现如像你们攻济打援战役及淮海战役那样的作战。你们西兵团去后,就可以实现那样的作战。六七两月开封睢杞战役就是西兵团与刘邓协力的结果。”),并将电报的第五点改为第四点,在其中的“明年一月休整”后面,删去“二月西兵团转移”一句。题解也是把这个电报作为“大淮海”战役的方针。正文所作的这样的删节和题解的写法,就看不出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发展过程,而造成一种误解,好像这个电报就是“大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也给研究淮海战役添了困难。另外,题解说:“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华东局和中原局的电报。”这一写法是不准确的。事实上,这封电报是写给华东野战军并告华东局、中原局的。原题解的写法同正文出现不协调,如果说这封电报是给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那正文中的“你们以十一、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一月休整。三至七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就很费解。
这次修订,为这封电报增写了两条注释,分别补正了被删去的“二月西兵团转移”一句和原电的第四点,同时,将原题解作了改写。这样,通过增补被删去的内容和改写题解,恢复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封电报的原貌,并说明了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发展过程。
    详细占有材料,掌握充足可靠的依据
《毛选》一至四卷的修订工作,大量的是考证史实。每一个考证,每一个判断,每一处修订,都要求详细地占有材料,掌握充足可靠的依据。不仅查阅档案材料,还要查阅其他的重要材料;不仅查阅我方的材料,还要查阅对方的材料;不仅查阅近期的材料,还要查阅早期的材料;不仅查阅国内的材料,还要查阅国外的材料。有些材料并不是信手即可拈来,而是多方寻觅才能得到。
为了考证第二卷《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中所说的“叶、张两部”的“张”,究竟是指张云逸,还是指张道庸(陶勇),就是颇费了一番工夫的。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讲到对国民党顽固派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说:“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南下,我们则以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毛选》第一版对“四、五支队”和“叶、张两部”都作了注,注文说:“四、五支队,即新四军第四、第五两个支队”(按:四、五支队是张云逸领导的)。“叶、张两部,即叶飞、张云逸两同志所率领的一部分新四军”。毛泽东在正文中,是将“四、五支队”与“叶、张两部”并提的,四、五支队既是张云逸领导的,接下来的叶、张两部的“张”又说还是指张云逸,这就令人感到费解,曾有读者怀疑正文中的“张”字是否有误。据查,1940年5月以前,新四军在江北的部队主要有张云逸领导的第四、第五支队,叶飞率领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和张道庸率领的苏皖支队。1940年4月,顾祝同多次打电报给项英,强要新四军在江北的部队南调,项英曾主张“叶、张两团”南调。这次校订,查阅了1940年5月以前项英同中共中央的来往电报,发现有两封电报很能说明问题。4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项英,明确指出:“在与顾谈判中,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和叶、张两团之南调。现在和将来,全部或一部均不能南调。”4月22日,项英再电中共中央,仍说:“为着使江南能够勉力坚持取得反击胜利,再度坚决要求叶、张两团南调。至四五支队南调问题,当然不会负责答应他。”这两封电报中所说的“叶、张两团”就是正文中所说的“叶、张两部”。因为叶飞和张道庸原来率领的部队都是一个团,即三支队的六团和二支队的四团。这里所说的“张”,不可能是指张云逸,因为他当时担任新四军江北总指挥,所指挥的部队大于团的建制,而且电报中也是将四、五支队与叶、张两团并提的。“张”应是指张道庸。这次校订,将注文中的“张云逸”订正为“张道庸”,纠正了注文中的一个史实错误,对正文提供了准确的解释。
为了考证第二卷《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的时间,查阅了大量的材料,包括毛泽东的手稿。《毛选》第一版这篇文章的时间是“一九四一年一月”。它的两个分标题又各自署有时间,《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署“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于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署“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查考当时有关的大量文献,发现《谈话》所署的“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有误,应为1941年1月20日,命令和谈话是同一天的。主要依据是:(一)毛泽东在1941年1月所写的四封电报,都说命令和谈话是1月20日同一天的。1941年1月20日亥时给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的电报中说:“延安军委已于二十日发表命令、谈话,收到望广泛散播。”这份电报是特别重要的依据,1月20日的电报中就说到延安军委已于20日发表命令和谈话,说明这个谈话不可能是1月22日的。稍后几天的3封电报,也是有力的佐证,即:1月23日给彭德怀的电报,1月25日给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的电报,1月28日给廖承志的电报。(二)在1941年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文集中,《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与谈话》署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分标题《谈话》未另署日期。(三)毛泽东起草命令和谈话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命令和谈话是一份完整的手稿,从头到尾不分段一气接连写下来,可以想见当年奋笔疾书的急迫情景。从手稿看,命令和谈话也应是同一天的。
这次修订,将《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原署的“一九四一年一月”,补正为“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两个分标题下所署的“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于延安”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均删去。
有时,为了考证一个字,也要查阅不少的材料,找出有力的证据。例如,将第四卷《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和《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的“黄伯韬”订正为“黄百韬”,就不是据某一种书上的写法便作出决断的,而是查到两个第一手的材料作为根据。(一)在淮海战役战场上收缴到黄百韬佩戴的胸章上写为“黄百韬”。(二)1948年11月29日《申报》刊载的黄百韬为该报特邀记者题字的手迹,署名为“黄百韬”。这类事例是不少的。常常是一字之考,旬日踌躇。
在详细地占有材料方面,注意掌握新的材料,吸收新的成果。
考证和修订,要求详细地占有材料,但不排斥在个别的情况下以确凿的无可辩驳的孤证作为根据。例如,将第二卷《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一文的时间“一九四○年二月十日”改正为“一九四○年二月七日”,依据就是1940年2月7日的《新中华报》,这一天的报纸上登载了这篇文章,题目原为《强调团结与进步》。
    史料、版本、调查相结合
《毛选》一至四卷修订工作的依据,总的说是来源于史料、版本和调查。档案和其他文献资料无疑是修订工作的重要依据,但有时仅仅依靠档案和其他文献资料还不够,必须有版本的考证和调查访问,使三者互相补充、互为印证。
《毛选》第一版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因此,这次修订没有必要将原有的版本同《毛选》逐篇逐句逐字对勘。这次版本的查考,主要为了订正少量的史实、个别的词语和个别文章的日期。通过史料和版本的查考,不能解决或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则通过实地或以通信的方式进行调查,向专家和有关部门请教,进一步了解情况,作出判断。
第一卷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是这次修订工作中用它的两种原抄本和《六大以来》版本同《毛选》进行全面对校的唯一的一篇文章,也是修订工作中将史料、版本、调查三者相结合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井冈山的斗争》是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为了能把这个报告送达中央,曾抄写了三份,通过不同的地方党组织转送。在档案中保存下来的只有两份,一份是由湖南省委转送中央的(以下简称“湖南本”),一份是由江西省委转送中央的(以下简称“江西本”)。194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收入的这篇文章是湖南本,毛泽东作了少量文字修改,排校中出现一些错漏字和衍字。建国前编印的几种《毛泽东选集》,收入的这篇文章都据《六大以来》。1950年编辑《毛选》第一卷时,此篇以老《毛选》为底本,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但没有同江西本对校。江西本同湖南本在某些史实和词语方面有出入,这次通过这篇文章的原抄件、铅印版本的对校,并查阅其他史料和进行调查访问,共订正史实和词语近20处。下面举两个例子。
(一)将“在永新有……西乡的小西江区”订正为“在永新有……西乡的小江区”。湖南本原文为“西乡小江西一区”,《六大以来》误植为“西乡小西江一区”。江西本为“西乡小江西区”,同湖南本相近。编辑《毛选》第一卷时,在“西乡”后边加上“的”字,删去“小西江”后的“一”字,成为“西乡的小西江区”。可是,《井冈山的斗争》另一处说“永新的小江区”。为了弄清这一地名,查阅了当时的一些文献资料,证实永新县有“小江区”,而无“小西江区”和“小江西区”。为了使修订确有把握,询问了永新县委党史办公室负责人,答复是“小西江区”和“小江西区”均误,应是“小江区”。
(二)将“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和“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中的两处“茶、油”删去顿号,订正为“茶油”。在湖南本和江西本中,这两处都为“茶油”。在《六大以来》中,一处印为“茶、油”,另一处仍为“茶油”。建国后编辑的《毛选》第一卷,将另一处也改为“茶、油”。为弄清究竟应是“茶、油”两种产品,还是“茶油”一种产品,查阅了当时有关湘赣边界的历史文献,证实“茶、油”是“茶油”之误。例如,1929年2月25日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谈到湘赣边界的经济情况,都是说的“茶油”,而不是“茶、油”。由此可以断定这几处“茶油”都不是指茶和油两种产品,而是说的用油茶树的种子榨的油。此外,还向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进行了解,他们根据当地的物产情况,说《毛选》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的两处“茶、油”,应是茶油,而不是茶和油。
这次修订中,有的问题是以版本考证作为依据的,例如,将《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处“工农人民”订正为“工人农民”。这篇文章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两种反革命“围剿”,“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工农人民”这一词组,用在这里不大准确,怀疑有误。查《新民主主义论》的几种版本,发现有些版本上是“工人农民”。1940年在延安刊印的《新民主主义论》,主要有三种本子。一是首次发表这篇文章的2月15日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其中是“工人农民”;二是稍后几天刊载这篇文章的《解放》第98、第99期合刊,其中是“工农人民”;三是解放社3月出版的单行本,其中是“工人农民”。从版本价值讲,《中国文化》创刊号和解放社出版的单行本应是比较具有权威性的。从上下文的意思看,也是“工人农民”更准确,《解放》周刊印为“工农人民”,可能是排校方面的差错。建国后编辑的《毛选》第二卷,所用的底本沿袭了《解放》周刊所误刊的“工农人民”而未得到校正。
这次修订中,也有的问题是以调查访问获得的材料作为依据的,例如将《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的一个人名“圆盘珠”订正为“盘圆珠”。盘圆珠是湖南酃县中村人。湖南酃县县委党史办公室的同志曾写过“圆盘珠”应是“盘圆珠”的考证文章。前几年我们访问酃县,走访中村时,一位年逾古稀的管理中村革命遗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盘圆珠,乳名圆珠狗,瑶族人。他居住的那个村子,瑶族人只有两个姓氏,一姓盘,一姓赵,没有姓圆的。
    全面地评述人物
在《毛选》第一版中,关于人物的注释有80多条。这些人物不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知名人士,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或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或在文化界等,曾经有过重要的或一定的影响。第一版对有些人物的注释,评论比较多,断语比较多。这次修订,从理解正文的需要出发,客观地介绍人物一生中的主要经历,重点注明同正文有关的重要情节或背景,修正对某些人物的偏颇的评述或不准确的提法。
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对张国焘的注释,一开头是几句政治性的断语:“张国焘,中国革命的叛徒。早年投机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在党内错误极多,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张国焘确实是一个错误非常严重、最后叛党的人。但是,张国焘有在党内18年的经历,只是简单地说他“早年投机革命”是不恰当的,也不能如实地反映张国焘的这一段历史。这次修订,删去原注的“早年投机革命”的断语,介绍了张国焘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后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并出席中共“一大”,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在党的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同时,明确地写出他分裂红军、分裂党的严重错误,最后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被开除出党。
第三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对梁实秋的注释,注文说:“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他在长时期中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坚持反对革命,咒骂革命文艺。”这个注文不够妥当。梁实秋是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和教授。1926年参加新月派。他在关于文学的翻译、文学的阶级性等问题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进行的论战中,发表过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受到鲁迅的批评。这次修订,根据以上情况改写了原注,以介绍他的一些经历为主,结合正文中的“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指出鲁迅曾著文批评梁实秋,并写出鲁迅的有代表性的批评文章的篇名,以便读者从这些文章中了解梁实秋的文艺主张和立场。
这次修订,作了以上这类改写的人物注释,还有陈独秀、戴季陶、胡汉民、周作人、何鸣、谭延闿、陈纳德等。人物注释的修订,是比较复杂的,颇费思索和斟酌。全面地了解和分析一个人,需要查阅大量的材料,不仅要了解一个人一生中的主要经历和活动,还要了解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进行客观的分析,得出准确的判断。
    通过注释发表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思想观点
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毛泽东总结和概括在《毛选》一至四卷中的观点和理论,其中个别的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他自己又作了补充和修正。这种补充或修正,具有重要的思想和理论的意义,应当通过一定的方式介绍给读者。这次修订《毛选》一至四卷,注意到这一问题,增写了几条注释,将毛泽东对自己的某些观点和理论的补充或修正,写成注文,提供给读者。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第7部分《驳资产阶级专政》中,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观点,他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巴西的两位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谈话中,对上述观点作了修改。他说:《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个观点需要修改。这个观点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就不适用,它们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将来还要多。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毛泽东还说:《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这个观点还没有来得及修正,下次出版时就要修正。因此,这次修订,将毛泽东同巴西记者的这一段谈话写成一条注释,放在《新民主主义论》的上述一段话之后。
毛泽东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这篇评论中,驳斥艾奇逊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所谓“极权政府”的诬蔑时,曾说:“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府,包括受帝国主义庇护的德意日三国的反动派政府在内,都是这样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现在也成了这一伙的帮手。”“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现在也成了这一伙的帮手”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不正确的。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参加“八大”的代表团时,纠正了自己过去的上述说法,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毛泽东说: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这是1948年的事。1949年情报局骂你们是刽子手、希特勒分子,对那个决议我们没有表示什么。1948年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应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样急。反过来,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采取商量、说服的办法。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次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毛泽东的这段话讲得十分深刻,在今天仍是处理国际上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之一。这次校订,将毛泽东的这段话写成一条注释,放在“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现在也成了这一伙的帮手”这句话之后。
    潜在的工作,大量的心血
《毛选》一至四卷正文的修订工作,是逐篇逐句逐字(包括标点符号)反复地细读和推敲,发现疑点,找出问题,再查阅史料进行考证和研究,作出判断,确定是否需要修订,并提出修订的方案。工作量是很大的。各卷书末所附的正文校订表,一至四卷订正之处总共也不过约80条。这些修订,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读者也不难想到这里面凝聚着参加修订工作的同志的大量的劳动。但是,更大量的工作和劳动,是读者不易看出来的或看不出来的,是潜在的。《毛选》正文的99%以上的部分,是没有作修订的,但并不意味着这些部分没有花费大量的工作和艰辛的劳动。许多地方也是经过周密细致的研究和考证,才能判断它们是正确的、准确的和不需要修订的。注释的修订,也有大量的潜在的劳动。《毛选》一至四卷原有注释872条,这次修订作了内容方面修改的达300余条,占原有注释的1/3强。约2/3的原注没有作内容方面的修订,这也是根据大量的材料对这些注释的内容作了考证之后,证实它们的内容是准确无误的。
关于大量的潜在的工作,下面举一个例子,可见一斑。
第二卷的《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有一句话是:“武汉失陷后日本的甜言蜜语,例如放弃其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转而承认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例如所谓华中、华南撤兵的条件,乃是诱鱼上钓取而烹之的阴险政策,谁要上钓谁就准备受烹。”这句话中两处使用的“上钓”一词,是经过查考和反复斟酌才决定不修改的。这里的“上钓”,就是上钩的意思。在古汉语中,“钓”字既可作动词,也可作名词,作名词时的含义是钓钩。但在现代汉语中,“钓”字只作动词。毛泽东在第二卷《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曾说“危险是在中国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准备去上敌人的钓钩”,用的是在现代汉语中作名词的“钓钩”。按现代汉语的要求,这次修订曾经考虑将上述两处“上钓”改为“上钩”。但是,还必须考虑以下两方面的情况:一是毛泽东在自己的文章中有不时用一些文言词语的习惯;一是“上钓”一词是有出处的,在过去出版的讲姜太公垂钓渭水而遇周文王的历史故事的书籍中曾经用过。元代话本《武王伐纣平话——吕望兴周》一书中说:“当日,姜尚西走至岐州南四十里地,虢县南十里,有渭水河岸,有磻溪之水。姜尚因命守时,直钩钓渭水之鱼,不用香饵之食,离水面三尺,尚自言曰:‘负命者上钓来!’”鉴于以上情况,决定“上钓”一词不必修订为“上钩”。
《毛选》正文的修订,包括对标点符号的修订。修订的原则,是只改正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不求规范化和统一。标点符号的修订,读者是不易觉察的,但在修订过程中也是经过反复推敲,付出不少劳动,并请语言学家帮助审定的。第二卷第一版第609—610页上有这样一段话:“既然中国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这次修订,将“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前面的分号改为逗号,将“既然如此”前面的句号改为逗号。
《毛选》一至四卷的修订工作,经过艰苦努力已经完成,第二版已经同读者见面了。这次的修订工作,还要接受历史的检验和读者的评判。参加修订工作的同志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但由于思想理论水平和知识水平的限制,以及工作中难以完全杜绝的疏漏,修订工作可能存在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以批评指正。
                       (冯蕙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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