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花》的提示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心花》的提示
　　屠岸
　　《心花飘向远方》摆在案头，已经翻阅了几遍。这是王笠耘同志亲手赠给我的一本诗集。在成书之前，其中一部分我有幸读过，现在再读，感到更加亲切，而且发现了一些过去读时未曾发现的动人诗情。
　　《心花》这部诗集中有自由诗、现代格律诗和半格律诗，但诗人花大力气的则是借鉴或运用陕北民歌“信天游”形式创造的篇章。这些诗，特别是后者，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灵。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已成为中国新诗史上划时代的名作。有人企图否定这部作品，恐怕是徒劳的。一部作品的价值总是由历史来决定，由最公正的时间老人来决定的。民歌风的新诗是否还具有生命力，也该由广大读者来决定。《心花》中的一些民歌风抒情诗和叙事诗所透露出来的浓烈的诗情使我相信，这些作品会有着长久的艺术魅力。如《草原：爱与仇》就描写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内蒙古草原上牧民同王爷之间各种你死我活的斗争，通过斗争的主线又表现了草原上多种多样的生活风貌和人物性格。又如，《武侯祠哀思》是一首咏史诗，但诗人不是为咏史而咏史，而是借助于对历史人物的凭吊，抒发自己对当前现实政治的抑扬褒贬。这些诗都运用了民歌形式，但丝毫无损于诗人的政治抒情——不，毋宁说，诗人正好在这些政治抒情诗里充分发挥了民歌体的特长。
　　现在人们很有兴趣谈文艺的民族化问题。当然，我们不能把民族化理解得太狭隘。一些原本是外来的形式，如话剧，自由诗，交响曲，油画等，不应简单地被排斥在民族化的范围之外。只要这些形式已经在民族的土壤里扎了根，它们就是属于我们民族的艺术形式。古典诗歌和民歌是民族的，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也可以是民族的，只要它们表现了民族的思想、感情，运用了民族的语言，符合我国人民的审美要求。但有些人反过来排斥民歌和民歌风新诗，那就走到另一个极端了。不可否认，民歌风新诗所体现出的民族化群众化的情韵风味，是比较突出和独具一格的，是别种流派风格的新诗所不能替代的（正如别种流派风格的新诗不能由民歌风新诗来替代一样）。《心花》中的民歌风诗篇为我们提供了例证。这些诗篇所散发的芬芳的乡土气息，它们的虽有一定规律却决不单调而是丰富多变的节奏，它们所蕴含的真实、朴素、深挚而又强烈的思想情愫，这些，都深深地刻上了民族化群众化的印记。这种民歌风新诗确实是“百花齐放”花园中的一朵香花。我想，百花应该斗奇竞妍，也应该互相扶持。民歌风新诗作者应向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学习，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诗人是否也能从民歌和民歌风新诗中学到从别处学不到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