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与《三侠五义》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俞平伯与《三侠五义》
乐齐
《三侠五义》是清末出现的一部流传甚广的侠义小说。说起这部书的流传和保存，人们不能不首先想到著名文学家俞平伯和他的曾祖父俞樾（曲园）。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是清人根据单弦艺人石玉昆说唱的《龙图公案》及其笔录《龙图耳录》整理改编而成的。1871年以前即成书，1879年开始以《三侠五义》之名流传。十年以后，1889年，清代经学大师俞樾（1821—1907）读到这部书，不禁倍加赞赏：“及阅至终篇，见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他赞扬这本书“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在激赏《三侠五义》之余，他又认为书中开头一段“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殊涉不经”，乃“援据史传，订正俗说”，重新撰写第一回；又因书中所写不止三侠，又改书名为《七侠五义》。经过俞樾这么一赞一改，《七侠五义》于是身价倍增，不但取得了与《三侠五义》同时在社会上流传的地位；而且在中国南方，居然不胫而走，更为盛行。后来，又渐渐传入北方，京津书坊也大肆翻印。竟至《三侠五义》之原名，逐渐被《七侠五义》所掩没，反而少为人知。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学，把历来受歧视的小说、戏剧，提到文学正宗的地位加以推崇。五四前后，整理出版古典白话小说蔚然成风。1924年，亚东图书馆又计划重印《三侠五义》，亚东主持人汪原放嘱托俞平伯校点此书。汪原放选择俞平伯承担校点，当然也有他的考虑。一方面，俞平伯不仅是蜚声文坛的新诗人；而且，还是当时学术界冉冉上升的一颗新星。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厚实的功底，特别是对古典小说，更有深湛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的《红楼梦辨》，奠定了他在“新红学”中的地位。其时，他校点的另一部小说《浮生六记》，亦已出版。另一方面，作为俞樾的重孙，俞平伯自幼受过严格的家教，并得到曲园老人的亲自指点。他小时就读过经曾祖之手改订的《七侠五义》，对这本书的内容以及版本的流变，早已了然于心。因此，挑选这样一个人来点校《三侠五义》，无疑是最佳人选了。
俞平伯在《校读后记》中告诉我们，在点校之初，他对书名的取舍颇“有些踌躇”：《七侠五义》原是曾祖亲手改定命名的，如果再恢复《三侠五义》的书名，岂不是“违背祖训”？斟酌再三，他决定写信跟胡适“函商”。胡适首先肯定俞樾改定的《七侠五义》对这本书的流传起过积极有益的作用；同时又指出《七侠五义》的不足之处：“其实《三侠五义》原本确有胜过曲园先生改本之处。就是曲园先生最不满意的第一回，也远胜于改本。”认为俞樾“改本的第一回删去了那有声有色的描写部分，便没有文学的趣味，便不合戏剧的演做了”。关于书名的问题，他说不论是“三侠”还是“七侠”，都是个虚数，并非实指。他引证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为例，此书实际写了四个火枪手，而书名却冠以“三个”。因此，他认为，在书名“三”与“七”的问题上，“曲园先生太拘泥了”。在1924年3月7日致俞平伯的信中，他建议书名“似宜用《三侠五义》”。经过慎重考虑，俞平伯“觉得适之的意见已有可采取，于是就用了《三五》之名”。
俞平伯就是这样以一种“谨密”的精神，切切实实地进行《三侠五义》的校点工作。他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既没有简单地摈弃《七侠五义》于不顾；也没有照搬不误地完全依赖《三侠五义》；而是“以《三》为底本，而以《七》校之”。总的精神是，不拘版本，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当时正是新式标点符号施行不久，人们对这一新的书写符号，还不够习惯和熟悉。俞平伯就在书前专拟了《本书所用的标点示例》14条，一一介绍其用法并举例说明。整个校点过程，充分体现了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严谨、缜密、务实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经过一番切实的标点校勘，一部全新的《三侠五义》在1925年3月问世了。全书六十余万言，除正文一百二十回以外，前面有胡适序、问竹主人原序、俞平伯的《校读后记》和《本书所用的标点示例》；书后附录两则，收俞樾《七侠五义·序》和由他重写的原《七侠五义》第一回。这是自《三侠五义》流传以来最优秀的权威版本，是解放前最为流行的版本。
胡适在序言中说：“这回亚东图书馆请俞平伯先生标点此书，全用《三侠五义》作底本，将来定可以使这个本子重新流行于国中，使许多读者知道这部小说的原本是个什么样子。平伯是曲园先生的曾孙。《三侠五义》因曲园先生的表彰而盛行于南方，现在《三侠五义》的原本又要靠平伯标点而保存流传，这不但是俞家的佳话，也可说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了。”确实，俞家曾祖曾孙两次改定《三侠五义》这段佳话，在文学史上已传为美谈。