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亮节励后人——怀念我的父亲胡华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高风亮节励后人
　　——怀念我的父亲胡华
　　胡静
　　三年前冬天的一个日子里，天是那样寒冷、阴沉，整个大地都笼罩在一片阴郁之中。上海二军医大肝胆外科的病床上，爸爸与死神进行着最后的拚搏。终因积劳成疾，耗尽了全部精力，带着一丝遗憾溘然长逝，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为之奋斗近半个世纪的中共党史研究事业。在沉痛的思念中，爸爸的音容笑貌经常闪现于脑际，仿佛仍在给我难忘的教诲。
　　１９３７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年仅１６岁的爸爸还是一个学生，就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家乡奉化组织“醒民剧社”，演出救亡话剧，教唱抗日歌曲。毛主席曾亲自写信鼓励和赞扬爸爸主编的《战时大众报》。１９３８年，在奉化地下党的指引下，爸爸凭一颗赤胆，瞒着祖母准备投奔延安抗日根据地时，被祖母发现后竭力阻挡，并托人叫回了正在杭州做事的爷爷一起来说服他。爸爸是独子，对父母也极为孝敬，但他声泪俱下地对他们说：“我不愿当亡国奴……”终于说服了他们，把个人的前途和全民族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跋山涉水，奔赴延安，从此开始了他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爸爸被剥夺了工作权利。他以历史学家的深刻洞察力，坚信党的正确路线一定会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他对林彪、“四人帮”篡改歪曲党史的卑鄙行径深恶痛绝。恢复工作以后，爸爸在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中竭力抵制“四人帮”的谎言，坚持秉笔直书的品德。粉碎“四人帮”以后，爸爸率先在党史学界冲破禁区，为恢复党的历史的本来面目，为捍卫党史研究的科学性、纯洁性，不知疲倦地四出讲演。他还认真参加党中央组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的讨论。在那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爸爸在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坚持教学与研究工作，为党培养了大量高级人才。解放后，爸爸继续在教育园地里辛勤耕耘，并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成为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中共党史专家，他勤奋著述，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先后编写、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革命史讲义》，成为我国大学生和党政干部学习的重要教材。他与翦伯赞、邵循正合著的《中国历史概要》，出版有日、英、法、德、西班牙等多种译本。自１９８０年起，爸爸不顾多病之躯，孜孜不倦致力于《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的组织审稿、定稿工作。他主编的这套丛书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１９８６年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爸爸获最佳主编奖；１９８７年又获吴玉章奖金历史学一等奖，在国外已被译成多种文字转载或出版。
　　爸爸从１７岁参加革命，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他晚年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名誉主任，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委员，全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兼大型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主编，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学编委，科学社会主义编委，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高校职称评定委员会副主任等１０多个重要职务。但他从不利用自己的声誉为我们捞取任何好处。
　　爸爸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的同时，我们作为他的子女，也被下放到吉林、内蒙古、黑龙江的农村接受再教育。逆境中，他多次写信谆谆告诫我们好好劳动，空闲时间多看书学习，不要荒废了学业。爸爸从不溺爱子女，而是让我们自力更生，凭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努力来创造生活。爸爸对我们子女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上学时鼓励我们入队、入团，参加工作后又鼓励我们入党，我们有了错误总是不留情面地批评我们。弟弟胡刚从黑龙江兵团回京考大学，只差几分就可录取。我们都求爸爸去帮他说说，可是爸爸却教育我们要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弟弟发愤努力，第二年终于以较高分数考取了夜大。爸爸对我们兄弟姐妹婚姻大事的原则是：注重人品，不讲门当户对；勤俭持家，反对大操大办，大手大脚。爸爸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他生活俭朴无奢求。人民大学位于北京西郊，我们家住在城里。为了工作方便，父亲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他的办公室里度过的，在一张单人木板床上睡觉。他的穿着普普通通，一套出国用的礼服在外事活动时才穿。平时的衣服常常是补了又补。天冷了，爸爸经常到大学生宿舍去看望学生，看看宿舍里暖气热不热，询问学生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
　　爸爸从确诊病情到逝世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忍着肝区剧烈的疼痛，躺在病床上还审改了７０多万字的《中共党史人物传》初稿，看了３０多万字的《周恩来年谱》征求意见稿，批改了３个博士生的论文提纲，他又读了大量有关党的十三大的文件、资料。他还写信给正在广州召开的党史人物传审稿会的全体同志：“我如手术顺利，存活下来，当一如夙愿，同大家共同完成党史人物传五十卷的历史性任务。我如不能通过手术战胜病魔，人生自古谁无死，只是不能为党完成我许多未竟的工作，而党史人物传，五十卷，是荦荦大者。”
　　爸爸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因此，对治疗自己的肝癌，多次坚决表示，要动手术，宁可冒风险，也绝不等死。他也深知“手术危险性很大，生死参半”。他向我们和有关同志交待后事：“参加革命半个世纪来，九死一生，我不计较生死。如手术不能过关，我死之后，就在上海火化，不要骨灰盒，骨灰装在一个口袋里，在我故乡村庄的山上大松树下深埋，不要开追悼会、告别会之类，遗体献给医学科学供二军医大解剖。”
　　爸爸离开我们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只留下十几架书和一大堆手稿。而最宝贵的，是他教我们如何做人，他一生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平易近人，严于律己，不谋私利，一心为公的优秀品质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进取精神，我们将从中汲取营养和力量。去年我和哥哥、姐姐，按照爸爸的遗嘱，把他的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取出护送到原籍奉化，深埋在家乡的土壤里。爸爸病重时曾说过：“从１７岁我就参加革命，九死一生，对死我倒没有什么。我从小吃苦，一生辛劳，没得休息。对我来说，生是努力、奋斗，死是休息、安息。”爸爸，您现在终于能够休息了。我们一定牢记您对我们的谆谆告诫，严于律己，勤奋好学，谦虚谨慎，做一个对国家、民族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