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与发挥主观能动性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实事求是与发挥主观能动性
吴广才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８０１页）我们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是党的思想路线，是做好工作关键一环。
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而调查研究，就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实事求是同发挥主观能动性是一致的。
作为认识论，实事求是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它既区别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又区别于各种庸俗、机械的唯物论。在认识过程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实事求是这一科学的认识路线对我们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中人们占有的感性材料不一样，研究取向不一样？为什么面对同样的“实事”人们的结论却很不相同，甚至截然对立呢？这类问题反映了人们在认识活动中主观能动性的性质和水平很不一样。为了在调查研究中求得真正的“是”，我们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能动性，摒弃一切主观臆造性，从事物、现象和过程的全部基本事实出发，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使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一致，从中找出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以作为行动的向导。
“实事”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这些事物都是我们调查研究、发现真理、把握规律的实际对象。但在具体的认识过程中，我们不可能包揽无余地面对和研究一切“实事”，而必须判定和选择那些与我们的实践和价值目标关系较为密切的“实事”，舍弃或暂时舍弃那些与我们的实践和价值目标关系不够密切、甚至比较疏远的“实事”。这实际上是选择研究的课题。这个选题过程也就是判定和选择具体的“实事”的过程。这种判定和选择，是人们根据社会实践的要求，确定价值目标并将其付诸实施的行为。这使调查研究在开始之时，就带上了一定主观能动性。然而，实事求是，不允许人们按照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念及其派生物——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等等来判定和选择具体的认识对象——“实事”，更不允许人们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西方的价值目标出发来判定和选择具体的“实事”，因为这种判定和选择是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与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相悖的。这就是说，我们的调查研究，必须从党的事业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出发来选题，即判定和选择“实事”。
根据这样一个原则，在调研题目的选择上，大体要按这样一个层次系统来把握：社会主义是我们当今实践的主题，是我们最基本的价值。我们应当首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大框架之内进行价值判断，选择调查研究的题目；实现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是我们现阶段全党、全民的中心任务，应当围绕这个中心进行价值判断，选择调研题目；立足本地，服从全局，在如何搞好本地各方面工作上选择题目。其中，要以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为主线，以加强决策研究为重点，以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为目标，着重选择那些事关全局发展的重大问题来研究；围绕本部门、本单位的职能，从适应全局需要出发进行价值判断、选择题目。
一定的选题确定之后，人们所要发掘和占有的“实事”的界域便被大体确定了。接下去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深入到实际中去广泛发掘和占有材料，捕捉“实事”。作为认识对象，“实事”相对于认识主体，它总是若隐若现，若明若暗，复杂纷呈，变化不定的。没有认识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就不会全面而透彻地占有它，从而也就无从发现“是”。因此，在发掘和占有“实事”方面发挥主观能动性，也是实事求是的一个内在要求。按照党的实事求是原则，这种主观能动性，首先表现为对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过去，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和军事侦察人员为了搞到和摸清敌人的情报，要经受生与死的考验，没有革命的责任心和事业心，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今天，我们调查研究中发掘和占有材料虽然不再过“生死关”，但仍是一种艰苦的劳动，需要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或者仅仅是为了个人进行“自我表现”，那么，我们就难以“入虎穴”，得“虎子”。那种作风飘浮、懒惰，不管调查什么问题都习惯于在大面上“听一听”、“望一望”，不肯下苦功夫的做法，大都是犯了这个毛病。其次，这种主观能动性又表现为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作风，即时时处处相信和尊重群众，不摆官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不耻下问”，甘当小学生。最后，它还表现为科学的调查方法。以较少的时间获得较丰富、较有价值的材料，这是一种工作艺术，也是一种能动性的反映。
在这方面发挥主观能动性，应注重下列材料的发掘：反映事物总体轮廓的材料；反映事物本质的典型材料，这种材料虽然直接反映着个别，但由于其典型，因而具有普遍性的品格；反映事物变化和趋向的新材料；反映事物与外部环境联系的相关性材料，这种材料展示着事物的涉外关系及其在更高一级系统中的地位；其它一些有分量的材料。只要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抓住这些材料，我们对“实事”的占有就可以走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闻涛声、不见大海”的状态，我们的“求是”就有了可靠的前提和基础。
调研不可能像农民收割庄稼那样尽可能做到“颗粒还家”，而是有所取，有所舍。这种取舍本身，就是处理。当对材料的发掘和占有达到比较充分的程度时，对材料的处理和驾驭就进入了总体性的决定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实事求是的能动性要求特别突出。呈现在认识主体面前的“实事”材料一般还是庞杂的、零碎的、粗糙的、表面的、不系统的。要从这些现象性的东西中发现事物的内部的本质联系，即规律性，认识主体仅仅从直观的意义上接受它们，承认它们的真实性，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整理、透视，即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从中提炼出普遍性、规律性的认识，形成对于我们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和对策。而要使认识达到这样一种优化状态，就必须选择正确的立场和理论前提，选择正确的理论方法和参照坐标，选择正确的思维角度和层次，选择正确的推理方式和表述方法。没有这些选择，不优化认识的主观条件，“实事”材料再丰富，也不会形成科学的结论和对策。这些选择的核心问题，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来处理材料、形成结论。不坚持这一条，选择就无所谓“正确”，结论就无所谓“科学”。因此，处理和驾驭“实事”材料的过程，不仅是尊重“实事”的务实过程，而且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为指导的能动过程。
在调查研究中，我们需要自觉地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紧紧把握社会实践的主流，从实践中探求两者的结合点，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做到人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达到预期的目的。　
　　　　　　　　　　　　　　　（本文作者为中共吉林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