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的题中之义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的题中之义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鲍世修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一个半世纪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看，要实现社会主义，根本的途径是暴力革命，而要进行暴力革命，根本的手段是建立一支能够忠实执行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政治纲领的新型人民军队。因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来自丰富革命斗争实践的宝贵经验，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的题中之义，而且是这一学说的核心内容。正因为如此，早在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到来之前，国内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曾一再攻击我国军队建设的这一根本制度。他们竭力鼓吹“军队非党化”、“党军分开”等资产阶级观点，其流毒之深之广，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很有必要通过对历史的简要回顾，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识一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命题的科学价值和客观真理性，以明是非，以正视听。
上一世纪４０年代末期，当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力量登上欧洲政治舞台时，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给他们提出了“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１卷第１页）的宏伟目标。到５０年代初期，马克思恩格斯又在总结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欧洲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发布“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的方式，向无产阶级提出了建立自己武装组织的庄严任务，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铺垫了第一块理论基石。他们指出：鉴于资产阶级在同工人联合的反封建、反异族奴役的武装起义中一获得胜利就背叛革命，因而“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要听从由工人所建立的革命的市议会调动。”（同上，第６１页）
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除指出了无产阶级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并保持其独立性外，还特别强调了听谁的话的问题。由于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初欧洲各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组织，因而这里所说“革命的市议会”，正是当时集中反映工人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独立武装组织思想的时候，就考虑过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强力工具，是为一定的阶级及其政党的纲领、路线服务的。这一思想在列宁的论著中多处有所涉及。俄国１９０５年革命期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军队问题上，曾同沙皇政府和俄国自由资产阶级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资产阶级为了欺骗群众，故意隐匿国家的阶级实质，鼓吹军队不问政治、不依附于任何政党，只忠于国家宪法。对此，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保持中立。不要让军队参与政治，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的伪善的奴仆们的口号，实际上他们一向把军队拖入反动的政治。”（《列宁军事文集》第７６—７７页）
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当布尔什维克党面临创建一支无产阶级正规军的时候，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们却要求建立一支什么“全民武装”。列宁及时揭露了他们这种漂亮口号的真实用心，指出：“我们敌人的口号是武装人民，而我们则主张阶级武装，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获得胜利的，并将永远获得胜利。”（《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４０卷第１７１页）这清楚地说明了共产党创建的军队的阶级实质以及这支军队对党的从属性。
列宁缔造的苏联红军是世界上第一支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这支军队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传统是列宁亲自规定的。１９１８年１２月，俄共（布）中央在列宁的主持下所作的《关于军事部门的政策的决议》指出：“同其他所有部门和机关一样，军事部门的政策，也是准确地建立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在它的直接监督下所作出的总的指示精神之上的。”（《苏联共产党论苏联武装力量》，莫斯科１９６９年俄文版第３５页）１９１９年１１月和１９２０年３月，列宁在分析内战时期红军战胜白匪的主要原因时指出，“尽管有一些军事专家叛变，我们仍然打垮了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在红军中有共产党支部”，红军“由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这支先进队伍领导着”（《列宁军事文集》第５８３、６２４页）。
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国内外敌人进行长期殊死搏斗的过程中，更有深切的体验。他们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在理论上做出新的概括，从而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基本上不懂得独立掌握武装的必要性。大革命失败，成千上万赤手空拳的仁人志士人头落地，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了枪杆子在推翻剥削阶级统治、解放劳苦大众事业中的极端重要性，于是有了１９２７年的南昌起义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此后，党在革命实践中围绕如何保证红军忠实执行党的纲领、路线，如何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等问题，进行不断探索和总结，逐步得出了只能是“党指挥枪”的科学概念。到了１９３２年，我党又在一份正式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政治工作的训令》）。而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则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２卷第５４７页），从而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更加牢牢扎根。这里应当指出的是，“绝对领导”的提法，如果单从字面看，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是从没有出现过的。而从实质上讲，它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因为它明确规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同它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之间所特有的那种别人无法取得的特殊领导关系。这不仅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的要求，而且还是对这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