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念同志英名永存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先念同志英名永存
陈再道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李先念同志与世长辞了。当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后，心感无比悲痛，即来到先念同志的家中，悼念这位曾经带领我们战斗过的老领导和卓越领导人，并向先念同志的夫人林佳楣同志及其子女们表示慰问。站在先念同志的遗像前，看着他那深邃的目光和慈祥的面容，更加深了我对先念同志的无限崇敬和思念。
1927年8月1日，南昌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继后，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各地党组织积极组织秋收起义。中共湖北省委按照中央指示，即派人分赴各地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委派一批政治、军事干部，到党的组织比较活跃，有一定工作基础，群众运动开展得好，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武装和具备有开展武装斗争条件的鄂东地区，组成鄂东特委和鄂东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黄（安）麻（城）两县的农民武装，于1927年11月，举行了“黄麻起义”。先念同志是黄安（今红安）县人，当时任乡农民协会执行委员，我是麻城县（今麻城市）农民武装中的成员，我们一同参加了这次起义运动。这段时间，我与先念同志虽还不曾相识，但同一个革命目标和同一次战斗行动，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黄麻起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集结重兵，勾结当地土豪劣绅，以凶辣残忍的手段血洗了黄安城。为保存革命火种，党组织决定除留下少数同志坚持斗争外，大部分同志转移到黄陂县的木兰山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因工作和斗争需要，先念同志后又转入地方工作，由于工作有成绩，担任了黄（陂）黄（安）南县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对敌斗争的需要，为壮大革命武装，1931年10月，先念同志又率领300余名优秀青年加入红军，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政治委员，当时我在十一师三十二团当营长。他率部同兄弟团一道，共同参加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因三十三团完成战斗任务出色，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被方面军总部授予“共产国际团”的光荣称号。1932年9月，先念同志升任第十一师政委，不久，我被调到三十一团任团长。从此，先念同志成为我们的直接首长和上级领导。在工作和战斗中，我们对先念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在反四次“围剿”的斗争中，他同师长倪志亮同志指挥部队，在冯寿二、七里坪、胡山寨恶战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之后，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进行战略转移，他又指挥部队在枣阳新集和土桥铺地区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堵击，为全军打开通路，并在危险时刻保证了总部的安全。在子午镇战斗中，先念同志不幸身负重伤，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都为他的伤情担忧，但他仍以坚强的毅力，坐在担架上指挥部队顽强战斗，冲破敌人的追堵，翻秦岭，涉汉水，率部到达川陕，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3年5月，在方面军进行空山坝决战中，他奉命率十一师迂回敌后，切断敌人退路，在夺取反三路围攻战役的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旺苍县木门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将四方面军的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以原十师为基础与赤江、赤山独立团和万源、江口地方武装组成第四军，下辖十师、十一师、十二师，我任十一师师长；以原十一师为基础与苍溪、长池独立团等部队组成三十军，先念同志任该军政治委员。这次扩编，从隶属关系上又把我们同先念同志分开了。直到我担任第四军军长，在方面军召集的一些大的军事、政治会议中，我们才常有接触。先念同志在十一师任政治委员期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精于本级组织指挥，熟悉了解部队，关心体贴下级，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机智沉着，为人师表，谦虚谨慎，团结同志，作风正派，处事公正，特别是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把上级的指示、决定同本级所担负的任务相结合，通过自己简练的语言，去激发调动部队战斗力和工作积极性的本领，深得干部战士的信赖。
1936年秋，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发布了《十月作战纲领》。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一部组成向东防御部队，抗击敌人进攻，为渡河部队争取时间。我们四军留在河东抗击敌人。先念同志所在的三十军是担负渡河任务的先头部队，他指挥部队在靖远县的虎豹口突破黄河天险，又在兄弟部队的协同下占领战略要地一条山、五佛寺。之后，党中央和军委决定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他指挥三十军在极其困难的险恶条件下，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斗争，给敌军以重大杀伤。
自虎豹口分兵之后，我们始终惦记着在一起并肩战斗过的三十军和其他西渡黄河的兄弟部队，但由于当时通讯条件差，一直得不到确切消息，这使我们这些长年带兵打仗的人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在严冬将尽的时候，我们才得知西路军失利的消息，当时，真恨不得插翅飞过去解救他们。党中央为解西路军之危，决定立即组成援西军，我们四军也参加了援西任务。当我们进至甘肃东部镇原时，突然接到停止前进、原地待命的命令。刘伯承司令员宣读电报说：西路军经过多次浴血奋战，屡遭挫折，伤亡很大，最后到了祁连山，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听到此，我们在场的人都流下了悲痛的眼泪。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先念同志又受命于危难之际，负责统一军事指挥。他率余部翻山越岭穿戈壁，安全脱险，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赞扬。对西路军这段历史，先念同志作为见证人，以大量充足的史料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记述了这段历史，为研究西路军史留下了珍贵史料。他强调并提醒人们不要为过去的一得一失纠缠不清，应维护安定团结大局，集中精力搞改革开放。
解放后，先念同志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兼政治委员，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刚解放的湖北处在千疮百孔、万事待兴的情况，大量的工作需要他亲自安排、组织和带头去做，肩负的担子十分沉重。他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压倒，而是紧紧地团结和依靠各级干部、党员和人民的力量，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本地实际相结合，制定出一套符合湖北实际的政策和措施，并认真组织付诸实施。他重视调查研究，经常深入基层检查指导工作，发现解决问题。荆江分洪工程足可见证。先念同志在调查研究中发现荆江水泛滥时给人民带来灾难，改造它可变害为利，造福人民，即成立以他为主任的荆江分洪委员会，领导30万军民组成建设大军，克服困难，苦战一年，建成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座最大的防洪工程，为以后的防洪排涝起到了巨大作用。我曾看过荆江工程，在当时条件下能建成那样大的工程，确实需要勇气和胆略。先念同志调中央工作后，对湖北省的建设仍很关心，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到湖北考察，指导工作，由于他在湖北工作过，对湖北的建设和发展有建树，湖北人民对他怀有很深的感情。从1955年初我到武汉军区任职始，先念同志每次来湖北，只要我在家和情况许可，我都要去看看他，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尽的旧。但谈论更多的是经济形势，他对经济工作的谙熟和远见卓识，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先念同志调中央工作后，先后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和参与重大决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时，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建设。他集中精力倾全力于经济工作，通过学习和摸索，成为国家经济建设中出色的当家理财能手。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之一，危难之中挽救了党和人民。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先念同志成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协助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拨乱反正，调整国民经济，推进改革开放，日夜操劳，竭尽全力。他极力维护全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为加强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人士的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推动海峡两岸交往，促进祖国统一，发展与各国人民、政府和政党的友好关系，进行了广泛活动，作出了突出贡献。
1975年，我调中央军委工作，特别是到全国政协任职后，由于私人的交往和工作方面的原因，我每年都能与先念同志见面，每次见面在互致问候或谈完工作之后，他都要关切地问一些关于军队或政协工作方面的情况，以及一些比较熟悉的从一线退下来的老同志的家庭、身体和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并就对国际国内形势发表自己的见解，每次接触，都使我受益匪浅。
先念同志与我们永别了，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备受尊敬的良师益友。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认真学习先念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先念同志英名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